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國家實力的均衡配置和科學運作是關系到國家興衰的關鍵。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哈布斯堡王朝推行帝國政治，窮兵黷武，濫用資源，拒絕一切改革和先進制度，結果走向衰亡。與此相反，英國、法國等新興國家，主張開發綜合國力，推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的改革，結果由弱變強、走向興盛。我國除了借鑒歐洲的經驗，還應該根據國力的實際情況，發展軟實力，以圖保障國家實力的均衡發展，提升創新能力和決策時的準確性。

關鍵詞 國家實力 國家利益 均衡發展 力量轉移

近代早期歐洲歷史上的力量轉移，見證了帝國模式的衰弱和民族國家的崛起。采用帝國模式發展的哈布斯堡王朝掌控的德意志和西班牙，盛極而衰，日薄西山；相反，法國、英國、荷蘭等新興民族國家則脫穎而出，方興未艾。本文的分析，主要以這幾個國家為參照系。

推動上述力量轉移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國力均衡和國力的運作。國力均衡是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實力的同步發展，形成綜合國力；國力運作則要求理性地運作國力，不僅要有內部制度上的革新，還要有在世界舞臺上贏得先機的能力。國力均衡和國力運作既然是大國興衰的兩大關鍵，就需要加以分析，以確保國家與社會、國家與世界之間的良性互動。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的由強轉弱

15～17世紀歐洲最為顯著的事件之一，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和英國、法國、荷蘭等新興民族國家的崛起。如果說16、17世紀的歐洲是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德意志、西班牙的天下，那么，18、19世紀在歐洲舞臺上獨領風騷的卻是英、法等新興民族國家。一方衰亡，一方興起，顯示出大國間力量轉移的清晰軌跡。

在保羅·肯尼迪所著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使用了“哈布斯堡家族爭霸”一詞，這個稱謂是符合實際的。哈布斯堡王朝，既不是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也不是西班牙，而是以家族為基礎建立的王朝聯合體。這個家族王朝聯合體的領土從直布羅陀到匈牙利，從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了一個網絡。在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1519年～1596年在位）時，王朝聯合體的領土包括了卡斯蒂利亞、阿拉貢、勃艮第、 奧地利、波西米亞、匈牙利、葡萄牙，加上西班牙統治的尼德蘭屬地，哈布斯堡統治的領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歐洲人口的1∕4，無論從財政收入還是從兵力配置來看，在歐洲都屈指可數，雄霸一方。

在肯尼迪筆下，哈布斯堡王朝流于失敗的原因在于：戰爭費用龐大導致帝國入不敷出；管事太多、敵人太多、要防衛的陣線太多；德意志諸侯的反叛；路德新教興起震動帝國政權不穩；加之意大利戰爭、與法國的戰爭、對土耳其的戰爭、對荷蘭的戰爭都是弊大于利，結果“長達140年的戰爭造成的可怕巨額費用，就這樣強加到一個在經濟上無力承擔的社會上。哈布斯堡的君主們沒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賦稅，只得求助于各種權宜之計，這樣做短期內方便，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卻極其有害”。①哈布斯堡王朝各種矛盾內外交加，衰落隨之發生。

以經濟實力無力支撐昂貴的戰爭費用來解釋哈布斯堡帝國的瓦解頗有說服力，但似乎還有更加深刻的原因。從實力和實力運作的角度看，哈布斯堡王朝的衰敗顯然不只是經濟無力支撐軍費一個問題。其帝國統治基礎薄弱、帝國擴張的策略、國力構成的不均衡，以及非理性地濫用國力，是全面解釋哈布斯堡王朝聯合體衰敗的四個最主要的因素。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其實并無穩固的政治、社會基礎。王朝是一個家族控制的聯合體，而不是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體制，原本就是中世紀的傳統，與先進的近代國家體制背道而馳。據肯尼迪載：廣袤的領土來自于政治聯姻和繼承權，如1477年奧地利的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年～1519年在位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通過聯姻獲得勃艮第、尼德蘭。1515年又通過一紙婚約，取得了匈牙利和波西米亞，因之獲得橫跨中歐的大片土地。采用同樣的方法，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還獲得了西班牙領土，最后的承繼者是其孫子查理，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奧地利世襲領地的統治者。1526年，匈牙利國王路易二世在與土耳其人進行的戰爭中陣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西米亞的王冠。②

這種政體基礎的不穩固是可想而知的，因為這是一種靠家族成員控制的松散的聯合，不僅容易激起被統治地區的反感和反叛，而且還因為被統治地區資源無限制地被王朝統治者挪用，限制了這些地區向真正的民族國家過渡。為了控制住這些地區，家族王朝聯合體不得不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用以鎮壓反叛地區和對外擴張兼并。結果，家族帝國就演變成了家族軍事帝國，導致經濟上入不敷出、政治上武力壓迫的局面。

在這種帝國軍事模式的統治下，財產權、靈活高效的生產方式、開放的市場、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配置統統陷于停滯，戰亂不斷，危機不斷。不夸張地講，被統治地區、國家的主權、資源、制度建設都受到了粗暴干預。一方面，是哈布斯堡王室成員的揮霍無度；另一方面，是被統治地區的反抗情緒日益高漲。結果，哈布斯堡家族聯合體的基礎受到嚴重侵蝕，甚至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哪里有哈布斯堡家族的插手，哪里就有主權的丟失和戰爭的爆發。來自英國的例子最有說服力：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國王菲利普與英國女王瑪麗的聯姻，不僅把英國拖進與法國的戰爭，而且還使菲利普一度成了英國國王。為了支持菲利普，瑪麗把政權與宗教狂熱融為一體，殘酷鎮壓新教徒，被時人稱為“血腥的瑪麗”。這里得到的教訓是：如果喪失主權、尊嚴，就必然會任人宰割，最終失去自由與和平。

一個未能得到充分認識的歷史事實是，哈布斯堡家族帝國關心的是家族利益而非國家利益。這種家族聯合體模式的定位及其衍生的基本戰略，就是在自己的轄區內打擊各種勢力以擴大家族的領地，利用自己的權力索取轄區所在國的資源，用以在歐洲的擴張，完全置自己轄區內的國家、以及歐洲其他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不顧。以德意志為例：馬丁·路德要搞民族教會，市民階級要發展近代工商業，普通百姓要有安定的政治生態環境，這些有利于德意志發展的愿望，統統遭到查理五世的拒絕甚至軍事鎮壓。結果不難想象，路德宗教派獨立，市民階級與君主結盟破產，百姓發動被后人稱為德意志農民戰爭的1525年起義，而德意志諸侯則乘機而起，承擔起維護自己領地內政治、社會秩序的職能。在家族王朝聯合體之外，哈布斯堡是個可怕的掠奪、擴張和戰爭的代名詞，法國、英國、葡萄牙、尼德蘭、意大利無不深受其害，不得不奮起反抗，或以政治名義、或以宗教名義，形成了抵制哈布斯堡家族王朝的大聯合。結果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四面樹敵，內外交困，逐漸走向衰亡。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在體制上是封建的、畸形的，既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無法做到國力的均衡發展。哈布斯堡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擴張、霸權、宗教裁判所和對各個國家的粗暴干涉；在經濟上，則竭力掠奪本國資源用于對外的戰爭；在軍事上，盡管貌似強大，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才能支撐；在文化方面，則抗拒一切新興的事物。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宗教改革，在德意志都是受打擊的對象。除了武力鎮壓路德新教，德意志最著名的兩個人文主義者胡騰（Hutten）和紐倫堡的市政委員維利巴德·皮爾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都遭到鎮壓。如皮克海默因與路德交往過密，而被教皇和皇帝寫進討伐路德的《沃爾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之中。在皮克海默的圖書館里，收藏有150份路德的作品，包括兩份第一版的九十五條論綱。可以說，頑固推行中世紀的封建體制，拒絕和鎮壓一切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先進制度和文化，嚴重阻礙了德意志的國家發展。

奢侈的宮廷生活最能夠反映出哈布斯堡帝國舊體制的政治特點。查理五世皇帝派頭十足，每天被一大群家臣包圍著，首先是低級侍衛，多達三四百人，由他的附庸和一些貴族的兒子組成。皇帝每天支付給低級侍衛每人1∕6克朗的津貼，并撥出一定款項為他們置辦服裝、雇傭教師，教導他們跳舞、騎馬及學習馬背上的功夫。這些侍衛的服務期超過15至20年。

事實上，皇帝在德意志并無實權，七大選帝侯才是左右帝國局勢的政治力量。在七大選帝侯中，波希米亞國王的影響最大，因為他曾在1347～1437年期間擔任過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波希米亞屬于約基隆尼安王朝，這一王朝在15世紀和16世紀早期還統治著波蘭和匈牙利。在波希米亞的西北是選帝侯勃蘭登堡侯爵領，這是一片平坦的地區，有不少林區，控制在霍亨佐倫家族手里。霍亨佐倫家族的勃蘭登堡侯爵以柏林為首府，正在積極籌建自己的集權化政府，它的軍隊、法庭和稅收已經自成體系。在勃蘭登堡的南面是薩克森公爵領，這是選帝侯領地中最富裕的地方。薩克森公爵得益于領地里豐富的礦藏，如銅、鐵、煤和鹽礦等。1495年，薩克森由兩兄弟分而治之，恩尼斯特承襲選帝侯稱號，阿伯特承襲公爵稱號。恩尼斯特的兒子智者弗里德里克就是路德的保護人，而他的表兄喬治公爵，卻是路德教的死敵。第四個選帝侯是萊茵帕拉梯那特伯爵，他以海登堡為首府，統治著上萊茵廣大地區。另外三個選帝侯也是萊茵地區的統治者，他們是美因茲大主教、特里爾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雖然這三大主教的領地比較小，但他們在帝國會議中卻擁有廣泛影響。其他在德意志事務中具有影響力的諸侯主要有巴伐利亞公爵、符騰堡公爵和黑森伯爵等。

對市民過度剝削導致了市民無法與德意志皇帝結盟。皇帝不是利用自己的皇權為帝國服務，反而利用帝國的君權為自己的諸侯國和家族服務。在一定的條件下，他也會利用自己的皇權來奪取城市和市民的財富。例如：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統治時期（1493年～1519年）曾向城市大肆借款，用于他在歐洲的爭霸戰爭。1518年，他以在奧地利開礦和銷售食品為抵押，用長期貸款的方式，從投資者那里獲得3，000，000古爾盾；他從富格爾家族銀行那里獲得的借貸平均占到其年收入的1∕4。1519年他逝世時，所欠債務高達幾百萬古爾盾，包括從各城市政府那里借貸來的十多萬古爾盾：斯特拉斯堡和紐倫堡各25，000古爾盾；巴塞爾15，500古爾盾；奧格斯堡、弗萊堡各8，000～9，000古爾盾；以及向施佩耶爾、沃姆斯、科隆、烏爾姆等城市借貸來的數額較小的債務。皇帝還欠奧格斯堡富格爾家族1，300，000古爾盾，欠鮑姆加特尼（Paumgartner） 公司230，000古爾盾。③

此外，帝國城市還承擔了20%至25%的帝國稅務，盡管多年以來它們一直在抵制帝國以戰爭名義征收直接財產稅（The Common Penny，1495 年）的計劃。例如：為了意大利戰爭，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要求1507年的康斯坦茨帝國議會批準征稅240，000古爾盾，但議會只批準了他120，000古爾盾，僅為他所要求的一半。皇帝受挫后，即下令紐倫堡、奧格斯堡、拉文斯堡、梅明根的企業派代表來他所在的烏爾姆，命令他們給他一筆80，000古爾盾的貸款，否則的話，就將在法庭上起訴他們。大部分企業代表拒絕了皇帝，只有紐倫堡的代表答應給予皇帝一筆禮金，因為害怕皇帝會用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來對待紐倫堡。④

在國力運作上，哈布斯堡王朝濫用國力，把全部人力、物力、財力完全用于對外爭霸戰爭中，致使國庫空虛，民生凋敝。例如：德意志統一的關鍵在于王權和德意志南部城市的結盟。所謂的奧地利道路，就是以奧地利為中心，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奧地利曾經一度成為實現德意志統一夢想的基礎，“一切地球上的土地歸奧地利”是當時流行的口號。在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統治時期，曾希望以奧地利和它在南部德意志的統治區為基礎來實現帝國的統一。當時的計劃是建立一個由奧地利控制的帝國政務委員會來實現統一事項。這個委員會最后在1518年成立。查理五世在1520年曾有過相同的計劃，但他不是一個卓越的統一事業的領導者。1523年，南部德意志的城市曾建議查理五世或由他的兄弟管理南部德意志，但查理五世僅要求對那里的銀行家擁有更多的特權，這說明他對這一地區的興趣僅在于把它當作帝國的一只錢袋。不久，查理打敗了那里的新教同盟，出于對南部地區進行滲透的需要，他加緊了對士瓦本同盟和低地同盟之間的聯系，并在奧格斯堡等地召開帝國會議，但討論的中心仍然不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制。統一的行動只有在斐迪南大公那里才真正邁進了一步，但其興趣主要是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權杖。結果，奧地利的力量不是用來統治南部德意志和帝國的，而是用于抵御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擴張。

皇帝搜刮市民的金錢用于擴充自己勢力，大肆進行對外戰爭，無意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這嚴重惡化了君主與市民階級的關系。更有甚者，皇帝甚至無法守護已有的德意志疆土，馬克思米利安一世統治時期，德意志的版圖迅速萎縮。西北部奧地利家族對瓦洛依（Valois）家族的取代弱化了德意志卻強化尼德蘭；東北部條頓騎士團的德意志殖民區、轄區逐日轉入波蘭之手；在南部，帝國在意大利的權威在逐年衰弱；1499年的施瓦本戰爭，更導致了瑞士從帝國中分離出去，成立了獨立的瑞士聯邦。1497年選帝侯美因茲的伯貝特霍爾德發出感慨：“眼看帝國在逐日衰敗，真不知道它還將衰弱到何等地步？再這樣下去，那么，我們只好眼睜睜地看到外國人進入我們的國家，用鐵棒統治我們。”⑤

從文化感情而言，查理五世不會熟練地說德語，也常常不住在德意志。皇帝放棄對德意志的責任令所有的德意志人深感失望。1540年，馬丁· 路德這樣總結道：“查理是個憂郁又情緒化的人，毫無英雄氣概。他根本不理解我們的事業，盡管有人向他朗讀過我們的書籍。如果他是一位西庇阿、亞歷山大或皮洛士，他一定會與教皇切割并征服德意志。他做事有頭無尾：征服了突尼斯又放棄了它；征服了法國（在Pavia）又恢復了它。同樣，他征服羅馬（1527年），但一事無成。談判時他總是輕易退縮，卻不是出于慷慨大度。叫我說什么好？德意志沒有首領，用梅蘭希頓說的話，德意志是瞎了眼的波呂斐摩斯（獨眼巨人）。沒有一個統治者，這就是德意志人承擔的最大的負擔。”⑥

簡言之，哈布斯堡家族王朝衰敗的原因，完全在于王朝的基礎不穩和濫用資源。王朝插手全歐洲事務，置王朝轄區內諸國的利益于不顧，傾其所有致力于對外擴張；國力發展不均衡，拒絕并且打擊一切先進制度；國力使用完全失控，大量資金都被用于戰爭，濫用武力，窮兵黷武，使哈布斯堡家族聯合體最終成了一個軍事聯合體。當然，裹在軍國外衣下的卻是外強中干的軟弱軀殼。由于把一切都押在軍事的賭局上，一旦戰爭失敗，王朝便分崩離析。這正是哈布斯堡家族帝國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

新興國家的由弱轉強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走向沒落，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由衰及興，關鍵在于哪種體制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盡管英國、法國大展身手的時代是在18、19世紀，但16、17世紀卻是其為由衰及興奠定基礎的關鍵時刻。這些新興國家崛起的奧秘就是民族國家的模式，同時也是國力綜合發展的結果：一套具有創新意義的政治體制、逐漸鞏固的由市民和鄉紳組成的新的社會基礎、發展經濟和貿易、承認先進文化并充分利用先進文化帶來的機遇，以及在新的國際格局下量力而行、增進軍事實力和影響力。與哈布斯堡家族帝國的戰略不同，新興國家以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果然由弱到強，在復雜的歐洲力量角逐中得以勝出。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58年～1603年在位）統治期間是英國完成向近代國家漂亮轉身的重要時期，與之前的都鐸王朝諸王統治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反差。1535年，整個英國的學術界，都為國王亨利八世處死《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莫爾而感到悲憤，而到了16世紀末，英國的人民又在欽佩莎士比亞的機智，為英國歷史上輝煌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縱情歡呼。1558年伊麗莎白公主即位之時，英國人正為即將喪失英國大陸的最后一個堡驛加來而深感悲憤，連女王本人也是克制地忍受著西班牙君主、法國君主及他們的外交使節們的冷嘲熱諷和百般戲弄。而到1588年，英國海軍卻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成為了一個誰都無法忽視的歐洲軍事強國。1558年，英國的國庫完全空虛，而到1600年，英國卻因其強大的工業、商業和農業，躍升為歐洲最具發展潛力、最享盛譽的新興國家。可以說，沒有伊麗莎白時代的中興與輝煌，英國要成為世界上首場資產階級革命和首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是非常難以想象的。

民族國家的定位和國家核心利益的維護是新興國家政治上最為顯著的特點。戰略和政策制訂最為關鍵的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國家實力。國家利益至高無上，無論是宗教問題還是經濟問題，都需要服膺于國家的利益。法國在進行國際較量時，從來沒有因為宗教問題而沖昏過頭腦，與設立宗教裁判所鎮壓異教徒的西班牙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與西班牙作戰中，法國王冠的競爭者、頗具魅力的法國胡格諾教徒、納瓦爾國王亨利，為了爭取對他王位的支持，在教派歸屬上靈活到可從新教徒轉信天主教；然后，又領導越來越多的法蘭西民眾去反對入侵的西班牙人和聲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⑦英國君主亨利八世原是一個反對路德改革的狂熱的天主教徒，但是為了鞏固英國的國家主權，以“離婚案”為由一舉成了英國的宗教領袖，既擺脫了羅馬教廷對英國的控制，又通過沒收修道院財產獲得了大宗財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國際上組織新教聯盟與哈布斯堡王朝抗衡，在國內卻推行宗教寬容政策，改變了“血腥的瑪麗”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大肆鎮壓異教徒的做法。在這些“新君主”看來，沒有什么比維護國家利益來得重要，再一次肯定了“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為發展國家的實力提供了保障。

新興國家迅速發展，與國力均衡發展有著很大關系。伊麗莎白開始執政的1558年，英國不過是個人口三百萬的三流國家，正陷入國庫空虛、教派紛爭、與法國進行戰爭的危機之中。在這樣的局勢下，伊麗莎白開始改革：不僅要發展經濟，還要改革政治制度。其主要舉措如下：

銳意改革，精簡機構。伊麗莎白執政伊始，就把前任瑪麗女王由39人組成的樞密院改建為由19名樞機大臣組成的新樞密院。這一舉措令人吃驚，因為政府核心部門的人數被減少了近二分之一。樞密院是專管決策和行政的機構，由御前會議中國王的近臣組成，協調政府各個部門官吏的工作，并為國王財政做出預算。對原來的瑪麗朝樞密院內朝臣，伊麗莎白經過仔細考慮，決定辭退，僅保留少數被證明有用之人。通過穩妥地調整，樞密院成為女王政權的核心，盡管許多決策是由女王自己作出的。

同樣的舉措也表現在精簡一般政府官員方面。據《伊麗莎白的背景：伊麗莎白一世歷史文獻集》，女王統治時期，由女王親自付薪的官員僅1200人，其中600人管理王家領地，另外600人執掌政府各個行政部門。在一個人口約三、四百萬的國家里，每3000人中才有一名王家官員。如果同17世紀初的法國比較，更加彰顯出伊麗莎白政府的精煉：當時的法國擁有40000名付薪王家官員，以其人口計，大約每400人中置一名王家官員。伊麗莎白要求官員們嚴肅、穩重、高效，她自己也很少同他們開各種玩笑。

任人唯賢，倚重廉潔、穩妥之人。國家機構精簡，必然要求在職官員作風正派，極具才干。伊麗莎白提出“廉潔、能力”兩條官員選拔原則，這對于英國的吏治改革至關重要。例如：威廉·塞西爾（Cecil William，1520年～1598年）是伊麗莎白最為倚重的重臣，在愛德華六世（Edward VI，1537年～1553年）病重時，曾經起草過禁止瑪麗和伊麗莎白承繼英王大位的文書。伊麗莎白一世繼位后，不計前嫌，在視事的第一天，就指令塞西爾為樞密院國務大臣。女王說：“我相信，在任何饋贈面前，你都能夠做到廉潔和自重，永遠忠于國家。你還會不顧我的個人意向，向我提供你自認為最好的意見。”這反映出女王制止腐敗的決心和廣開言路的風格。

任用創新型專業人才。一個國家要發展，除了有行政型人才外，還要有勇于開拓的創新型專業人才。精通外交事務的弗朗西斯·沃爾辛哈姆（Walsingham·Sir Francis，1532年～1590年）就這樣進入了伊麗莎白的視線。1572年塞西爾改任財政大臣后，沃爾辛哈姆繼任為國務大臣。沃爾辛哈姆曾就讀于劍橋大學新教勢力最強的一個學院——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因而成為一個口無遮攔的新教徒。伊麗莎白重用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他廉潔奉公，私德甚好；二是他精通外交事務。沃爾辛哈姆年長伊麗莎白1歲，是個天生的語言學家，極其精通法語和意大利語。在瑪麗女王執政時，為躲避對新教徒的迫害，他逃離英國，卻成為意大利著名的帕多瓦大學的英國民法教員。1555年～1556年意大利流亡期間，他不僅精通了意大利語，而且還精通了各國法律，結識了大批歐洲政界人物。伊麗莎白成為女王后，沃爾辛哈姆于1560年回到英國。1568年，已成為伊麗莎白不可或缺的核心官員。從1568年起至1590年逝世止，沃爾辛哈姆服膺于伊麗莎白達22年之久。在他逝世的時候，人們發現，這位身居要職的高官竟然一貧如洗，因為他將幾乎全部財富都用來支持自己的秘密外交網。據說，有53名在各國宮廷活動的派遣人員和18名高級密探，全靠他自己供養。在法國，他能夠從13個城市搜集消息。在低地國家，他能在7個城市進行情報活動。在其他國家，到處有他的聯絡小組。在德意志，他有9個消息來源，聯合行省有3個，土耳其也有3個，在西班牙和在意大利，他各設了5處聯絡點。

以國家利益為重，凡事不徇私情。 伊麗莎白用人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徇私情。宮廷中經常會有一些取悅女王的人，但伊麗莎白并不為其所動。例如：晚年的伊麗莎白有一個十分寵愛的大臣沃爾特·雷利（Raleigh Sir Walter，1552年～1618年），但因為他使一位伊麗莎白一世的侍女懷孕而被關進了倫敦塔。另外一個頗受伊麗莎白重視的人是學者弗朗西斯·培根（Bacon· Sir Francis，1561年～1626年），伊麗莎白視其為自己的朋友，在許多事情上都征求過他的意見。但是，女王一直沒有任命培根為其十分向往的總檢察官，因為她覺得培根不適宜擔當此職務。傳記作者尼爾告訴我們：伊麗莎白十分寵愛的埃塞克斯伯爵為培根說情，女王告誡埃塞克斯，要他要放聰明點，不要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伊麗莎白選拔官員的原則是寧缺毋濫，她寧愿讓職位出現空缺，也不任命她認為不合適的人。在培根的問題上也是這樣，她讓總檢察官這個職位長期空缺，直到最后選擇了科尼為總檢察官，事情才算了結。

發展工商業。王權同最具有經濟實力的市民階級結盟并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商品經濟得以發展，資產階級、商人得以地位上升。商品經濟同時對農民生活帶來影響，農民關心市場價格，農產品進入市場經濟。一系列保護工商業的政策被制訂出來，如政府承認財產權，并通過政府法令推行重商政策。不像歐洲其他國家對貴族經商有嚴格限制，英國鼓勵貴族、鄉紳的“下海”活動，對資本流向沒有限制。資本流動較快，城市資產階級對農村投資，把英國農村改為商品性生產。鄉紳也對城市工商業進行投資，他們的資金從農村流到城市，幫助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相較而言，德意志的政府對市民階級進行過度掠奪。英國的君主較為克制，這使得英國的城市較順利地過渡到政府管理下的城市。這反過來又節省了大量城市資金。結果是：英國發展經濟的成本較低，收效比較大。

與鄉紳、市民結盟，擴大社會基礎。根據威爾遜1601年寫的《英格蘭王國》，當時平均每個貴族的家庭年收入為3600英鎊，大多數騎士的年收入為1000至2000英鎊，而紳士家庭平均的年收入為500至1000英鎊。同時，在約曼階層中，年收入達300至500英鎊的人也不少見。⑧ 伊麗莎白時代，貴族和紳士所擁有的土地份額大致是在全國耕地的1∕5至1∕6間，可見其經濟實力還是極可觀的。有的學者認為貴族和紳士的人數在都鐸期占到了總人口的20%至25%，占有的財產份額為全國財產的1∕3。⑨這個估計很可能偏高，盡管有許多富人實際上是隱瞞了財產，或有意不承認自己是紳士。如果按上述的紳士家庭平均每年的收入為500至1000英鎊計，那么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英國在社會結構方面就出現了一個“都鐸后期的中等階級”，其家庭數是貴族和騎士家庭數的23倍。如果加上城市的銀行家、商人和專業人士，再加上約曼階層中的上層，這個倍數還要增加。這個中等階層是傾向于與伊麗莎白合作的，其中的許多人已掌握著地方政權，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占有明顯位置（在伊麗莎白時代，年收入在10英鎊以上或動產在300英鎊以上者方具備服兵役的資格）。

理智對待宗教信仰問題，避免陷入宗教戰爭。伊麗莎白理性治國，防止和避免了英國因宗教信仰而出現的國家分裂，也使英國避免了許多麻煩。對比德意志的30年戰爭、法國的胡格諾戰爭，英國是宗教未能造成國家分裂的少數國家之一。女王的政策是國家利益和宗教寬容，你信什么教我不管，但涉及到國家利益時她就堅決鎮壓。結果，英國的新教徒和部分天主教徒都支持女王，英國成為新教徒的國際領袖。荷蘭新教徒革命，英國是實際上的幕后支持者。

在外交方面搞均衡政策。伊麗莎白女王的原則，就是要不惜任何代價地維護英國的獨立自主地位，同時又不能為此付出太大的代價。英國一方面決不想變成西班牙或法國的附屬國，另一方面，又不能讓西班牙和法國聯合起來，這會對英國構成巨大威脅。伊麗莎白非常清楚地知道，由于她傾向于新教，西班牙、法國和羅馬教會都成為了英國的敵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羅馬德意志對伊麗莎白也無信任感。不過這些國家也有自己的問題，所以，只要應付得巧妙，英國就可以同這些國家進行周旋，為自己贏得發展的和平時間和最大利益。

以上這些只是伊麗莎白成功統治的一個縮影，但它的出現卻決不是偶然的。英國無疑是歐洲近代化的一個縮影，關鍵在于：英國是一個敢于拋棄舊的社會傳統，敢于開創改革先風的國家。在一個充滿危機和機遇的年代里，伊麗莎白時代堪稱是一個成功的典范。

教訓與經驗

哈布斯堡王朝聯合體的帝國模式和英國、法國的民族國家模式的比較，對于我們有許多啟示。筆者認為，在此有必要對幾個問題進行重新明確和闡述。

第一，對于帝國模式，我們看到的是“霸權與不祥戰爭的烏云”在世界積聚。以一個家族抑或一個大國，集結全部力量，妄想以此壓過一切國家，以便君臨天下，左右一切，其結果必然就是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隱退。從表面看，近代早期的力量轉移是哈布斯堡王朝在與法國、英國、荷蘭爭霸，實質卻是家族私權與國家公器、一己之私與國家利益、軍事上的窮兵黷武與綜合國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均衡發展）之間的較量。盡管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人口占到歐洲的1∕4，盡管其擁有著歐洲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財源，但因其稱霸世界的愿望與時代發展相悖，最終只能以帝國的瓦解、戰爭的失敗和影響力的消退而告終。這樣的教訓意味著逆歷史潮流而動，以一帝國之力與民心、民意、國家利益相抗，終究是沒有好下場的。自那時起到1945年，凡在歐洲出現的所有帝國，都以失敗告終。當然，給哈布斯堡王朝帶來困擾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結構性的：它過度開支，最后因窮兵黷武而資源枯竭，付出的代價就是阻礙自身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即使成了一個超級軍事帝國，也會因為制度的落后、國力的失衡、民心的喪失而成為眾矢之的。換言之，哈布斯堡王朝給人帶來的只是恐懼和動蕩，而不是生活安寧、制度榜樣和繁榮富強的吸引力。正因為如此，無論是擁有多少的兵力，擴張了多少領土，干涉了多少他國事務，結果都是從超級強國蛻變為軍事帝國，一旦戰爭失敗，就會四面楚歌。看似堅不可摧的帝國，其瓦解的速度往往超過了人們的預想。

第二，英、法、荷蘭等國在16世紀初期國力并不強大，但歷史發展證明，是可以通過維護國家利益和均衡發展由衰及興、由弱到強的。處處維護國家利益，就能夠得到本國各個階層的支持從而增強了社會基礎，因為社會的安定和民眾的生活都藉此獲得收益。均衡發展就是缺失什么就補充什么，不以失衡的狀態向前發展。以英國為例：經濟上大力發展市場，以政府為后盾繁榮工商業。政治上力行改革，精簡機構，與市民階級結盟，以市民知識精英取代舊式貴族統治，對內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對外在外交上組建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同盟，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在文化上，英國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兩大思想文化運動的最大獲益者，喬叟、托馬斯·莫爾、莎士比亞，使英國成為堪與意大利媲美的新文化發源地。宗教改革運動爆發后，英國成立國教，脫離了羅馬教廷，沒收修道院的財產不僅增強了國庫，而且通過變賣修道院地產培植了一個強大的鄉紳階層，地主制取代領主制的帷幕就此拉開。軍事上，英國原是軍事滯后的防御性國家，但善于利用海上地緣政治優勢，組建起強大的海軍力量，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第三，新興國家國力均衡發展的經驗值得重視，只有均衡發展，才能產生強大的綜合國力，與傾其所有僅僅發展軍事力量的哈布斯堡王朝形成強烈對比。哈布斯堡王朝的兵力與民族國家的兵力之間的強弱迅速逆轉：15世紀70年代，西班牙軍隊的人數為20，000人，同時期法國的兵力為40，000人，英國的兵力為25，000人；至17世紀50年代，西班牙的兵力為100，000人，而法國、英國、瑞典的兵力，不算上尼德蘭聯邦，總數已達240，000人。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帝國要在世界稱霸，不得不分散兵力，抵御來自德意志諸侯、奧斯曼帝國在意大利與法國的抗衡、在尼德蘭鎮壓起義者、在海上與英國對抗，其結果必然是被各個擊破。綜合國力強大的民族國家游刃有余，而外強中干的哈布斯堡家族帝國則無力支撐，力量轉移的趨勢在所難免。正如保羅·肯尼迪所言：“西班牙衰弱的核心問題是，沒有認識到保存一個強大的軍事機器的經濟支柱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錯誤的決策：驅趕猶太人，后來是驅趕摩爾人；中斷與外國大學的聯系；政府指示比斯開造船廠集中生產大型戰船，而幾乎完全排斥生產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賣專利權、限制了貿易；對羊毛出口課以重稅，使其國在國外市場失去競爭力；西班牙各王國之間的內部關卡不利于商業，造成物價飛漲。”可見，國力的均衡積聚和理性配置、理性使用，正是歐洲力量的轉移的兩大關鍵。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僅要看有多少經濟或者軍事的力量，更要看綜合國力，以及國力是否在均衡發展。哈布斯堡王朝在制度上是落后的，故其在治國方略上只能是依靠軍事和戰爭，終于因發展成一個超級的軍事大國而衰敗。與拒絕一切先進文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拒絕一切先進制度（如君主與市民階級結盟、宗教寬容、精簡機構和懲治官員腐敗）的哈布斯堡王朝形成對比的是，英國、法國、荷蘭發展的是綜合國力，接受的是先進文化和先進制度。通過理性改革，終于此長彼消，實現了力量的轉移。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國家在興起的時候，非常重視發展軟實力。按照約瑟夫· 奈（Joseph S. Nye）的說法，軟實力是一種吸引力和同化力，“區分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方法眾多，不妨先列舉一下能夠促成達到目的的多種方法。你可以命令別人改變主意，也可以用軍事手段或者經濟制裁相要挾；或者，你還可以從彼此關系中的吸引、友愛、責任等因素，找出為雙方的共同價值和共同目標提供合理性的共同價值依據”。他進而指出：“二者的區別在于其行為的性質，以及資源的有形程度。控制力，即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力，以強迫或利誘為手段；同化力指的是影響并塑造他人意愿的能力，依賴的是文化和價值的吸引力，或者通過操縱議程令人知難而退是能力。”⑩

除了借鑒歐洲的經驗之外，還應該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發展軟實力，發展創新能力，以保障國家實力的均衡發展，提升我們決策時的準確性。軟實力對一個國家而言，指的是國家的文化實力；對一個政府而言，是指制度和政策的創新能力。一個邁向強大國力的國家在文化實力方面往往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色，有其深厚根基。例如：伊麗莎白之前的英國文化并無深厚根基，但是，通過接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優秀文化成果，英國迎來了莎士比亞時代，有了巨大的創新，其文化和制度在歐洲別具一格，頗具影響力。 二、強大的吸引力，能夠跨國別，對周邊國家、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三、強大的創新能力，接受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在此基礎上制訂出科學的決策和有效的大政方針。四、強大的抗擊危機的能力和良好的自我調節能力。在多災多難的世界格局下，才能夠力挽狂瀾，克服危機。五、開明和開放，既能夠主動吸納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文化因素，又能夠整合這些元素，創新出新的優秀文化從而變得非常強大。最后，是榜樣性、示范性和前沿性。優秀的文化和制度必將給一個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帶來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力，吸引周邊國家向它學習，成為影響世界的示范性文化。本文世界力量轉移的事例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注釋

①②⑦［英］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沖突》（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3、33、38頁。

③④Thomas A. Brady, Jr.,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2、82-83.

⑤Thomas A. Brady, Jr., The Politics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Jacob Sturm (1489-1553) of Strasbourg,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p. 9.

⑥Martin Luther, Luthers Werke in Auswahl, Tischreden, ed. Otto Clemen, Berlin, 1950, 8, no. 5042, 206.

⑧D．M．Palliser,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 1547-1603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2, P. 112.

⑨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Further Explore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3, P.27.

⑩［美］約瑟夫·奈：《軟實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0～11頁。

How Can the Catch-up Countries Win the Future

—Power Shift from the Habsburg Dynasty to the Elizabethan Era

Zhu Xiaoyuan

Abstract: The balanced allocation and scientific use of national power has a significant bearing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unt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Habsburg dynasty implemented imperialist politics, waged war frequently, misused power and resources and refused all kinds of reform or advanced systems, which finally led to its decline and demise. In contrast, other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UK and France, advocated developing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ower, adopted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cultural reforms, and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strong and prosperous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rom Europe, China should also develop its soft power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 its national power, so as to ensur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crease it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he accuracy of decision making.

Keywords: national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balanced development, power shift

【作者簡介】

朱孝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歐洲中世紀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文藝復興史、宗教改革時期德意志史。

主要著作：《歐洲文藝復興史政治卷》、《宗教改革與德意志近代化道路》、《近代歐洲的興起》、《神法、公社和政府：德意志農民戰爭的政治目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