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設廉潔、高效政府，改善投資環境

抓好廉政勤政建設。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朱镕基同志介紹了自己擔任市長后的“施政綱領”，第一條就講：“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我決心讓下一屆市政府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廉潔的、高效率的政府”。他針對時弊提出，一定要堅決剎住吃喝風和受禮風。新一屆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務會議，即專門制定了《關于對政府機關局級以上領導干部發揚艱苦樸素作風的若干規定》。他宣布：“先從我做起，從市政府做起，我們市政府的人員下基層、到工廠，無論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湯’。”他強調：“最重要的是領導干部要帶頭。”他指出，2000多名市委和市政府系統的局級干部“要都行得正、坐得穩，不請客，不送禮，不吃請，不拿公款揮霍浪費、給自己修房子。不干這些事，上海的廉潔風氣就一定能夠形成”。他告誡各級干部：“如果整天腦子里只想著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車、自己要出國，不想工作，那上海就沒有希望了。”

簡政放權。朱镕基同志指出，要使政府成為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點是下放權力。“必須首先轉變政府工作的職能，少管一些你管不了的事情，完了以后再精減人員，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市政府的各個委辦局要“多把精力放在宏觀管理和監督方面”。他大力推動把責權利下放到區縣和企業，并指出，區縣政府也要轉變觀念，把下放的權力用好、用活，區縣里面也應該簡政放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們下面又是‘條條專政’，那什么事情也辦不成的”。政府放權對當時提高區縣和企業抓生產、抓建設、抓發展的積極性，起到了重要的激勵作用。

“一個圖章”對外。朱镕基同志在一篇反映外商在上海投資要通過上百個關卡的調查報告上奮筆疾書：“嗚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我們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他指出：“上海是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斷行事，需要雷厲風行。”“一經決定，必須令行禁止”。“空談誤國”，“清談也誤國”。為改善上海的投資環境，他提出成立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并親自兼任外資委主任，實現“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對外，為外商投資提供“一站式”服務，將原來審批一個外國投資項目需蓋126個圖章，簡化為僅蓋一個章，辦事效率大幅提高。“上海速度”也由此在全國聞名。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朱镕基同志反復強調，改善上海投資環境，必須提高上海各級政府的市政管理水平，尤其要解決臟和亂兩個問題。他對城市交通與街道秩序、垃圾處理以及出租車、公共交通、賓館、商店等服務工作都親自過問，并經常深入基層一線解決實際問題，提倡通過開展優質服務，改善投資環境，樹立上海國際化城市的形象。他認為：“好多事情并不一定是靠優惠政策能解決問題，而是要靠我們自己的辦事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每個人都是投資環境。”上海各級政府的工作經過多項改革后效率大大提高，在吸引外資和對外貿易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也促進了上海的城市基礎設施、浦東開發等建設。

　四、推動浦東開發，擴大上海開放

開發浦東的構想醞釀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198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創造條件開發浦東。1986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同志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開發浦東的初步方案，并組織編制浦東新區總體規劃。1987年6月，江澤民同志主持會議，決定成立開發浦東新區中外聯合咨詢小組，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浦東開發的整體思路逐步形成。

積極推動浦東開發開放。1988年7月，朱镕基同志提出：“開發浦東是建設‘新上海’的希望”，“要把浦東建設成為上海最現代化的一個部分。通過浦東開發，使上海這個城市整體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貿易、科技和金融、信息中心”。他在上一屆市政府工作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浦東開發開放，加快了開發浦東的可行性研究。

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同志十分關心和支持浦東開發這件事。1990年年初，朱镕基同志兩次向鄧小平同志匯報浦東開發的戰略設想，得到充分肯定。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同志，率領中央調研組赴上海就浦東開發進行專題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調研組匯報了浦東開發基本思路和總體規劃設想。1990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的決定，浦東開發開放獲得突破性進展。

制定浦東開發開放的具體政策。根據中央的決策，1990年4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浦東開發開放的具體政策。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了國務院關于浦東開發開放的三項法規文件，上海市政府也頒布了六項法規，形成了指導浦東開發開放的框架性文件，浦東開發開放至此取得實質性進展。

1990年6月，朱镕基同志率上海經濟代表團訪問香港，大力宣傳浦東開發開放。在題為《上海要進一步向世界開放》的演講中，他指出：“中央做出開發浦東、開放浦東的決定是一個戰略性的決策”，“將會釋放上海所蘊藏的巨大能量”。他還概括了新階段浦東開發開放的四個特點，包括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工業區、引進以外資銀行為先導的服務性行業、進一步探索土地的使用權轉讓、進一步改進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辦法等。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可以斷言，開發浦東，進一步開放上海，不是一句空話、一個招牌、一個廣告，而是上海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上海經濟發展現實的前途。”

五、密切聯系群眾，轉變工作作風

傾聽群眾呼聲。朱镕基同志指出：“要為人民服務得好，就需要了解群眾的疾苦，了解他們的要求，同時也要了解我們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特別是各種制度的弊端和我們隊伍中的腐敗現象。”他要求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帶頭，“要到下面去體察民情，了解真實情況”。他非常注意通過信訪等渠道了解民情。他說：“通過信訪工作，不但能跟人民群眾建立一種信息的聯系，而且可以促進我們同人民群眾建立起血肉關系。”他十分注意從群眾來信中了解“群眾的脈搏、人民的情緒、大眾的要求”，由此“正確地估計政府工作的成績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并且受到“很大的啟發和教育，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學習到如何當市長”。在認真傾聽群眾呼聲的同時，朱镕基同志還非常注意在工作中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在歷史重要關頭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維護上海穩定，促進上海發展。

反對官僚主義。朱镕基同志痛恨各種形式的官僚主義，大聲疾呼不克服官僚主義，上海沒有前途。他經常深入基層，傾聽基層一線干部群眾的意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注意總結實踐經驗，提倡講真話、辦實事，勇于負責，敢于擔當，言必行、行必果。他要求：“市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和企業的領導，特別是廠長，要到第一線去跟群眾一起摸爬滾打。”“開會協調，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見”，“不解決問題，不拿出意見，就不要開會”。他指出：“說空話沒有用，發牢騷更沒有用，現在就是要干，要實干苦干。”朱镕基同志不滿足于有關部門只是匯總信息，而是要求對這些信息的處理要有跟蹤反饋和督辦的機制。他明確指出：“相當大一部分批辦事項都長期拖著辦不成。一是機關重疊，互相牽制，扯皮習以為常；一是主要負責同志不過問，聽之任之”，要求對“《每日動態》反映出來的問題，過了一天兩天，去查問一下，有關的副市長和委辦局對這個問題有沒有批示？有沒有去查辦？”在他的要求下，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建立了領導重要批辦事項一抓到底的督辦制度。

勇于批評與自我批評。朱镕基同志強調，上報的信息和情況反映，“不僅要報喜，而且特別要報憂。報喜比較容易，報憂比較難，難就難在要突破關系和情面”。“我們應該扶持和鼓勵正氣，一定要壓倒這個邪氣。大家都來根據黨性、黨的原則辦事情，絕對不能講情面、講關系，不要怕得罪人。”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就以鐵面無私、不講情面、經常當面嚴厲批評干部出了名。他也常做自我批評，《實錄》編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三次民主生活會上的發言，對自己的缺點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很多同志都很愛護我，說我的脾氣太大了，批評人家太狠了，往往當著別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臺”，“我這個毛病要改，批評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績，多進行個別談話。但是不公開批評，往往難以使大家吸取教訓”。“我沒有別的目的，我只是要為上海人民服務好。特別是我作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嚴格地要求大家，我不來說話，誰來說話呢？我想應該提倡一種精神，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一切，什么情面、關系也不要講。”

關心干部成長。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視干部培訓的問題，要求市人事局開出100個40歲左右的局級干部名單。他指出：“上海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更大膽的關鍵在干部，干部是決定因素。”“對有實績的同志、扎扎實實工作的同志，要把他提到領導崗位上來，把那些老說空話、占在那個位置上不辦事的人拉下去。應該有這么個風氣，我們的政府工作才有轉機。不要搞關系學，不要怕得罪人。”他對全市局級以上干部提出了三點要求：要“解放思想，勇于實踐，做敢于承擔風險的改革者”，要“為政清廉，辦事高效，做問心無愧的人民公仆”，要“下放權力，深入基層，加強監督，善于協調，做解決問題的能手”。朱镕基同志非常重視培養企業家隊伍，提出了社會主義企業家必備的三條基本素質，并要求從各個企業選拔一批年富力強、素質比較好的干部送到國內外培訓。他說：“應當培養一批年富力強的廠長，讓他們自己抓起來，使企業活起來，到國際市場、國內市場生龍活虎地活動。”對于沒有通過廠長招標的干部，他主張要進一步培訓，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吸取教訓，總結經驗，以后“東山再起”。他深入基層，面向群眾，不拘一格，發現并重用優秀年輕干部，為上海的改革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實錄》還選入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關于環境保護和治理水污染、科技、教育、文化事業、新聞宣傳等多方面的講話。他曾多次到大學、電視臺、市人大會議上即席發表講話。《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朱镕基同志首次披露了個人的坎坷經歷。《在復旦大學的講話》中，他用通俗的語言向上海高校黨政負責同志、教師和學生們介紹了上海的經濟形勢和發展前景。《實錄》還有很多這樣的內容，都生動地反映了朱镕基同志的施政風格。

（文中引文均出自《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