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到市場轉型理論

如果說前面關于社會建設的理論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參照模式提出來的話, 那么, 在發展社會學中所蘊含的社會建設思想就更多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和邁向市場轉型的國家。發展社會學有兩個主要的學術傳統并由此形成兩個主要理論流派, 一個是主要面對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理論, 另一個則是主要針對上個世紀 6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來的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理論。1950 年, 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提議,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中創立了一個經濟增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 1952 年創辦了后來在國際社會科學界有廣泛影響的《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這就是現代化理論的肇始。[11](P45～61)

現代化理論雖然涉及現代化過程中極為廣泛的問題, 但其基本的理論主張, 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傳統—現代”兩分法。即按照某種特定的標準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社會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劃分成“傳統的”與“現代的”兩種類型。因此, 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的過程。第二, 社會發展的內因論。現代化理論認為社會發展與現代化的主要動力是來自于內部, 而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的不順利, 根本的原因也是來自內部的障礙。第三, 現代化趨同的假設。現代化理論家認為, 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過程中, 將會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地具有當今現代社會的特征。他們認為, 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都會具有這樣的一些特征: 工業市場經濟、持續的經濟增長、大規模的科層組織、較高的識字率、正規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會流動的增加、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響力的衰落、現代的價值系統等。現代化理論最鼎盛的時期是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末與整個 60 年代。但從 60 年代末開始, 現代化理論便開始不斷地受到各種各樣的批評。對于現代化理論的批評, 首先是集中在“傳統—現代”兩分法上,此外, 對現代化理論背后所暗示的單線進化論的理論假設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等, 人們也提出了諸多的批評。由此, 立足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論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早期, 發展理論所面對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 從 80 年代開始, 一些學者開始將關注的焦點轉向東亞的發展經驗。發展理論主要由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等所構成。60 年代中期, 主要由拉丁美洲的一些學者(如阿明) 在研究拉丁美洲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提出了依附理論。[12]依附理論的兩個基本假設是: 第一, 不應當單獨地分析一個社會的發展, 而應當從世界系統里考察問題; 第二, 在許多情況下, 往往是外來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更為重要。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 他們認為,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并不像原來人們所認為的是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 而是處于同一階段, 不過一方是處于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則處于邊緣的地位。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 是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條件, 而發達國家的發達則是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根源。替代依附理論而起的是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13]世界體系理論與依附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 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在于, 第一, 依附論者所講的依附或依賴是單向的, 而世界體系理論所講的依賴則是雙向的。第二, 世界體系理論避免了依附理論的簡單的“兩分法”的傾向, 而是把世界體系劃分成“中心”“、半邊緣”“、邊緣”三個等級。第三,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 目前的這個世界體系是變動著的。世界體系的三級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 邊緣國家可以通過結構位置的流動而上升到半邊緣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 在沃勒斯坦看來, 發展的意義主要就在于如何改變自己在世界體系中的結構位置, 實現自己的升級。而發生在 20 世紀最后 20 年的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蘇聯和東歐社會轉型, 則為形成發展社會學第三個學術傳統和新的發展社會學理論提供了可能。在對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和轉型的研究主題中,對社會不平等的研究是核心問題。在西方學者對轉型早期的研究中, 表明了市場化改革具有一種明顯的“平等化效應”, 即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的受益者主要是在轉型開始時處于不太有利的地位的那些人。他們認為, 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個新的企業家階級, 這個階級是由新人構成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社會結構的頂端, 實現了人員的根本更替。因而, 至少是在改革的最初階段上, 社會中的不平等程度是有所下降的。但在進入改革中后期的時候, 社會不平等的程度急劇擴大。為了解釋這個矛盾, 美國學者羅納—塔斯提出一個區分, 即侵蝕階段與轉型階段。[14](P40～69)在羅納—塔斯看來, 侵蝕階段基本上是自下開始的, 推動這個過程的就是那些追逐個人利益的人們; 轉型階段則是自上啟動的, 它主要是通過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關鍵的立法行動實現的。在侵蝕階段上, 國家仍然是將私營部門看作是敵對的,只不過是有所讓步, 承認它的臨時存在的必要性。向市場轉型則開始于國家對致力于合法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明確承諾, 標志是保護產權、對私營部門不另眼看待。羅納—塔斯認為, 市場改革的平等化效應的觀點較適用于改革的早期階段, 即侵蝕時期; 而認為市場改革會加劇社會不平等的觀點則適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階段, 即實際的轉型過程。轉型理論對轉型時期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研究,孕育著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在此之前, 對于社會不平等的解釋主要是來自兩個傳統。第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平等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 不平等是根植于市場機制中。市場中的競爭, 特別是肆無忌憚的資本, 是不平等的源泉。解決的辦法, 就是用國家的再分配來代替市場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一場力圖用再分配來解決市場不平等問題的巨大社會實驗。第二個是自由主義的不平等理論。自由主義對不平等的解釋與馬克思主義幾乎完全是對立的兩極。在自由主義看來, 有權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源, 因為權力在財富分配中的介入, 會從根本上破壞公平。相反, 市場機制才會提供平等的可能。而轉型理論則提出了第三種解釋, 即近些年來剛剛形成的關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義理論。[15]這個理論認為,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不平等的理論盡管是對立的,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即兩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種經濟整合機制的固有特征, 而忽略了這種機制所身處其中的制度環境。他們認為, 無論是再分配還是市場的經濟整合機制, 與社會不平等都沒有一種固定不變的關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 不同的經濟整合機制的制度中對于社會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對于蘇東特別是中歐的市場轉型的研究, 已經形成了一個在學術界頗具影響力的研究群體或理論學派, 有人將其稱之為布達佩斯學派, 代表人物包括撒列尼和斯達克等。[16]概括地說, 布達佩斯學派具有如下四個特點: 第一, 布達佩斯學派所關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組織和制度等結構性特征。第二, 對于結構性特征的關注, 主要是通過大規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的。第三, 基本的理論視角是自上而下的, 其對精英問題的重視, 突出表現出這一視角的特征。第四, 作為上述三點前提和基礎的, 是布達佩斯學派所研究的市場轉型國家, 主要是東歐特別是中歐的匈牙利, 在這些社會中, 市場轉型伴隨著政體的斷裂。

五、現代社會沖突理論中的安全閥機制

除了以上的宏大社會理論中所包含的社會建設思想之外, 在國外現代社會學中還有一個較小的理論流派與社會建設的思想密切相關。建立平等、互助、協調的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美好追求, 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會”和“理想國”的構想。同時, 社會和諧本身是“常態”, 還是“非常態”, 存在理解上的分歧。這種分歧反映在西方社會學理論, 逐漸演化為結構功能主義與傳統沖突論兩種不同的范式, 并最終形成現代社會沖突理論的成果。結構功能理論從靜態的角度來分析社會, 認為社會結構每個組成部分都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它假設社會制度處于均衡的狀態, 保持著有條不紊的秩序, 很難發生整體的變遷。[17]而傳統沖突學派恰恰看到了社會不協調的一面, 它認為整個社會體系處于絕對不均衡中, 在社會體系的每一個部分都包含著沖突與不和的因素, 是社會變遷的來源。[18]而現代沖突理論融合了功能主義與傳統沖突論的一些基本觀點, 是對兩者的同時批判和繼承。[19]現沖突理論在堅持不和諧是社會的固有特征的理論基礎上, 認為可以通過社會秩序的調整來緩解沖突, 并在沖突與緩解的互動中尋求發展, 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與和諧。它在承認社會沖突的普遍性的同時, 將社會和諧作為研究落腳點, 并建設性地認為社會沖突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 是社會變遷的動力。表面的穩定可能在為激烈的社會動蕩醞釀爆發力, 良性、持續的政治發展才能為社會與政治穩定提供長治久安的活力。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塞等人提出的“安全閥”理論是現代沖突理論的重要成果。[20]科塞認為社會應該保持開放、靈活、包容的狀態, 通過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機制, 各種社會緊張能夠得以釋放, 社會訴求得以回應, 社會沖突得以消解。因此, 沖突自身是一種釋放敵意并維持群體關系的機制,“安全閥”這個概念正是來描述為社會不滿提供釋放途徑的合法沖突機制。釋放不滿是“清潔空氣”, 通過允許自由表達而防止敵意傾向的堵塞和積累。另外“,安全閥”機制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轉移矛盾的焦點, 避免矛盾的積累, 避免對體制的沖擊和整體不和諧。出現社會沖突是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現代沖突理論告訴我們, 最重要的問題在于不要輕易掩蓋矛盾, 不要強壓種種細小的沖突, 而是要在社會沖突起于青萍之末時, 早覺察, 發預警; 當社會沖突發生以后, 要有適當的安全閥機制讓人們可以表達甚至發泄情緒, 要有適當的中間組織充當化解矛盾的潤滑劑、稀釋劑, 從而起到減輕沖突影響、避免沖突力量積累起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