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全球性”

這個題目，其實沒有確定答案，這是一個新問題，而且是一個尚未穩定的問題，還在變化中，所以我不能說已經有個能夠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許會有許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

面對新問題，首先的困難就是沒有一套現成適用的成熟概念，能夠用來恰當地反思正在發生劇變的時代。有些人也許不同意，因為現代思想就是我們手頭現成的成熟觀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就是現代正在終結，而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始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已經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這取決于什么樣的劃分標準。現代的衰落是慢慢發生的，是在現代的盛世就開始的，新時代的發生也是一個過程，并沒有一個清楚的起點。也許，我們可以稱呼這個新時代為“全球時代”。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個時代就開始了，那時不叫全球化，而說世界化。馬克思是對全球化最早進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個國家的解放問題必須通過“國際主義”（英特納雄耐爾）去解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打倒各國的資本主義。但馬克思似乎沒有意識到，至少沒有嚴重地意識到，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未必能夠聯合起來，而全世界的資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聯合起來。這一點有些悲劇色彩，后來的全球化事實說明，各國的無產階級之間存在嚴重的利益沖突而很難大公無私地聯合起來，而各國的資本家卻在某些方面更有條件同流合污。

馬克思也是反思現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時的現代性問題并不嚴重，相反，那時屬于現代盛世。100多年來，盡管有許多歐洲左派思想家或激進思想家一直對現代性進行批判，但現代性還是一路高歌成為了世界的秩序、價值觀和通用標準。現代創造的各種世俗好處都是具體而實惠的，貌似立竿見影的靈丹妙藥，比如各種技術進步所創造的物質、便利和享受，個人權利所保證的自由，市場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現代產生的各種痛苦和危險卻比較抽象和隱蔽，就像慢性病一樣，因此，許多人相信，現代具有無限進步的能力，能夠在不可救藥之前克服各種挑戰。

曾經有一種說法，是福山發揮黑格爾的說法，叫做歷史的終結。經濟和民主得到充分發展的現代性被認為就是歷史的終結。這個說法很快就被事實證明是錯的，在現代性的頂峰之時，歷史很快就重新開展并且全面進入全球時代，而真正終結的是現代。現代性的終結也是全球時代創造了新游戲的時刻。這是一個思維和行動經常失效的年頭，人們能夠熟練使用的思維方式在對付新時代和新游戲時，往往是無效的，于是出現各種各樣奇怪的事情，好像難以解釋也一籌莫展。約書亞·雷默在《想不通的時代》中描述了美國主導的各種現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靈了，甚至適得其反，比如國際秩序、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氣候變化、環境治理、地方動蕩或各種目標不清的革命，與其說是動亂，還不如說是亂動，諸如此類各種“想不通”的事情。總之，在今天，現代的概念和邏輯很難解釋問題到底是什么，或者說我們應該怎么樣去思考新游戲。

人們一般相信世界現在仍然處于美國主導的狀況，美國作為游戲操盤人，應該比較清楚這個世界在干什么，許多事實暗示美國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國20年來干了很多得失難說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到阿拉伯的各國革命，盡管美國大力投入，卻似乎沒有擺平局面，仍然戰亂不止，很難說處處動亂對美國治下秩序有什么明顯好處。現在美國又轉向亞洲。這一切行動在動機上很合情，都是為了美國利益，但是否在思維上合理，就難說了。“事與愿違”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典型狀況，以現代游戲的邏輯去操作全球時代的游戲，就難免“事與愿違”。

中國的情況就更復雜了，作為高速發展的新興國家，中國一腳踏著過去，一腳踏進未來，新老問題同時存在，同時存在于過去和未來的兩個時空中，類似于量子同時存在于兩個空間。于是，中國不得不同時操作兩種游戲：現代游戲和全球游戲。就是說，中國的現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構過程中，可同時又已經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戲，參與建構世界的未來。雙層身份和雙重游戲使得中國的問題更加復雜難測，但也并非沒有優勢，雙重視野雖然混亂，卻也提供了反思的機會，不至于固守既定觀點。

為什么對于今天的問題，思維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錯？這是我們今天試圖在一起共同思考的問題。思維失效在學術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現在經濟學、政治學、哲學以及歷史學等領域的話語變得非常可疑。比如說，十年前經濟學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幾年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聲譽大挫，人們發現經濟學家并不那么可信。這不是經濟學家的錯誤，而是長期以來一直使用的那些現代思維框架、概念和方法論可能不再適用新游戲，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戲。有個反潮流的經濟學家納西姆·塔勒布指出（Antifragile，2012）：現代知識論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現代試圖預知未來，確定一切情況，然后建立堅不可摧（robust）的秩序或系統，以便應對一切挑戰。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戰，就變得非常脆弱而崩潰。塔勒布說，真正能夠保證有效生存的思維必須是“反脆弱的”，能夠在不斷受挫中受益，能夠不確定地應對不確定性，也就是像生命而不是像機器那樣去生存。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維幾乎就是老子那種行道如水的方法論的當代回聲。在一個充滿變數的時代，這種思維應該是更有效的。

為什么人們總是忘記應該像一個靈活多變的生命那樣去思考？這可是人本來就會的。問題在于，一個時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終結的時代的主流觀念總是拒絕思想，總是希望人們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觀念。每個時代的既定收益主體希望人們不要去想新的問題，不用去顛覆秩序，這樣才能夠維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個時代終結的時候，人們總是迅速捍衛某一個對自己有利的立場，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問題，而直接把立場當成結論。這就是今天在網絡和微博或其他言論空間所看到的那種無思想狀態。只有立場，缺乏理性論證、分析和靈感，這就是一個時代正在終結的不思癥狀。

在沒有準備好如何思考劇變世界的時候，現代既有的那些觀念就是話語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維持現代游戲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衛那些其實已經步履蹣跚的現代觀念和價值觀，那些觀念成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猶豫的宣布為不可質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確的觀念，還能思想嗎？恐怕除了復述，還是復述。安迪·沃霍爾可以無節制地復制世俗形象，從而使世俗形象從習以為常的無意識狀況變成一種對象化的反思，可是，復述政治正確的觀念卻沒有那樣幸運，恐怕不可能變成藝術，而只能把被強加的宣傳變成主動接受的專制。

現代觀念本身并不是錯的，它們都是現代的偉大成就，對于現代游戲很有效。但關鍵是，現代觀念能成功解決現代游戲的問題，卻未必能夠解決全球時代的新問題，用現代概念來掩蓋、回避或對付新問題是不對口的，因此無效。如果堅持用現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維和行動必定自我受挫。

互聯網重新定義自由和民主

我并不反對現代的思想成果，而是說，現代思想需要在新條件下被重新解釋或重新定義，以便適合新游戲產生的新問題、新規則和新標準。

什么是新問題？比如說，互聯網正在重新定義的自由和民主。互聯網是全球化的一個典型隱喻，如果說什么東西長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聯網。互聯網意味著一個全球的思想廣場，類似希臘的觀念廣場（agora），公民都可以到廣場自由發言，公開理性辯論，尋求共識。作為普遍開放的自由交流空間，互聯網的本質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現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義更豐富，這種更豐富的意義來自互聯網的網狀關系存在方式，而現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個人這個實體存在單位。就是說，現代自由主要是個人免于強制的消極自由，實現為個人權利，而互聯網的自由不僅是作為免于強制（free-from）的消極自由，而且是作為自由獲取（free-to）的積極自由，因此，互聯網的自由（free）同時也意味著“免費”（free），這才是互聯網的自由平等精神。于是，本質上說，互聯網應該是一個免費的自由平臺，是資源平等共享的平臺。

可是，應該不等于事實如此。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網絡資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費的，并非自由獲取，甚至還被權力所入侵和控制。盡管互聯網具有全球化新游戲最典型的特征，但卻仍然被現代游戲的資本權力所控制，互聯網的理念遠沒有實現。在此背景下就出現了像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這樣的網絡革命者，一位網絡共產主義戰士，軟件天才，著名黑客，他盜取了大量有版權需要付費閱讀的科學技術知識，準備在網上無償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國法院指控盜竊，判30多年徒刑，之后他自殺了。他有一篇宣言叫《游擊隊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他說資本主義霸權以網絡收費的手段控制各種知識，把科學技術這些應該共享的知識資源變成商業的牟利產品，學術被資本所控制，這也就意味著把貧困的國家和人民拒之知識門外，剝奪了窮人學習和發展的機會，這是一種可恥的暴力。既然信息就是力量，控制信息就是拒絕讓人民分享自由權利和平等機會，就是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他鼓勵黑客們和科學家們聯合起來，以網絡游擊隊的方式把科學知識偷出來免費公布。傳統的共產主義反對私有財產，以平等侵犯自由，代價太大，而網絡共產主義卻試圖以合理的平等去擴大自由，因此是對現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種反思。無論網絡共產主義是否得當，都不能夠簡單地用現代概念去反對的，因為它提出了新游戲的新問題。按照現代的概念，知識產權用于保護商業利益是正當的，但在全球化時代，這樣的權利概念是否會變成一種新專制或者促進壟斷性的剝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條件下重新定義、重新解釋？這是需要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