新古典增長所產生的問題應該都是有解的，報酬遞減可以通過有風險的投資與人力資本的組合來加以解決，結構性失衡可以通過完善市場體系來平衡，順差可以通過對外投資來平衡，為此，我們就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堅持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國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們在內外壓力之下，放棄了這些正確的選擇，轉而采取了結構調整、刺激內需和人民幣升值等不當的做法，結果，市場力量受到了壓制，中國經濟無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導的增長之路。

在應對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上的政策選擇是不正確的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主要是由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決定的。在二元經濟結構下，那些在報酬遞增的工業部門就業與在報酬遞減的農業部門就業的勞動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經濟出現高速增長，兩者的收入差距必定會趨于擴大。為縮小這種差距，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改革限制勞動力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通過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便讓農村居民有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機會。只要勞動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了，那么勞動收入必定會趨于均等化。但是，我們卻選擇了非常短視的具有轉移支付性質的補貼政策。其結果是，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并沒有縮小，而全社會的經濟效率卻顯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同樣發生在不同要素擁有者之間。根據國際經驗，在從傳統農耕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續下降的(因為土地不再是勞動對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資本要素的收入卻會因為其相對稀缺而呈較快增長，而勞動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勞動的壓制下增長較慢。為降低資本和勞動收入差距的擴大，正確的做法應當是開放金融市場、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以便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改變資本和勞動的相對稀缺性，借以達到平衡資本收益和勞動收益之目的。但是，我們卻選擇了金融壟斷和增加名義工資的做法，其結果是中小非壟斷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勞動成本越來越高，企業生產性投資銳減，就業增長緩慢，公平沒有實現，經濟增長卻面臨危機。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區域之間。與農業社會相比，工業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經濟增長在空間上是集中的。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的這個特征決定了區域之間生產總值與經濟增長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為防止居住在不同區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擴大，唯一正確的選擇仍然是人口流動。只要有人口流動，那么就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經濟增長在不同的區域之間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會卻會出現和諧性增長。我們這里所說的和諧性增長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夠自由地從缺乏經濟增長機會的區域流向經濟高增長的區域，那么人們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是否平衡，這在工業化時代是絕對不可能，而是在于人們是否有機會公平分享經濟增長的機會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們在應對區域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上的政策選擇仍然是不正確的，我們不是鼓勵人口在區域之間的自由流動，而是通過行政干預和政府投資力求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增長。其結果是環境破壞(在不該投資的地方投資所致)與投資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區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則未見拉平。

接受環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棄環境治理

就像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大規模的工業活動一定會對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我們究竟要不要工業化?假如我們想要逾越必定會帶來環境成本的工業化發展階段，那么我們是否有能力直接從農耕社會轉變成為一個服務型社會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一個未經歷過工業化充分發展的社會，既不會有消費性服務業的發展，也不會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既然我們不能從傳統的農耕社會直接進入到現代的服務型社會，那么我們就必須接受由工業化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打算接受環境成本和人為地破壞環境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們打算接受環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棄環境治理。中國目前環境污染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過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結果，只要政府監管不到的領域和地區，環境便會遭到極為嚴重的破壞。其實道理也很簡單，環境作為一種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業和個人來治理的，降低工業化時代環境成本的正確做法只能是在加強政府監管的同時對環境積極地加以治理。

中國貿易順差不可能通過匯率調整來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長造成的資源缺口并不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約束，就像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所面臨的資金和外匯兩缺口一樣，只要中國有足夠的外匯來進口資源，資源缺口絕對不可能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曾經出現過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是一個資源比中國還要匱乏的國家，但資源從來就沒有成為制約日本經濟增長的瓶頸，日本經濟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錯誤的匯率(包括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升值政策。那種以為通過匯率升值可以降低進口成本的想法，其實是很天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