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對于政黨來說是一件新事物，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形勢與挑戰，國外許多政黨為此增強黨的適應性，并采取一系列政策舉措，推動黨的變革調整，不少政黨實現了成功轉型，但也有部分政黨應對不力。

其一，淡化意識形態色彩，致力于拓展黨的社會基礎，進一步向跨階級政黨轉型。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政黨紛紛增強本黨的政治包容性，在原來已經調整的基礎上繼續淡化黨的傳統意識形態，尤其是一些傳統的左右翼主流政黨大都有意識地模糊本黨的階級屬性，進一步把本黨打造成跨階級、全民性的政黨。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等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聯合推出的“第三條道路”，最重要的是一種理念的更新，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黨的政治轉型。英國保守黨在卡梅倫時期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加大意識形態的兼容性，改變撒切爾時期形成的重經濟、輕社會的冷漠形象，從工黨身上借鑒了社會公正、共同福祉等理念，并將綠黨、自民黨的環保主義等納入本黨的意識形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冷酷無情的富人政黨形象。包括德國社民黨和基民盟、印度國大黨、巴西勞工黨等也都通過淡化意識形態而改變了或不斷改變著其階級政黨的形象。但也有政黨走向了兩個極端，印度人民黨近些年來反而日益強化該黨“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政治上排斥包括本國伊斯蘭教在內的其他民眾，從而陷入相對孤立境地，在近幾次大選中接連失利。

其二，改革黨的組織體制，創新黨的管理方式，提高黨對黨員及支持同情群體的吸引力。面對全球化的沖擊和挑戰，國外許多政黨著手從制度、機制等方面改革調整來增強適應能力。西歐一些社會黨通過建立“主題支部”、“項目黨員”制度來順應形勢變化要求，改變過去傳統而嚴密的組織機制和黨員活動方式，提高黨員參與黨內事務的積極性。許多政黨在不斷調整黨與自身聯系組織青年、婦女、工會等群體的關系，放松對其管制，給予它們更多的自主性，使其通過靈活的方式為黨分憂解難。部分國家政黨還不斷創新黨員管理的機制與模式，印度、巴西、南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政黨努力探索對流動黨員管理的新機制，建立流動支部，把支部設在工地、碼頭。但西方及發展中國家也有少數政黨由于過分突出黨的所謂“制度創新”，出現了黨的地方組織自行其是、黨員散漫自由的現象，導致黨中央的掌控能力下降，其長遠規劃與政治意圖難以實現。

其三，改革和調整黨的宣傳動員方式，加強與新興媒體的互動，增強黨的凝聚力。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快速的生活節奏，以及黨員和民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多樣化，許多政黨為此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調整。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改變黨內文件、重要信息自上而下逐級、分層傳達的模式，改由黨的內部網站、手機直接傳輸給本黨黨員。英國工黨和保守黨、韓國大國家黨、巴西勞工黨、南非非國大、希臘共產黨等許多政黨都著手改革傳統的宣傳動員方式，一方面重視利用新媒體來傳播本黨理念和價值觀，加強公共公關，擴大黨的內外影響，大力增進黨與新媒體的融入，改善與它們的關系；另一方面使黨的理想教育方式更加靈活，寓理想、價值觀教育于歡快的娛樂和日常交流中，注重對黨員的柔性引導。一些國家政黨在重大黨慶或其他重要活動時，邀請國際和國內知名搖滾樂團助陣，黨的領導人的講話和各方代表的簡潔發言穿插在輕松、愉快的娛樂活動中，活動進程向國內外黨員直播，使黨員及支持者潛移默化地受到該黨的政治熏陶。

其四，增進與國外政黨的交流與合作，學習借鑒其他政黨治黨經驗，提升全球化時代對外打交道的能力。全球化為世界各國政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與其他政黨交流學習的機會，為本黨開闊視野、提高治黨治國水平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新世紀以來，國外特別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主流政黨積極主動地利用政黨間的雙邊和多邊交往活動來獲取更多有益信息，吸取其他政黨治黨與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如越共每年都要派一些干部到歐美國家學習西方的經濟運營與社會管理的知識與經驗。但也有一些國家政黨在全球化形勢下，不加辨別地吸收國外各種信息，尤其是非洲部分國家政黨精英深受西方政黨的價值觀影響，極力推崇西方治理模式，結果與本國國情嚴重脫節，在不少國家帶來了經濟停滯，社會凋敝、政治動蕩的嚴重后果。

其五，一些國家執政黨大力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更加慎重妥善處理內部事務，注重防范外部風險。面對日趨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和發展的不平衡現象，近期印度國大黨和南非非國大政府都提出包容性增長的發展戰略，南非推出對大多數黑人群體的經濟、社會傾斜政策，印度加大對農村和貧困群體的財政支持力度。

拉美不少國家政府汲取90年代以來三次金融危機教訓，調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強宏觀調控尤其是對金融的監管，打擊金融投機，同時大力推動經濟體制轉型，發展本國優勢和特色產業，因而不少國家受本次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有限。而像突尼斯、埃及等盡管也在相當程度上參與到全球化分工體系中，但其執政黨未能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長遠角度調整本國經濟與產業結構單一狀況，導致受外部經濟依賴太高，從而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近些年來，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從戰略高度對待國內的政治紛爭和突發性危機，盡力避免其演變成國際關注的焦點，并努力防范和全力應對外部勢力的滲透與干預。越共對兩次西原少數民族騷亂，統俄黨對去年底杜馬選舉后反對派的抗議，都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穩妥處置，不給反對派以攻擊口實，較好防范了外部勢力的介入，使事件平息。但也有像部分獨聯體、中東國家的執政黨，因不能有效阻止國內危機的國際化，最終引發“顏色革命”和“街頭革命”，導致政權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