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鮑德里亞通過對馬克思拜物教概念、政治經濟學批判模式等理論分析后認為，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僅僅是一種心理學意義上揭示的人對實體物的迷戀，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模式不僅無法實現對拜物教的顛覆，最終還會陷入到資本邏輯的普遍化之中。事實上，鮑德里亞這一理論是對馬克思拜物教理論的嚴重誤識，其根源在于非歷史性的社會學方法。這一方法不僅使他脫離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框架，還導致了在消解拜物教問題上走向了不可能的絕望之路。

關鍵詞: 拜物教; 政治經濟學批判; 使用價值; 交換價值; 象征交換

鮑德里亞的符碼拜物教概念、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直接面對的是馬克思的經典理論———拜物教概念、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在早年的《物體系》和《消費社會》中，鮑德里亞從對“物”體系的功能化批判進展到對“符碼體系”的符號學分析。進而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鮑德里亞徹底地在反駁馬克思拜物教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能指拜物教”，全面展開了對“消費意識形態”的批判。可以說，以《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生產之鏡》為起點，鮑德里亞已經逐步與馬克思思想決裂，并將批判矛頭直指其理論內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就此而言，梳理鮑德里亞對馬克思拜物教、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不僅有利于厘清馬克思本人拜物教理論的準確含義，同時也有助于在現時代凸顯科學的拜物教批判話語、揭示新時期資本主義拜物教的實質。

一

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生產之鏡》中，鮑德里亞借助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以及巴塔耶的一般經濟學觀念將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原始社會勾勒出來，以此來反對馬克思的經濟拜物教、政治經濟學批判模式及其方法論基礎———歷史唯物主義。具體說，鮑德里亞對拜物教的理解以及對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論的批判可以通過以下三點來闡明：

1. 馬克思所謂的拜物教不過是“一種富有魔力的思想”①

一方面，鮑德里亞指出: “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以及貨幣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這是一種被神秘化了的、讓人著迷的、心理學意義上的屈從模式”②，而這種“心理學”意義上“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模式，“除了揭示出一種崇拜交換價值的‘錯誤意識’之外，還能揭示什么呢? ……所有那些預設的存在———即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異化的物之‘本真’的、客觀的存在———是使用價值嗎?”這就是說，在鮑德里亞看來，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實質只是一種心理學意義上的對“異化”了的“錯誤意識”的揭示，而這種“異化”的對立面，即“本真的”的存在就是使用價值。所以，鮑德里亞才說，“通過將所有的‘拜物教’問題歸結為某種‘錯誤意識’，即上層建筑的機制，馬克思主義消除了拜物教能夠分析的真實的意識形態的勞動過程的任何可能性。”不僅如此，這種分析模式還隱蔽地“擴張了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并由此也擴張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自身的發展。”③

另一方面，鮑德里亞引用了德•博茲關于拜物教的定義，“對某種現實的、物質性的物的崇拜可以稱之為物戀……正因如此，我將其稱之為拜物教”④。就此而言，他認為馬克思的拜物教只是一種“物戀”，是一種對于實體性的“物”的迷戀，而這種拜物教已經明顯過時了，因為“對于消費理論中的拜物教徒、市場的策劃者們以及消費者們來說，物在任何地方都是作為某種力量( 幸福、健康、安全、榮譽等等) 的承載而被給予和接受的。這種魔力的載體散播得如此廣泛，以至于我們忘記了最初與我們打交道的其實是符號: 一種被一般化了的符號的符碼，一種完全任意的差異的符碼，物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價值或內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現其自身的迷人魅力”⑤。這才是消費社會中人們真正崇拜之物，即一種符號的符碼，而非這種符碼的物質載體或物本身的使用價值。由此，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社會中，“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種所指的拜物教，或者一種實體與價值的拜物教……我們將發現真正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拜物教的乃是能指的拜物教。”在他看來，拜物教所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對于實體的迷戀，而是對于符碼的迷戀。而且，這種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地方也并不像馬克思所分析的那樣僅僅存在于上層建筑的異化了的意識之中，而是滲透于包括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各個層面的“結構性符碼的普遍化之中”⑥，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僅僅是用一種富有魔力的所指代替了真正作為意識形態的能指操控。

2.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隱匿著一種“使用價值拜物教”

鮑德里亞之所以認為馬克思拜物教理論過時，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馬克思未能揭示和批判使用價值的“拜物教性質”，從而已經成為了一種“神話”。首先，在鮑德里亞看來，馬克思將具體的使用價值與抽象的交換價值對立起來，通過前者的解放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價值并沒有卷入到交換價值的特殊邏輯，即等同邏輯之中”，進而“使用價值包含了超越市場經濟、貨幣以及交換價值而獲得重生的期許”。由此，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只是針對交換價值的批判理論，使用價值并不處在拜物教的場所之中。而實際上“使用價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為一種社會關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樣，使用價值也是一種抽象”，它同交換價值一樣處于等價邏輯之中。于是，他說，存在“兩種拜物教，使用價值拜物教和交換價值拜物教共同組成了商品拜物教”⑦。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使用價值拜物教”不但與“交換價值拜物教”成為同類，“而且還極具深度，并且相當完美地表達了后者”⑧。這是因為，在鮑德里亞看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假設了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使用價值，并將這種使用價值永恒化和本體化，以此來實現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交換價值的批判和超越。但實際上，馬克思尚處于“人類學幻象”的形而上學之中，這種根植于“人類學”之中、根植于一個“自然化”過程中的使用價值恰恰是由資本主義交換價值體系構建出來的，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種實現并為后者的意識形態發揮作用提供了“自然化”、“普遍化”的保障。因而，鮑德里亞得出結論，正是這個原因使得馬克思盡管批判和否定了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但仍舊陷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中。最終，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完成了與政治經濟學的共謀。他認為唯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揭示消費社會的“符碼的狡計”。

3. 象征交換: 擺脫符碼拜物教的唯一方法

那么，如何擺脫使用價值拜物教、符碼拜物教的統治呢? 在莫斯的禮物的“象征交換”和巴塔耶的非功用性的“耗費”中，鮑德里亞找到了答案。在《物體系》和《消費社會》中，鮑德里亞就已經展開了對物的功能—有用性的批判。他提到，“許多物品都在他們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離，是依他人的需要，使它們共存在一個功能化的環境里”⑨，物不再是單指性的“物—功能”模式，不再具有確定的意義，它可以指向任何的功能和意義。在《消費社會》中，他進一步指出“豐盛不是建立在財富之中，而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具體交流之中的”瑏瑠，生活的最大財富不是物而是象征性的社會關系。其實質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功能—有用性體系，反對物具有“對主體的直接有用性”。

而到了《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鮑德里亞則正式提出象征交換，從而根本上反對“有用性的”使用價值、“等價性”的經濟交換價值和“差異性”的符號/價值。可以說，象征交換正是鮑德里亞拜物教批判中本真性的邏輯預設，它與全部的價值交換體系、符號體系是“一種徹底的分裂( 它預設了一種絕對的超越)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在該書結尾處所說的話就不難理解了: “在象征性交換中，物或者它所有的價值都歸于無”，也就是去除所有物對于我們的有用性或價值，“由此，只有那些通過持續的交互性交換來設定其意義才能逃離交換價值，而這種交互性交換只存在于禮物及其回饋之中，在開放的不定性關系之中，而不是在最終的價值關系之中”。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具有經濟效用的價值關系，而是復歸于非功用的、無序的、本真的象征交換關系。由此可見，唯有象征關系才能真正終結符號政治經濟學、符碼拜物教。

二

從上文可見，鮑德里亞對馬克思拜物教理論的批判涵蓋了拜物教概念本身、拜物教的政治經濟學基礎以及拜物教的消解途徑三個方面。這些批判表明我們應該“完全放棄”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唯有符碼拜物教批判、符號政治經濟學和象征交換理論才能直面當下消費社會中的符碼操控。但事實上，結合鮑德里亞的理論背景和方法論視域，這種對馬克思的“深刻”批判實質上只是簡單化、非歷史性的，尚未進入到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的方法論視域之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對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存在著一定的誤識。

1. 鮑德里亞并未認識到馬克思拜物教理論中觀念形式與物質形式的統一

鮑德里亞在批判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時，一方面指認這種拜物教概念只是一種心理學意義上的主觀屈從，因而這種拜物教也就僅僅是一種異化了的意識; 另一方面認為拜物教還只是對實體性的物的崇拜，是一種對物本身的使用價值的“物戀”。為了厘清馬克思拜物教概念的真實含義，我們需要對馬克思在觀念形式問題上的思想發展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有力地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從意識形態、觀念形式出發的唯心史觀。他指出，“把人從詞句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因為，“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這些實體、主體等“詞句”只是鮑威爾等人主觀構造的虛假觀念，是“在德國這樣一個具有微不足道的歷史發展的國家里”才會產生的，而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這種意識形態的虛幻性終將被工人階級揭穿。然而，1848 年的歐洲大革命的失敗表明，無產階級并未像馬克思恩格斯所預想的那樣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代言人，而是受到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意識形態“詞句”的影響并陷入了經濟拜物教之中。所以，馬克思認識到，僅僅站在一般的物質生產層面上理解和批判意識形態、觀念拜物教是不夠的，這種分析只是簡單論及了拜物教的觀念形式，即只是籠統地指認出拜物教觀念是對現實存在的虛假反映。意識形態批判必須深入到具體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去分析拜物教的物質形式，即物化的社會關系、價值形式，從而徹底地揭示拜物教觀念的根源及其消除途徑。真正深入研究拜物教的物質形式，進而從拜物教的物質形式與觀念形式兩方面分析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正是說明了這種拜物教的物質形式，即物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他們的相互關系，表現為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獨立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而在《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在這種顛倒的物質關系基礎上指出: “由于這種被歪曲的關系，必然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出相應的被歪曲的觀念，顛倒了的意識”。十分清楚，拜物教觀念正是這種顛倒了的、物化社會關系的觀念映現。由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拜物教”: 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物與物之間的交換，是價值的“必然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必然要采取物的表現形式，而生產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就“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這種特有的拜物教性質對于“受商品生產關系束縛的人們來說，無論在上述發現以前或以后，都是永遠不變，正像空氣形態在科學把空氣分解為各種元素之后，仍然作為一種物理的物態繼續存在一樣”。馬克思這一思想清晰地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觀念拜物教的客觀存在。

此可見，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根本不是鮑德里亞所說的一種簡單的觀念上的、心理意義上的觀念批判，其實質是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客觀存在的、顛倒的物化社會關系的指認，這種物化社會關系正是拜物教的物質形式，而拜物教觀念只是對這種客觀顛倒關系的主觀映現。同時，馬克思的“拜物教”中的“物”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意義上言說，不是實體性的物，而是被物的外殼所遮蔽的現實社會關系。鮑德里亞所指認的馬克思對實體性的“物”的迷戀，恰恰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將“關系”誤識為“物”的拜物教批判。由于鮑德里亞未能理解在馬克思拜物教理論中相統一的拜物教的物質形式與觀念形式，他對馬克思拜物教主觀化和實體化的指責根本是無的放矢。

2. 鮑德里亞對馬克思使用價值及價值的自然化、非歷史性的詮釋

鮑德里亞認為，使用價值構成了馬克思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使用價值具有獨立于交換價值體系的解放意義，然而馬克思并未認識到使用價值也同交換價值一樣是一種抽象，使用價值本身就是一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是對馬克思使用價值概念的嚴重誤讀。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開篇就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使用價值從來都不是獨立于交換價值的，這兩者正是構成商品價值結構的有機要素，因而使用價值不可能在與交換價值對立的意義上成為資本主義的否定力量。其次，“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性質”。馬克思的使用價值概念是具有歷史性的，即馬克思所說的“物的有用性”并不是單純地指認物質內容，而是包含了規定這種有用性的特定的社會形式。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 “商品的形式規定是交換價值。這種形式以外的內容是無關緊要的; 它不是作為社會關系的那種關系的內容”。前資本主義社會直接滿足人們需要的具有自然特性的使用價值并不是馬克思所要探討的“內容”，馬克思所要凸顯的是處于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中的使用價值，因此“使用價值在怎樣的范圍內作為物質前提處在經濟學和經濟的形式規定之外，又在怎樣的范圍內進入經濟學”才是馬克思所要揭示的問題。所以，馬克思的使用價值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概念，而不是自然化的人類學概念，鮑德里亞根本上還沒進入馬克思經濟學的言說語境中。

所以，更進一步說，由于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具有歷史性的社會形式，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交換價值取代了使用價值成為了生產的最終目的，使用價值是為別人生產的; 另一方面，承載這種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卻還是使用價值中的有用性。因此，使用價值同樣是一種社會關系，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同時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建構出來的。馬克思反對的正是非歷史的、自然化的、“存在于一切其他社會形式中”的使用價值。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實際上只是重現了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分析思路，而他對馬克思使用價值概念的自然化理解顯然是因為他忽視了該概念在馬克思經濟學視域中的重要的社會關系規定。

3. 鮑德里亞無法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拜物教解構的現實路徑

馬克思從拜物教的物質形式與觀念形式的統一出發，科學地說明了資本主義拜物教的現實存在和根源。而且，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觀念拜物教統治，馬克思并沒有像其后的眾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鮑德里亞那樣，陷入到革命的不可能性和絕望之中，而是明確指明了消除拜物教的現實路徑。

從歷史發展的本質來說，拜物教觀念本身就是產生于“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中，即特殊的資本主義階段，“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也就是說，隨著“一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充分暴露，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些必將為徹底消除顛倒的拜物教物質形式，進而顛覆錯亂的拜物教觀念提供必要的社會物質基礎。

同時，從工人自身的階級意識來說，資本的發展也會為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基礎，“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一發展的限制的不斷揚棄，這種限制被意識到是限制，而不是被當作神圣的界限”，隨著危機的爆發，工人會逐步從思想上認識到資本的限制，力圖超越這種限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式”，這種“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從而，使得工人徹底擺脫觀念拜物教的束縛，擔負起革命主體的歷史使命。最終，“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才能徹底克服拜物教現象。

與之相比，鮑德里亞針對符碼拜物教的批判所提出的“象征交換”就只能是對應于原始社會的浪漫主義的情感寄托了，只是外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非歷史的批判。尚未進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視域中的鮑德里亞，自然無法理解馬克思從深層次的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分析中實現的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超越和資本主義拜物教觀念的內里性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