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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魯:城市化發展中的制度建設

——在“新型城鎮化:發展與轉型”改革形勢分析會的發言

對城市化面臨的問題我說一點想法。我覺得現在我們與城市化發展相關、相配套的制度建設,與城市化發展的趨勢本身是相脫節的。經濟在發展,城市化在發展,但是我們一些相應的制度沒有變化、沒有發展,這是一個當前突出的問題。兩億多農民工進城,長期在城市打工,但沒有解決戶籍問題,沒有解決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問題。

最近報紙上有些報道說中國醫保已經覆蓋了13億人,已經實現全覆蓋了,這個說法對不對?我看這個賬是算錯了。怎么算出來13億?說城鎮醫保覆蓋了四億多人,農村的“新農合”覆蓋了八億多人,加起來13億人。城鎮是四億多人嗎?2011年城鎮六億九千萬人,還有兩億多人沒有醫保。農村是八億多人嗎?農村現在實際只有六億五千人,哪來的八億多人?就算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都在農村參加了“新農合”,但在城市里看病用不上,也不能拿回去報銷,也還是假的。況且加入新農合是要交費的,他為什么要自己交費弄一個用不上的新農合?所以我認為農村新農合的統計數字恐怕需要重新核實。是不是有些地方為了套取中央的資助,多報數字?這值得研究。

再看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農民工調查數,進城農民工中上了失業保險的只有8%,上了醫療保險的只有16%,怎么叫全覆蓋?根本沒有全覆蓋!我們沒有解決兩億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問題。這個問題究竟是解決不了,還是制度沒有跟上、沒有去認真解決?我認為是后者。早應該隨著城市化進程一步一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當然,解決這些問題要花成本,政府要多掏點錢。本來對地方政府來說,農民工到我的城市來打工,我作為城市政府什么成本都不要付,只獲得農民工創造的價值,只獲得他們為推動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但是不用管他們的社會保障,不用管他們看病的問題、孩子上學的問題、住房的問題,這些都由他們自己解決。傷了,病了,老了,干不動了,回你農村去。這么一個現成的既得利益,人人都愿意享受,人人都希望不花錢的蛋糕越多越好,但不愿意付出成本。

地方政府是這個心態,中央政府怎么辦?要不要對這個問題做出一個統一的規劃?要不要從全局角度做出改變?城市化率在不斷提高,大量農民逐漸轉變為城市居民本來是題中應有之義。為什么這些新城市人口就不該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就不能擁有城市戶籍?我認為現在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說政府沒錢,解決不了,我認為是假話。剛才的發言說到城市占地面積越來越大,不僅如此,還搞了許多沒有實際意義的建設。大而無當的廣場、超寬的馬路,到處修高爾夫球場,爭相搞中國第一高樓,或者亞洲第一高樓、世界第一高樓。大量的建設,非常高的資本消耗。有些馬路鋪了又挖,挖了又鋪。有些新鋪的質量還不如原來的。好像錢多得沒處用。至于“三公消費”花了多少錢就不用說了。但同時,又說政府沒有錢來給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解決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問題。這個邏輯成立嗎?我認為是不成立的。

現在城市化到了這樣一個時候,需要做一個大的布局,做一個整體考慮。下一盤棋,不能別人走什么我應什么,一盤棋要有一個整體考慮。這么多人陸陸續續進城市,城市化率已經51%了,將來還要更多。如果達到發達國家的70%、80%,還有三四億人要進城,這些人能不能變成城市居民?能不能獲得城市居民應有的待遇?這個問題不解決,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現在是青壯年大部分都在城里打工,農村剩下老人、兒童,長期一國兩制。這個局面能夠長期維持嗎?要想長期維持,一定會出亂子。

這么多人進城了,農業沒有荒廢,為什么?因為中國的農業人多。中國農業將來的出路是規模經濟,就是剛才國英講的這個問題,農業的規模化是有廣闊前途的。但前提是什么?農業規模化的前提,是把大部分農民轉移出來,離開農業,離開農村,變成城市居民,像發達國家一樣,70%、80%的人變成城市居民了,剩下的農村人口才可以很好地進行規模化經營,農業才可以轉變為現代農業。否則的話,農業永遠是一家三五畝地那么一個局面,生產率永遠也上不去。

但是要完成這么一個過程,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合。第一是戶籍制度和相應的城市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現在發達國家搞社會保障,政府都是要掏錢的,個人付一部分,企業付一部分,政府付一部分,三方面的貢獻加起來建社會保障賬戶。我們的城市政府現在不但不掏錢,還要掙錢。為什么?有些企業給農民工上了社會保障,但他們流動性很高,離開的時候,企業的社保繳費這個錢他拿不走,結果沉淀下來變成了城市政府的收益。據說深圳在這上面的收益可能是上百億,甚至更多。合理嗎?我認為不合理。本來城市政府的公共財政是要給大家服務的,光從農民工身上賺錢,不想付出任何成本,這個格局是不合理的。這是城市的這一套制度,戶籍制度,公共服務等等需要改變的地方。

對農村來講,我覺得要促進規模化經營,要促進農民的轉移,還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比如現在土地問題,剛才國英講了,耕地和宅基地兩件事是不一樣的。對,是不一樣的,但我覺得農民在這兩種土地上的合法權益都需要得到切實的保障。耕地在法律上說是集體的,但農民有使用權。這個使用權能不能把它做實?就是農民在轉讓這個使用權的時候,他們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現在到處在征地,地方政府和農民之間經常發生沖突,問題都是發生在這個地方。地方政府想用非常低的價格從你們手里拿地,原來的規定是相當于幾年的農作物產量,就算是征地的回報了。這仍然是對農民的剝奪。

當然現在用原來那個價格,可能很難征到地了,所以這個征地價格相應提高了,個別地方很高。但是制度上沒有解決。我認為仍然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現在有些地方搞土地“確權頒證”,成都就很認真地搞了農民土地的確權頒證,就是要確保農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承認農民對土地的權益,承認他們的權益可以合法轉讓;這才能伴隨城市化進程,逐漸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我認為主要是這個問題。農民的利益得到保護,在土地轉讓過程中也才能夠有公平的分配。

宅基地更是這樣。法律上不管怎么說,農民的宅基地實際上是農民的。不叫所有權也可以,但是要允許農民有償轉讓,使土地能夠進入市場,獲得他應有的份額,拿到應有的報酬。當然增值部分,政府該不該提取增值稅?該不該拿來進行再分配?可以有這個部分,需要一些制度設計。不然只有大城市周邊的農民發大財,偏遠地區的農民什么也得不到。但是我認為農民的基本權利是需要得到保障的,沒有這一條,農村現在的土地規模化經營、土地集中的趨勢就不能夠順利進行,也不能避免各個階層之間的沖突、農民和政府之間的沖突;這些矛盾都很難解決。所以我覺得伴隨城市化,會涉及城市的戶籍制度、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也會涉及農村的土地制度,土地出讓制度等等。不要老打農民土地的主意,想剝奪農民;但也不能堵住城市化的路子,不讓土地進入市場,不讓資源重新配置。這是一盤大棋,要通盤考慮。

(提問:關于城鎮化和擴大中產階層的問題)這又是一個問題了,我認為目前主要還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現在的收入分配狀況,按我們現行的收入統計來計算,基尼系數也接近或者達到0.5了,已經是非常高了。存在這么巨大的收入差距的情況下,這個社會結構不會是一個橄欖形結構,不會是一個中產階級占主體的結構,而是少數人巨富,大部分人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者低收入這么一個情況。

收入分配跟城鎮化是有關系的,農民不轉變身份,不進城,他永遠成不了中產階級。當然,農民將來可以成為中產階級,但不是在他一戶三畝、五畝地的基礎上,至少應該是國英說的五百畝地、一千畝地。在這樣的基礎上農民才能成為中產階級。前提是城市化和人口的城鄉轉移。另外,進城的農民工連城市居民的身份都沒有,怎么變成中產階級?這些問題都和制度有關。

土地收益的分配問題現在變成一個最突出的問題,但是這么巨大的土地收益都跑到哪里去了?既沒有到出讓土地的農民手里,離開土地、在城市里打工、需要住房的農民工也沒有拿到任何這方面的好處。這個好處集中到各級地方政府,一些房地產開發商,和少數大量炒地炒房的富人手里,從中大量獲益。而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是怎么用的?缺乏嚴格的管理制度,缺乏透明度,隨意支配,導致了大量腐敗現象、幕后交易。這是一個不正常的收入分配狀況,這實際上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但是這里我覺得有一個問題要提一下,地方政府這些年如果沒有土地出讓收入,在現有的財政格局之下,地方財政是無法維持的。

所以我說的所謂通盤考慮,還涉及到財政體制。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沒有理順,所以迫使地方政府財政變成土地財政,地方財政變成嚴重地依賴賣地籌資的格局。這個格局是需要改變的,怎么改變?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改善政府資金的管理,提高透明度,加強社會公眾的監督,以此杜絕腐敗,合理分配資金,保障公共資金用于公共目的。同時,改革土地出讓制度,設立房產稅,代替土地出讓收入。我認為這些需要有一整套制度設計,來推進財政體制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

[責任編輯:鄭韶武]
標簽: 制度建設   發展   王小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