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掌控權力的利與弊

權力掌控真理必然導致權力的專制腐敗，可是，人類又離不開權力和真理。那么，讓真理掌控權力又會如何呢？

概而言之，與權力掌控真理相反，真理掌控權力則是人的人性掌控人的動物性，是人的理性戰勝人的本能，是野蠻向文明服膺。因此，真理掌控權力是公平正義的人類文明理性的生活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從古到今，人們都倡導賢人政治、精英執政、專家治國或學者從政等真理掌控權力的思想、制度和實踐，主張真理者應該享有權力。不過，真理掌控權力，使權力服從和服務于真理，會產生“權力性真理”。這種權力性真理，如果沒有制約，容易導致理性的自負和真理權的專橫。

智者掌握權力的賢人政治。所謂賢人，就是有才有德的人，賢人政治是以賢人執掌政權的政治。為了追求文明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中西古代哲人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賢人政治。正如羅素所說：“柏拉圖與孔子一樣，在賢人政府里找出路。”11不過，由于對“賢人”的理解和要求的不同，導致了東西方賢人政治的根本區別。

孔子等東方古代哲人所追求的賢人政治，其實是將道德與權力、個人道德品格與國家治理相結合的“德治政治”，總體上是與科學理性相對立的。而西方古代哲人所倡導的賢人政治，如同柏拉圖的“哲學王”一樣，是理性之治和智慧之治，也就是愛真理者掌權或真理掌控權力。蘇格拉底指出，判斷真理要靠知識，不能靠多數，認為“知識即美德”，政治并非權術，而是一種知識或技藝，擁有知識的“最優秀的人”才能治理國家。這種“知識治國”論由柏拉圖繼承并發展為“哲學王”治國的思想。“柏拉圖把哲學家看成是‘真正完善的人’，其原因在于哲學家有知識，在這里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知識治國’論，認為治理國家要靠知識，強調了知識的作用。”柏拉圖認為：“把知識、美德和權力結合起來，集于一身，才能治理好國家。”12實際上，柏拉圖也強調“知識即美德”，哲學家就是“愛智者”，“哲學王”精通科學、崇尚理性、智慧超群，即是“熱愛真理的人”，哲學家懂得辯證法，能把握永恒不變的事物，掌握實在的知識或真理，所以，哲學家應該當國王。薩拜因說：“人類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確而真誠地奉行哲學的人獲得政治權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權的人在某種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導下成為真正的哲學家。”13柏拉圖的這種“知識治國”思想，是在否定強權政治的基礎上，主張智者政治，倡導真理者應該享有權力。

精英掌握權力的精英政治。如果說古代的賢人政治，是由掌握真理的一人執掌政權的君主政治，那么，近代的賢人政治，則是由一批代表真理的精英執掌政權的精英政治（或貴族政治）。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其所著的《權力精英》一書中揭示了美國權力結構的一般特點，即由工業、軍事和政治三個領域的精英占據著統治地位，三者緊密結合，且政治結構中的這些權力精英只是在維護自己的統治、擴大自身的利益，公眾的介入主要是由于被動地接受權力精英的統治，精英與社會底層大眾之間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這里，米爾斯所表達的是精英統治的政治理念。“精英”一詞最早出現在17世紀的法國，意指“精選出來的少數”或“優秀人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爾斯、奧爾特加和勒龐等人在批判大眾民主的基礎上形成了早期的精英主義理論。這種精英理論認為，社會的統治者是社會的少數，但他們在智力、性格、能力和財產等方面超過大多數被統治者，對社會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和作用，是社會的精英。其中極少數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團，掌握著重大決策權，他們的政治態度和言行對政治發展方向和前景產生重要影響，決定著政治的性質。實際上，在這些精英統治論者看來，精英與大眾的社會分化就是少數優秀人物與多數平庸大眾的劃分，少數優秀人物之所以是精英，在于他們在天賦智力、理性能力等方面超群，由此可以說，他們在思想、知識、理性、能力等方面優于大眾，更能夠認識和掌握真理，精英統治也就是精英因其代表真理而掌握權力并統治社會大眾。如孫中山的“訓政”，就是根據先知先覺、后知后覺和不知不覺這三大類人群劃分，由他這類先知先覺的真理者教訓后知后覺和不知不覺者，這也反映出孫中山的精英主義政治傾向。

技術政治下的專家治國。20世紀初，隨著工業化進程興起的西方精英政治理論的重要形式——技術政治或技術統治論，是指由科學技術專家或按照科學技術專家提出的原則進行政治統治和國家治理的政治理論。由科技精英掌握權力進行治國理政，可以說是工業化時代真理掌控權力的典型意識形態，它肯定科學技術在現代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其表現形式就是技術統治和技術治國，是技術政治下的專家治國，是知識技術和政治權力結合的能者統治。

技術政治，就是實行技術專家治國或科技治國論，要求在政治制度中，強調以科技知識和技能作為取得和運用權力的基礎核心。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認為，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具有科技知識的人應該統治國家，并因此設想了《新大西島》。被西方學界視為技術專家治國論之父的圣西門則提出，人類歷史的進步是由理性推動的，未來社會的政治將由對人的統治變為對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領導，各類專家是領導者。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提出，工程師與資本家的矛盾是美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應由科技專家控制社會、實現變革，迫使資本家讓出權力，從而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1933年，美國社會學家斯科特在《技術統治引論》中指出，在現代社會里一切社會問題都可由科學技術來解決。加爾布雷斯在《新工業國》一書中提出了技術結構階層理論，他認為，在科技進步的影響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社會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形成了二元體系的結構，其中由大企業構成的“新工業國”由于對復雜技術和智能的需要，其權力結構已從資本家手中轉移到“技術結構階層”，即專家組合或技術專家體制。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社會的中軸已由財產關系轉向認識、智力因素，知識成為新的權力基礎，掌握新的科學知識技術的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和工程師作為統治者被合法化。如此等等。技術專家治國論的本質是依照技術的規則塑造人和社會生活，其理論基礎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所信奉的是事實真理，它對人類社會的現代化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精英政治和技術專家治國的弊端。在工業化時代或者信息時代，雖然技術政治下的專家治國是真理掌控權力的典型意識形態。然而，代表真理的科技精英掌握權力進行治國理政，也存在一些問題和弊端。而且，西方思想家也發現，知識、技術和理性并非萬能，專斷的權力性真理更容易導致理性的自負和真理權的專橫跋扈。于是，提出了以民主限制精英，以價值真理替代事實真理，以價值理性協調科技（工具）理性的政治制度設計。

精英政治和技術專家治國存在一些問題和弊端，主要表現為：一是反對民主政治。精英政治是基于精英與大眾社會分化并由精英統治大眾的一種等級政治，技術專家治國則是強調科技精英智慧能力與治國作用。因此，精英政治論和專家治國論一開始就是反民主的。精英統治論者們奉行的“英雄史觀”，過分夸大精英們的能力和作用，反對“人民史觀”，忽視人民主權和民主參與的作用，這與人類對民主的不懈追求是相悖的。二是理性的自負。技術統治和技術專家治國，信奉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和真理主義。他們深信技術精英或技術專家具有科學理性，能夠認知、掌握和運用真理（真的知識、科學技術），建構理想的現代化新社會。雖然“科技至上”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趨勢，我們也不能輕視人類的理性能力和現代化的成就，但是，如果走向極端，就是科技萬能、技術崇拜和理性的自負。由此而導致技術僭越而成為人類的主人，科學技術異化為極權統治的有力工具，成為極權主義者的幫兇。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和《通往奴役之路》等書中所說，正是某些人自以為掌握了科學和理性，并就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由此導致了對知識和思想的妄加壟斷，從而使思想“國有化”，最終實現權力的絕對壟斷和理性的自負。三是以科學理性替代價值理性。技術政治和專家治國，所信奉的是科學理性和事實真理。然而，由于社會政治領域不同于純粹的自然界，是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主觀性、利益性和目的性。因此，對社會政治現象，不能僅僅進行是非對錯的認知，更要進行善惡好壞的評判。于是，價值理性和價值真理就必不可少。如果僅僅由技術專家按照科學理性治國理政，雖然可以推進社會的高效發展和數量增長，但可能有悖于以人為本和社會的公平進步，最終導致社會發展的停滯和混亂，如中國的唯GDP問題。在現實中，沒有科學理性的價值理性是無根的，但沒有價值理性的科學理性則是盲目的。如果以科學理性替代價值理性，人類將走向歧途和災難。四是科技利益群體化和真理實用化。科學技術相對于人而言，是有助于人類生存發展、利益增進和文明進步的工具，因此，科學理性也是一種工具理性。科技精英和技術專家依其科技工具理性和真理性權力，既可以服務于社會大眾，也可能發展到工具理性的絕對化，并演變為技術官僚統治整個社會合理性，異化技術官僚群體為了滿足自身的利益需求，甚至于借助技術壟斷優勢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群體，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由此可見，科學、技術、知識、理性和真理，并非那么純潔和神圣，在世俗社會，真理也可能會墜落為謀取私利的工具，使真理功利化、實用化和庸俗化。五是絕對的權力性真理更會導致絕對的腐敗和專橫。如果說絕對權力將導致絕對腐敗，那么，一旦真理掌控權力并不受制約的話，就會形成絕對的權力性真理，這種絕對的權力性真理更會導致極端的腐敗和專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