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市場體系中惟一的創新力量，中國企業家的成長正處在漸進的過程中，到目前為止，并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中被持不同價值觀的人都接受并高度重視的一個穩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隱含在這樣的社會結構和市場秩序中的問題意識，是非常明顯的，而且不斷成為社會熱點，激起整個社會的大辯論。

其一，中國企業家是市場發展的原因，還是市場發展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的手段，還是市場經濟的目的？這些問題并沒有在中國人的價值觀譜系中形成共識，相當一部分人沿襲了中國最近60多年形成的集體文化中均貧富的粗暴理念，固執地認為企業家僅僅是財富的掠奪者和擁有者，而不是市場經濟的創新者與建設者。

其二，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流變中，企業家發揮著什么作用？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相當多的人片面理解“歷史是人民所寫”，固執地認為，農民起義和領袖式的強人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他們無法理解，在市場的發生和發展層面，在現代生活方式的啟蒙與構建層面，在社會多中心治理層面，甚至在一個時代的文化建構方面，企業家才是最具有理性和建設性的力量。

其三，中國企業家在歷史和當下的建設中，應該秉承怎樣的角色？企業家到底是堅持在商言商，追求一種市場專業意義上的創新者，還是奉行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將市場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置換成國家發展與時代建設的宏大敘事之中？這依然是一個非常容易引起爭論的大命題。

相關的問題可以進一步細分。這既是一種當下的陳述，也是一種歷史的回顧。中國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在這個巨大的歷史敘事和巨大的當下建設之中，正在漸漸清晰起來。沿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分析方式，我們的觀點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生與發展促進了中國企業家的誕生與建設，中國企業家反過來推動了中國自由市場經濟的深度演進。這種經濟史和企業史的雙向敘事，構成了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在進入近現代史以后的主要經濟圖景，中國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也得以在市場經濟層面獲得一種整體呈現。

晚清，中國企業家的啟蒙時代

從經濟史的角度看，晚清是一個企業家勃興的時代。1820年左右到晚清謝幕，這八九十年間，是被后人遮蔽得最嚴重的一段經濟史話。在這段時間里，晚清掀起了一次快速的商業貿易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中的市場邏輯是，西方資本主義開始進入中國，在沿海和內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中心城市，有意識地借用了一批本土的商界人士作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這就是后來被部分歷史學家命名的所謂“買辦資本主義”，或者被稱為“依附性質的資本主義”。歷史學家郝延平先生認為，正是這種輸入性的資本主義，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業競爭，也深層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與本土小商人之間的合作。這種帶有自由市場交換經濟學意義的格局，使得中國的部分農產品，諸如生絲、茶葉，第一次實現了遠距離的市場化，甚至部分實現了國際市場化。與過去簡單地囤積財富的商人不同，這時的中國商人不是沿襲過去的非生產型消費，而是開始學習西方商業的制造意識，真正地從事工業制造，進行生產性的投資與產出，從而促使中國在進入近代以來真正誕生了第一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

從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樣的萌芽，意義非同小可。重要的是，這樣的市場演進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導行為，也沒有遭到政府的阻撓或者打壓，基本上是由外資力量和中國民間市場力量共同演繹了這一段商業故事。經濟史學家邁克爾·曼曾經說，假設這個過程緩慢延續不中斷的話，中國從19世紀后期就能發展出以本土資本主義為主、同時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掛鉤的一種“常態的資本主義”。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幾乎接近于晚清時代的“改革開放”，60年的經濟騰飛，很快讓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躍居到亞洲第一的位置。

1883年是一個需要中國人反復思考的年份，這一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郝延平的著作《中國近代商業革命》詳細記錄了這場金融危機帶給晚清經濟的沖擊，不僅僅是上海這樣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機構出現大面積破產，也不僅僅是剛剛興盛起來的本土工業資本主義企業出現凋敝，真正嚴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鴻章的主持之下，開始大面積興起以官商結合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運動，出現了所謂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企業形態。在接下來的20多年內，官僚資本主義似乎站住了腳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鴻章在談及官商結合模式的商業形態時，自認為是中國人在經濟領域的新發現。遺憾的是，歷史作證，這個被后人反復研究過的洋務運動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的工業化運動，其失敗不在于外國資本的進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國家機會主義，用國有企業的方式推進工業化，用政府權力主導市場，全面扼殺了私人企業的自由發展。楊小凱在其《百年中國經濟史》中，已經重點講述過晚清時期的洋務運動在市場分工層面政府犯下的錯誤。

在這個意義上，教科書里呈現的洋務運動，是對歷史的遮蔽與誤讀，是對開放力的一種抵制，甚至是對開放力的一種倒退。在這里，美國學者費維愷的觀點值得借鑒。他認為，從洋務運動開始大面積發展的官督商辦工業，最終沒有成為中國經濟全面走向市場經濟的基礎，相反，甚至成為市場化的阻力，并且構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組織模式，這種模式在中國繼續存在和發展，直到20世紀中葉。顯然，費維愷的分析有道理。晚清政府通過政府主導洋務運動的方式，大面積參與到市場經濟事務之中，一方面阻斷了市場的分工，另一方面讓大量有志于發展近現代工業的企業家，產生出與政府權力有關的嚴重的路徑依賴。

正是在這種基于開放與反開放的市場張力下，晚清企業家的光榮與夢想得以形成。

鄭觀應（1842年-1921年）是百年不遇的企業家人才，他有著驚人的思想能力，是真正的思想型企業家。但是，他的思考過于關注時代的變遷和國家的自強，忽略了企業本身的發展邏輯。宏大敘事的錯誤正是如此，鄭觀應和政府權力的合作，斷送了他的企業家前程。唐廷樞（1832年-1892年）、徐潤（1838年-1911年）是難得的職業經理人，屬于買辦型企業家。但是，當他們卷入不確定性的官商結合模式之后，那些從買辦階層積累而來的現代企業管理經驗，迅速被強大的官場博弈碾碎。胡雪巖（1823年-1885年）是少數幾個真正從民間開始，積累起驚人財富的商人，屬于產權清晰的私人企業家。不過，這種民間市場的力量，草根階層的市場探索，僅僅在早期的創業階段有效，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胡雪巖要想做大企業，與左宗棠這樣的官僚合作是必然的選擇。胡雪巖起步于市場，敗于官場，這幾乎是所有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宿命。盛宣懷（1844年-1916年）將官商結合模式的效用發揮到了極致，他官拜郵傳部部長，私人財富更是富可敵國，是標準的官僚型企業家。盛是一個矛盾的載體，他一方面得益于官場政治，另一方面又極力構建產權清晰、市場開放的企業制度建設。不過，在官僚政治面前，盛宣懷依然是犧牲品，他最后亡命日本，企業也只能灰飛煙滅。至于口碑卓著的張謇（1853年-1926年），在人格意義上，屬于儒家政治倫理體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棄了自己的官場生活，建立起產權清晰的近代企業，在中國企業史的流變之中，這樣的經歷，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張謇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業家，不過，他的士大夫濟世情懷，可能遮蔽了他的企業家精神，非理性的企業擴張，由于沒有一個更加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作為支撐，只能以企業的破產告終。

民國，中國企業家的自治時代

民國以降，中國市場經濟的演進，企業家的再次崛起，和其他國家市場化、現代化的進程類似，都是從城市的精英階層開始。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社會現象，在社會管理層面，城市精英階層的潛滋暗長構成了一種能夠和中央集權博弈的社會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種種民間自治力量的勃興，并不構成和政府的直接對抗，相反，這些自治性組織完全不希望看到中央集權體制的消失，或是過分的削弱，他們謀求的是一種漸進主義的改良。這是城市商業經營階層參與社會管理事務的過程中必然占據的立場和方法。到20世紀前10年，新興的商業精英階層以及民間自治力量，與政府的官僚體系達成了一種暫時的共識，使得地方行政管理權力向城市機構轉移。一批有專業背景，有商業能力，又有社會管理經驗的精英人群，開始走入官僚體制，參與到社會管理之中。這樣的格局，對于政府而言，也是能夠接受的。一方面，政府當然不愿意放棄通過官僚機構來控制社會的權力，另外一方面，社會自治的力量參與到改良的過程中，也為政府謀求進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總之，民國初年，傳統的大一統的管理模式和民間社會的自治經驗相結合，整個城市的管理秩序，實現了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利益一致。

企業家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范效應，而且天然具有協調性。這直接推動了企業家階層的壯大。不同的社會自治團體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徑，社會精英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展。散落在各個城市的社會精英，既擁有富裕的物質條件，又擁有參與社會管理的興趣和能力，他們在一個的時代的興起，幾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蘇，這個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業經驗深深影響的地區，就涌現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張謇當然是民國初年最具有社會管理能力的企業家精英，他幾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長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張謇，他應該算是民國初年最成功的企業自治領袖。

馬相伯（1840年-1939年）的貢獻更大，震旦大學的創始人，基督徒，神學博士，培養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學者。他早年曾經致力于洋務，中年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業上。著名的“毀家興學”，即馬相伯所為。1900年，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清浦、松江的3000畝田產全部捐贈給教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并立下“捐贈家產興學”的字據，規定這些錢財是日后培養學生的助學金。馬相伯在教育層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對中國現代教育的影響，幾乎是無與倫比的。不過，他在晚年曾經對前來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說，“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叫醒中國人。”

許鼎霖（1857年-1915年），著名實業家，參與創辦耀徐玻璃公司、贛豐機器油餅廠、海贛墾牧公司、大達外江輪船公司等。和張謇、沈云霈并稱“蘇北三大名流”。是清末民初真正的社會精英，今天江蘇的企業家傳統，相當一部分來自許鼎霖。

還有著名的榮氏家族，他們在產業的意義上，幾乎構成了一個工業王國，其意義不僅在于對市場的拉動，更在于在中國現代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的層面，構成了一種了不起的創新。

這些在企業、教育、學術領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會精英，構成了一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最有思想意義的風景。他們不僅在自己的領域承擔著領導作用，而且促成了各個領域各個團體之間的直接合作，從而對政府行政機構的決策構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一個由企業家、專家、社會精英構成的社會管理階層由此產生，他們是這個時代真正有建設性意義的改革者，他們普遍具有保守主義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憤怒的暴力推崇者，這一批社會精英的政治屬性，最為清晰，他們對現代化的認識，對市場的自發秩序，對自治經驗的認識，可謂前無古人。這可以說是民國初年最有價值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