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官員、讀書人道德修養的強調在儒家思想中居于關鍵地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40自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之始，讀書人就被儒家賦予了推行仁道于天下的重任。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的統治階層“現在和過去，整整兩千年以來，始終是士”。41儒家對這個群體道德修養的要求成為其德治理論的中心內容。這個群體道德修養的基點是弘道，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42孔子所講的道，就是“安百姓”的利民之道。由此出發，讀書人就需要高度重視道德修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43讀書人要做官，修己是根本，在修養自己的基礎上，妥善處理與君主和民眾的關系。所有儒學思想家都從人性與修養關系角度構筑起人性學說，而且不論其對于人性判斷如何，儒家一貫主張人性存在著修養和教化的可能性，從而把道德置于社會生活秩序的中心地位。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科學評價

中華民族以崇尚道德而稱譽于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人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同時，也不斷認識和改造自身，認識和調節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各種關系，形成了中華民族優秀的道德傳統。道德文化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先哲們留給我們的重要精神遺產，它作為儒家學派的思想精髓，對春秋戰國以來的封建統治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必要對傳統道德文化思想作認真的比較分析和科學評價，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價值的理論支撐。

以儒家為代表的道德文化學說是一個歷史性的社會意識。在浩瀚的歷史文化典籍中，在大量的民間故事中，記載和描述了中華民族美好的理想與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倫理理念。先秦是儒家學說肇始并基本成型的關鍵時期，孔子、孟子周游列國，游說諸侯，不辭勞苦，倡導仁政。但是他們都無功而返，沒有哪個統治者采納他們的治國思想。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本上講，是由于儒家思想不適應當時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當時儒家思想不被用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的”，44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禮崩樂壞”，奴隸制度行將滅亡，封建制度呼之欲出，新興地主階級雄心勃勃地要奪取政權。對他們來說，“克己復禮”的孔孟之道遠不如法家的思想來得實在。事實上，秦王嬴政也正是因為采用了嚴刑峻法，從而徹底地打碎了奴隸制國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封建專制帝國。

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真正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在西漢時期，尤其是漢武帝統治時期。法家思想在秦朝被統治者推向極端，成為統治民眾的思想來源，暴政破壞了社會秩序，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秦迅速滅亡的歷史給西漢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因而，他們對重視民眾力量的儒家思想采取了接納的態度，奉行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緩解統治者與民眾的矛盾，以求其統治的長治久安。因為儒家思想符合中國小農經濟的需要，它才能夠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態。

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宗法性社會結構結為一體。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宗法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家庭是基本生產單位，家長是管理者，單個家庭又歸屬于一個家族，家族是社會制度的基層單位，宗法制度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中自然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從氏族轉變為政治國家，宗族與國家聯系十分密切。個人在政治國家中的地位與其在宗族當中的地位是一體的，政治國家與血親宗族兩套系統合二為一，在政治上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政治關系分成兩個側面，“其一是奴隸主階級對于奴隸階級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其二是奴隸主階級內部的家族、宗族和親戚之間的關系”。45為了達到維持社會生活秩序的目的，統治者采取“禮”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采取“刑”調整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系。“禮治”的核心內容是幼從長，疏讓親，卑從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種倫理關系，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種倫理關系，以及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都是對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現實的反映和對這種關系的自覺維持。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結構之間的呼應，促使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中國古代的德治作為社會政治的一種手段，是從上到下、從國到家、從長到幼實行的一種系統的道德教育。通過這樣的教育，使人們按照“應當”即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去處理社會關系和對待自己的言行，力圖收到刑罰不用而國泰民安的效果。

儒家學說具有超越時代思想價值的魅力。孔子的德治思想就是主張統治者應該靠“德行教化”的作用來實行統治，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勞動人民施加小恩小惠進行懷柔；二是用統治階級的道德進行教化，使勞動人民就范。當統治者的“以德服人”不能奏效時，孔子又主張“以力服人”。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46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并不是不要法的職能，而是主張“寬猛相濟”，“德”與“刑”交替使用。同時，孔子還提出了“舉賢才”的主張，并把它作為管理政事的一項基本原則，認為只有“賢者”當政，國家才能治理好，后人把這種主張稱作“賢人政治”或“人治”。盡管孔子的“人治”思想具有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但也有積極的一面。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47“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8按照儒家的思路，天下正當的統治者是德行高尚的人，德行是繼承人的唯一標準。當然，儒家學說的民本思想并非民主精神，“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對君主專制的承認和契合”。49孔子以“圣”稱呼統治者為最高境界，而這個“圣”的標準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50儒家思想民本精神的集中表現在于主張“人民的利益是國家和社會的價值主體”。51儒家思想在成為中國古代專制政治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與封建專制制度之間也存在著對立緊張的關系。“優秀的文化傳統與封建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成了一個尖銳的對照。”52這種對立緊張關系，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說的民本主義特質。

從上述分析來看，儒家的道德文化思想（后經融合法家思想）統治了封建中國兩千多年。統治者最終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是因為儒家思想適應了新興的經濟基礎，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能夠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提供正當性的論證。道德文化思想不僅要求民眾要遵守仁義道德等社會規范，更重要的是它認為民眾是否遵守道德規范要靠榜樣和感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慎重對待刑殺手段，通過對德行高尚與否標準的設立體現民眾意志，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明顯表現。這也是我們在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條件下道德文化建設問題時，需要借鑒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