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分兩頭說，先說前三十年。這個時期是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期，原子能、航空航天、電子和信息、醫學和生物學等科學領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為現代社會生產和生活提供了大量應用性技術。例如，原子能發電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煤炭和石油等石化燃料的供給不足問題;大型飛機的生產為各國之間的交往和運輸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大型貨輪、油輪和集裝箱技術的進步使得國際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半導體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大大節省了資源和能源，而且提高了效率;各種抗生素的開發和應用極大地抵御了如肺結核等嚴重傳染病的蔓延，提高了人們生活的質量;新型醫療器械的開發和治療技術不僅緩解了醫療過程中患者的痛苦，也提高了診斷水平。

同期，以發達國家為代表的世界經濟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從1950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快速發展時期，被稱為資本資本主義的“黃金期”或“小陽春”，主要動力就是科學技術的進步。141950年～1973年，法國實際GDP年均增長5.06%，意大利年均增長5.65%，英國年均增長2.95%，美國年均增長3.94%，加拿大年均增長4.98%，日本年均增長9.30%。這一時期，社會主義陣營也實現了快速增長。前蘇聯年均增長4.85%，東歐7國(包括：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合計年均增長4.86%。15也可以把這個時期看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增長率競賽”期。

然而，由于科學技術及其應用主要掌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手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增長更多地依靠“粗放型增長(extensive growth)”，而非“集約型增長(intensive growth)”。所謂粗放型增長，指的是經濟發展依靠人力和物力的更多投入，而不是依靠技術進步，換句話說是“低水平重復”，而不是遞進式或螺旋式上升。因此，粗放型增長雖然增加了數量，但是沒有增加質量，社會進步得不到體現。相比之下，集約型增長是盡可能少投入多產出，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這樣既能提高產出水平又能夠提高產品質量。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我國的經濟增長更多地表現為粗放型而不是集約型，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國的國情所限，所謂“人口多，底子薄”和“一窮二白”。所謂底子薄，除了社會財富少，生活水平低之外，更重要的是工業基礎薄弱，科學技術水平低下，人力資源不足。另一個原因是冷戰期間兩大陣營對峙，互相封鎖，缺少與外界的交流和溝通，沒有引進和消化先進技術的機會，也無法全面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

改革開放之后情況大不一樣，不僅通過“請進來”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也可以通過“走出去”直接到發達國家學習、考察和研究，這使得我國科學技術和教育水平有了一個飛躍，這種現象被稱為“后發優勢(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16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正是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的形成和普及期。最具代表性的科學技術進步就是電子計算機的小型化、高性能化以及互聯網的普及。其他，還有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的進步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的研究開發和普及傳播。這使得中國在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普及上都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和進步，如2012年我國申請專利的數量超過美國，排名世界第一。17

英國科學技術史學家李約瑟(J. Needham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一個疑問：從1世紀至15世紀，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于同時代的歐洲;但歐洲在16世紀以后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其阻礙因素是什么?這個疑問被后人稱之為“李約瑟之謎”(也稱“李約瑟難題”)。關于這個問題，已經有諸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作出了各自的解答。例如：“高水平陷阱說”認為中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限制了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產權限制說”認為中國缺乏對于個人財產權的充分尊重，制約了個性的發揮和創造力的提高;“中央集權說”認為高度的統一和集權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官僚體制說”認為中國的官僚體制限制了人們發揮想象力，難以進行創造性研究，如科舉制度;“閉關自守說”認為中國“重農思想”嚴重，商人地位低下，不重視國際貿易，導致閉關自守。18

以上各種觀點雖然各有道理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但是都存在一個重要局限：即它們能夠解釋現代中國為什么落后，而不能解釋過去中國為什么先進;或者說能夠解釋過去為什么先進，而不能解釋后來為什么落后。本文在這里不想對此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只想提出兩個問題供人們思考。第一，所謂“李約瑟之謎”存在一定的“誤區”，至少是我們解讀有誤或過度解讀。如前所述，雖然16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的確領先于世界，創造出了諸多輝煌成績，但是其他文明古國(如埃及、印度、阿拉伯、希臘、羅馬)同樣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這些國家后來也沒有成為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的領導者，有的甚至還不如中國。19第二，后來的中國不僅科學技術領域，在思想方面也沒有出現能夠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相媲美的具有獨創性的學說。因此，應該說整個社會缺乏能夠鼓勵創新的機制，其最大障礙就來自于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這種束縛根深蒂固，至今并沒有完全解放，甚至依然嚴重地阻礙著我國的社會進步。

與“李約瑟之謎”相比，我們更應該認真思考“錢學森之問”。2005年，錢學森在接受溫家寶總理在看望時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所謂“錢學森之問”，它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學校培養發明創造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創新型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脫穎而出的機制。

我們先看第一個層面。在學校教育方面，中國雖然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屬于佼佼者，不僅基礎教育比較普及，高等教育的數量和質量也具有一定優勢。在數量方面，每年有超過600萬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走上社會，其中大部分是理工科畢業生;在質量方面，我國不僅有“211工程大學”和“985大學”等重點大學，也有能夠進入世界前100強的著名大學。從硬件上看，這些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對教育的投入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對高等教育和重點大學的投入。加上社會資金的介入，大學的辦學條件得到了較大改善，很多學校不僅擁有寬敞優美的校園，而且有現代化多功能的教室和圖書館。

再看軟件方面。這里說的“軟件”指的是：學校的教學理念和方針、教師的水平和熱情、學習和學術的氛圍、甚至學校的風格和傳統等。與硬件相比，我國的大學相對缺乏“自由度”，包括教師的發言權和決策權、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決定、科研方向和課題的選擇等。這受制于整個社會體制的約束，也就是我國社會結構模式整體上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長期以來，我們缺乏對于“自由度”的認識，擔心“過于自由”會鬧出亂子或者“走偏”。殊不知，這會嚴重損害個人能力的發揮和創造力的提高，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之后，長期受到束縛的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農業生產得到了促進，農民收入得到了提高。農民不僅更努力地耕種分給自己的土地，而且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跑運輸、辦工廠、開公司、進城務工，不僅為自己的家鄉作出了貢獻，同時也為城市建設添磚加瓦。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活動更是如此，知識和科學技術的創新都需要掌握它的人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這些創造性活動和工作既需要集體的努力，往往也是個人智慧的升華。

如果說上面的問題來自于體制的缺陷，那么中國社會還存在一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頑疾”，那就是崇尚權威，缺乏獨立精神，進而也就缺乏獨創精神。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喜歡“老實人”，在學校是“三好學生”，在單位是“三好職工”，凡事都聽領導的，沒有個性，沒有主見，這嚴重地扼殺了人的“天性”，不利于創新。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模仿齊白石很像的畫家會載入史冊，如果張大千僅靠模仿石濤(清初著名畫家)而沒有獨到之處，也不可能被徐悲鴻稱為“五百年來一大千”。

我們還需要回答“錢學森之問”的另一層含義，即大學畢業生走上社會之后是否能夠真正成才，作出相應的成績來。與學校一樣，企業和科研單位都在同一個屋檐下。學校存在的問題，企業和科研單位也存在，只不過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企業希望學生一出校門就應該是“人才”，自己不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培養他們。其實，學校教育只能獲得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和技能，而不能獲得獨特的專業技能和經驗，企業所要求的更專門的技能和技術只有在企業內部才能獲得。那么，到了企業或科研單位以后，同樣會遇到前面提到的問題：即你只需要按照上面領導的安排做好本職工作就好，不需要提“合理化建議”。這樣，普通員工就與“有身份”的管理層離心離德，既然我沒有發言權，也就沒必要那么努力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前述諾貝爾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曾經針對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提出過一個概念：“社會能力(social capability)”，指后進國家要想追趕發達國家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和能力。20針對這個說法，日本學者南亮進將其概括為四條：人力資源、經營組織的現代化、信息網絡的發達和資本品產業的發展。他還認為社會能力會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增強，我們基本認同這種看法，雖然社會能力不止他說的這幾種。21總之，我們需要進一步提高和加強“社會能力”，跟上或引領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浪潮和經濟增長周期。

結語

以上通過對發達國家在產業革命時期的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過程的考察，揭示了一些具有規律性的啟示。第一，人類歷史上的科學技術進步有一個從中國等文明古國向西歐、再向美洲等地的擴散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先行者變成落伍者而后來者搶占先機，引領了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第二，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是連續的而不是間斷的，具有周期性和波動性，有高低起伏。到目前為止，一共發生了三次(或四次)產業革命(或科學技術革新的高潮)。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具有周期縮短、應用性增大、實用性和商品化速度加快、競爭性增強的特點。第四，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誰獲得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誰就可能在激烈競爭的經濟發展當中獲得優勢。

本文還考察了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并結合“李約瑟之謎”和“錢學森之問”討論了我國在教育、科研以及企業和社會整體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針對“錢學森之問”，認為中國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需要努力改進。特別是我們在體制上存在壓抑個性和缺少自由度的問題，應該盡快改變。另外，我國長期的封建體制造成了我們文化當中缺乏一種創新的“基因”，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注釋

①[美]喬利昂·戈達德：《科學與發明簡史》，遲文成主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11年;[英]利薩·羅斯納：《科學年表》，郭元林、李世新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吳國盛：《科學的歷程》(第2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②[美]喬利昂·戈達德：《科學與發明簡史》，遲文成主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11年，第202～203頁、277頁。

③[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何畏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④[日]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第2版)，畢志恒、關權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年，第8頁。

⑤[美]西蒙·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總產值和生產結構》，常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0頁。

⑥⑦⑧[美]W·W·羅斯托：《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38、10、11頁。

⑨關于專利制度及其經濟學分析，參見関権：「近代日本のイノベーション：特許と経済発展」，東京：風行社，2003年;關權：“專利制度與日本的經濟發展” ，《南開日本研究》，2011年。

⑩關于這個時期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參見關權：“中國依然需要韜光養晦”，《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2年9月(上)。

11王家福、夏淑華：《中國專利法》，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関権：「近代日本のイノベーション：特許と経済発展」，東京：風行社，2003年。

12關于普及曲線和技術普及問題，參見[日]清川雪彥：「日本の経済発展と技術普及」，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5年。

1320世紀80年代末期，數字技術剛剛顯露端倪，還不夠成熟，全世界的電子市場基本上是日本各大廠商獨占鰲頭的時期。處在弱勢的韓國三星集團下決心在數字技術上加大投入，到了21世紀，不僅與日本企業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超越，成為世界第一大電子廠商。

14關于這個時期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的論述很多，如[法]米歇爾·比爾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史》、[美]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威廉·米爾博格的《經濟社會的起源》等。

15[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北京大學出版社，伍曉鷹等譯，2009年。

16譚崇臺主編：《發展經濟學詞典》，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

17中國科學院國際科技比較研究組：《中國與美日德法英五國科技的比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18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第10章。

19關于科學技術進步的歷史有很多著作，如吳國盛的《科學的歷程》、[英]利薩·羅斯納的《科學年表》、[美]喬利昂·戈達德的《科學與發明簡史》。

20被定義為：“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充分利用經濟機會的社會和文化素質”，參見[美]戴維·N·韋爾：《經濟增長》，王勁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16頁。

21[日]南亮進：「日本の経済発展」，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95～96頁。

　The Cycle and Level of and the Late-starter Advantage in Economic Take-offs

—Analyz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a-led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Guan Quan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mastered a vast knowled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 a variety of fields. However, China is still not standing at the forefro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former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ertain countr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explored China'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liberation era and proposed ways to deal with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also discussed the "Joseph Needham Riddle" and the "Qian Xuesen's Question"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personnel training, enhancing "social abilities", and using the late-starter advantage.

Keywords: economic take-off, late-starter advantage, social ability, Joseph Needham Riddle, Qian Xuesen's Question

【作者簡介】

關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日本經濟。

主要著作：《近代日本的技術創新：專利與經濟發展》、《中國地區間工資差距與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