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文化桎梏封鎖。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幾千年來都以農業為基礎，長期的農業生產形成了農業文明，也給傳統文化套上了枷鎖。一方面，統治階級堅持“重農抑商”政策，極力阻止民營工商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上層封建統治集團自比“天朝”，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固步自封，閉關鎖國，限制與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交流⑦。文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耦合器，文化的推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層動力，長期的農業文化使中國形成了難以突破的閉塞框架，固守著傳統落后的農業文明，人們思想保守，生產效率難以提高。

縱觀世界先發國家的發展史，農業文明幾近消失，產業結構也已發生重大調整和升級，農業在國民生產中的比例越來越低，知識文明和現代文化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已經代替農業。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進步，高新技術快速推動人類的發展，農業生產逐漸被工業和服務業代替，鄉土文明走向終結，平面的農業社會開始向立體的知識社會升級。

社會經濟轉型的根本是文化的轉型，打破文化桎梏是實現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轉變的內在動力。幾千年的傳統文明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中華民族的骨髓，只有巨大的沖擊才能顛覆。因此，文化精進是一個艱難又長期的過程，只有通過技術創新不斷帶動思想創新，不斷引進知識經濟沖擊傳統文化，才能逐漸實現農業文化的瓦解。

傳統生產力線性發展。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產生的效益都遠遠高于工業生產，這使得中國長期都專注于農業，卻大大降低了勞動力價值。由于技術的長期滯后，傳統的農耕方式使生產效率一直得不到提高，農業邊際生產力持續降低，工業發展也得不到改善。中國的現代化不能僅僅局限于農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現代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英、美、法等國最早進入了現代化國家行列，并不是當時農業最發達的國家，其動力在于工業革命并伴隨了一個城市化的過程⑧。過去幾百年來，世界經歷了兩次科學革命和三次技術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卻一直以經驗追隨的方式發展，遲遲沒能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并與先發國家拉開上百年的差距。

科技乃立國之本，線性發展導致的技術落后是中國發展滯后的根源。雖然中國的科技起步已經較先發國家晚了幾百年，但伴隨信息化的現代產業體系正在有條不紊的發展之中。中國已經意識到實現技術非線性突破的重要意義，并將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到來之際高瞻遠矚、搶抓機遇，不斷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戰略性的高度著力解決世界領先的科技問題，在培養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同時構建高新技術創新平臺，與世界領先的尖端技術對接，實現知識共享和技術擴散，通過源源不斷地挖掘技術需求以提供技術支持。

制度、體制存在缺陷。有關“李約瑟之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制度體制存在缺陷，既包括前兩次產業革命爆發時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包括當時的經濟制度。當先發國家轟轟烈烈地進行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時候，腐朽的清王朝還沉浸在閉關自守的世界之中，中央集權的政治官僚體制和重農抑商的傳統思維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縱然官僚體制對中國的農業發展起到過積極的促進作用，卻阻礙了現代化工業的興起和發展，不能保證現代社會經濟的進步。

此外，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即市場運行過程中需要的法律法規、相關制度條例、產權、專利、金融等配套制度在中國都沒有形成。由于缺乏相關制度的支持，中國長期處于小農經濟狀態。特別是起著特殊作用的知識產權制度在中國的缺陷尤為明顯。專利是一種不確定的產權，能夠將競爭者排除在創新的商業化之外，以外部技術來帶動和促進企業的成長是中國重要的技術進步戰略⑨。

只有市場機制才是最有效的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是在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誕生的開放性經濟模式。只有完善市場機制并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發揮市場調節的巨大作用，以及運用政府的輔助調節作用，有效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社會結構條塊分割。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都處在一種條塊分割狀態，即社會中的群體以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因素分割成不同的單元，自上而下分級管理，各單元之間信息閉塞、相互分割、缺乏溝通交流，社會格局單一。這種社會結構使農民依附于土地，使城鎮居民依附于工廠，通過分層行政管理，可使資源按計劃調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突出缺陷是行政參與過多，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條塊分割的社會結構愈發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突出障礙。由于社會結構長久以來的條塊分割，導致城鄉二元化嚴重，大量農民無法享受到社會發展帶來的同等福利，貧富差距不合理;過多層級的行政管理使得政府自身效率低下，同時大大干預企業的自主經營;區域分割嚴重也使社保異地統籌困難，嚴重阻礙企業和個人的自由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