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力，關鍵在于正確認識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目前中國文化軟實力不強、文化創造力不足的現象，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由于政府對文化管得太少而造成的。政府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管得太多、管得太死。關鍵是要調整好國家和社會、社會和個體的關系，深入反思和清除計劃體制的弊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有序地增強社會的自主性和自組織能力，最大程度地激發社會的活力和個體的創造力。

關鍵詞  文化創造力  政府迷思  文化體制改革

發達國家環境公共治理的基本經驗

通過梳理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5個發達國家的環境公共治理理論、制度及管理模式，其主要經驗有：

環境公共治理實踐離不開環境社會科學理論創新。在發達國家的環境公共治理實踐中，環境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對環境污染、環境破壞、環境保護、環境權、環境公平、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等重大問題的理論研究，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各界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程度，科學思潮的涌動也極大地激發了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環境理論界、公共決策機構與社會公眾密切互動，推動了環境公共政策方向和側重點與時俱進，取得了良好的環境公共治理績效。需要指出的是，環境問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外部性問題，環境污染與環境保護涉及到受損者與受益者，環境公共治理理論與環境公共治理實踐之間也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雙向交織的一多關系”：一種環境公共治理理論可以對多個環境公共治理實踐有效，而一種環境公共治理實踐則必定牽涉多種環境公共治理理論。正因為如此，不能簡單地用一種單一的環境公共治理理論來指導一切環境公共治理實踐活動。這或許正是在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經濟學、環境政治學、環境法學、環境管理學等諸多學科，與環境問題相伴而生并得到蓬勃發展的原因所在。歷史地看，環境社會科學的創新為環境公共治理實踐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環境法律制度體系從碎片化向系統化方向發展演變。從發達國家環境法律制度的變遷軌跡看，基本上都是沿著從碎片化到系統化的方向發展演進的。18世紀的英國在環境立法初期，其處理污染問題的立法規定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點，法律之間缺乏有效銜接和聯系，是單項性的，系統性欠缺。直到20世紀中后期，隨著環境問題的增多、復雜化，環境立法數量驟然增加，環境法律也由此步入系統化軌道，立法范圍覆蓋了環境污染、環境保護的各個方面。20世紀60年代，法國在總結法律制定實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對分散的法律法規進行歸并，逐步建立起了完備的、呈不斷強化細化趨勢而且能夠有效實施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德國的環境立法特色鮮明，它是以保護人類生命、健康與尊嚴為目標，以預防原則、責任人、合作等為準則，具有環境法律法規逐步增加和細化、環境法內容的生態化、環境法的一體化、環境法機制的間接化，以及環境法的區域化和國家化等鮮明特征，各種法律規定非常完備嚴謹、具體詳細，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美國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作為環境基本法，對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做出了重要界定，以此為指導，形成了環境污染控制和環境資源保護兩大類環境法律體系，全面細致地對環境污染控制的目標、手段和職責做出規定，保證了美國環境法的實施效果。

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環境保護的核心價值并付諸實踐。1996年，美國出臺“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的美國和新的共識”，并由兩個機構負責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總統可持續發展理事會、可持續社區聯合中心。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美國通過改革稅收和補貼政策，采用市場激勵手段等改革環境管理體制，確立了新的、有效的政策框架，并在資源保護、社區建設、人口與可持續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進入21世紀后，英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手段保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包括頒布可持續發展戰略，發布新的可持續發展指標統計，對生態價值進行貨幣評估，綜合運用行政管制與經濟激勵約束手段等，全國上下共同推動環境保護與節能減排，取得了顯著成效。法國前后發布了兩個《可持續發展戰略》，涵蓋了10個領域的500多項行動，成立了“可持續發展部際委員會”。2005年法國議會通過了一部環境法規的集大成者——《環境憲章》，該憲章將環境利益上升到國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對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做了憲法性解釋和說明。德國以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目標，遵循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構建了對社會和生態負責任的經濟秩序，以循環經濟和環境稅改革為代表的成功經驗尤其值得我國學習借鑒。日本則明確把21世紀定位為“環境世紀”并實施“環境立國”戰略。2007年6月1日通過的《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可持續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經濟成長和地區振興等四個主要方案，以及具體實施的八項重點政策。

環境公共治理手段逐步轉向經濟激勵和社會創新。與傳統行政命令式的環境管制手段相比，經濟激勵性政策和社會創新性政策對經濟社會的扭曲最小，而且治理效果更為明顯。德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將環境保護政策的重點轉變為采用市場機制，使短缺資源的成本和環境污染的代價變得昂貴，即污染者付費原則，利用市場機制及市場調節工具，出臺以“產廢付款”為準則的各項政策措施，對廢物減量、節約型社會建設及循環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在工業和污染上產生了向更有利于環境的生產和消費方面轉移的效應。日本在環境公共治理中，除了政府直接干預外，注重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環境保護，充分發揮碳排放交易市場、可再生能源市場、排污權交易市場的作用，鼓勵各類企業實施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并給予必要的補貼和稅收優惠，同時注重環境保護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和開發工作，鼓勵環境技術創新和專利研發。

環境公平與公民參與是環境公共治理發展的必然要求。以環境權為基礎，環境公平理念在環保領域的滲透是社會發展的大勢。美國在環境公共治理法律制度和環境政策制定過程中，越來越重視由環境污染及環境管制所引起的環境收益與環境負擔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平分配問題。日本政府從國民教育、非政府組織發展、企業環境經營多維度構建社會參與環境治理的激勵制度，維護環境公平。英國在加入《奧胡斯公約》后，就從信息獲取公開、環境決策參與、環境糾紛法律訴訟三個方面積極推動公眾參與，不僅在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中強制要求公眾參與，在環境治理方面也鼓勵地方政府將居民的意見納入考量。公眾參與機制既有助于政府環境治理決策的公開性、規范性及有效性，也有助于增進環境公共治理的公平正義性。法國各級環保機構和環保組織，十分重視讓各階層人員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與管理，在制定環保法律、法規、制度和排污收費標準時，都要廣泛征求各方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以增強環保法律法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良好的公民環境意識、環境權意識、環境參與意識是環境公共治理的基礎性條件，這在德國已經得到了充分驗證，而增強與環境相關的公民意識，需要宣傳教育，更需要通過民主政治及法律手段來予以保障和實現。

環境科學研究為環境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美國環境科學研究的內容廣泛，包括基準研究、數據庫建設、模型開發、預測預警等。對環境科學研究的重視充分體現了美國環境管理尊重科學的核心價值觀，高水平的科學研究與環境決策相結合，為美國環境標準的制定及環境控制手段的實施提供了科學依據。1996年，美國政府還以制定“國家環境技術戰戰略”為主線，通過實施項目計劃，開發新的環保技術，推動環境技術的出口和轉讓。日本政府重視環境科學技術研發，采取必要措施應對不確定性：加強在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投入，最大限度地進行科學決策，基于預防為主的思路制定對策，并以此決定針對不確定性的政策措施，對實施策略進行調整。

以績效為導向的環境預算體系是環境支出效率的有效保證。美國聯邦環保局的新績效預算模式整合了戰略化的目標管理、企業化的業務運作和項目化的資金統籌，將基于國民環境權益需求的環保戰略目標作為公共財政資源的配置依據和評價標準，預算目標明確、預算過程精細、預算實施效果顯著。這種以績效為導向的環境預算體系，在環保資金管理與信息披露上都具有明顯優勢，保證了環境資金的使用效率和環境管理目標的實現，是我國財政預算制度借鑒和學習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