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柏峰的新著《鄉村江湖》，以“混混”問題為切入點，引入區域比較的視角，使我們在中國農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莊的極端重要性。從陳的研究中汲取經驗，如何重塑村落社區的“公共性”，培育農民的社會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莊”，是當前加強農村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重要任務。

[關鍵詞]村莊 《鄉村江湖》 村落社區 社會自治

一、從區域比較中重新發現村莊

村莊對于終老于鄉的傳統中國農民來說，具有重要而又特殊的現實意義。它不僅是農民日常的一個生產、生活、娛樂單位，而且還是農民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實踐場，是農民魂牽夢繞的可以安放靈魂的地方。傳宗接代的生育觀念和光宗耀祖、光耀門楣、榮歸故里、告老還鄉、葉落歸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這里久經醞釀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傳統。因為有村莊的存在，農民才可以以聯合的力量化解單個家庭所無力提供而傳統國家也無暇顧及的諸如生存安全、水利供給等必需的公共品供給難題，才能形成歷史感和歸屬感，并逐步生成穩固的村落共同體意識，也才能扎根于土地且在“祖祖輩輩而來，子子孫孫而去”中實現短暫生命的永恒價值。

村莊的極端重要性，使費孝通認為村落社區構成了鄉土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然而，在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以每年1% 左右的速率快速推進的時代背景下，村落似乎已經無法擺脫被消滅的命運。在極端的現代化論者看來，農民變市民，村落變城鎮，是一個確定無疑的發展方向，因此，當前的國家政策應該自覺服務于這一時代命題。整村拆遷，逼農民上樓，只要能夠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什么樣的辦法都是可以考慮的。在他們看來，即便農民住在城市的貧困窟里，也是進城農民自由選擇的結果，怨不得別人。諸如此類的論述邏輯，可以簡稱為村落變遷的浪漫敘事范式，其共同的主旨是將村落的消亡視為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結果，而嚴重地忽視了轉型過程中農民生活的疾苦，從而遭到了學界極大的詬病。

與浪漫敘事范式不同，近年來，關于村落變遷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正快速興起。這種新的研究范式即是悲情敘事范式，代表作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及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等。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得以窺視那些“淪陷的村落”，看到了農村經濟的衰敗、生態環境的劣化，看到了人際關系的疏離、農民合作能力的欠缺，看到了留守老人的孤苦、留守婦女的痛楚，看到了農民公共生活的匱乏、民主政治的乏力，更看到了傳統文化的斷裂和現代文化的入侵，村落就似一個失去血和肉的人的“骨架”，一陣風刮來，都會晃上三晃。由此，在悲情敘述范式的邏輯中，“誰人故鄉不淪陷”，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經典的時代命題。

陳柏峰的新著《鄉村江湖》在某些方面可以視作“悲情敘事范式”的又一力作。在該書中，作者以內容豐富的資料，邏輯嚴密的論證為我們呈現了兩湖平原地區的村莊秩序。混混成為村莊公共品的提供者，成為村落里“最有面子的人”，改變了熟人社會內部的人際關系交往規則，開始替代村干部和村集體成為村莊秩序的主導者，成為村級治理和村莊生活中起著實際作用的隱蔽性力量，使弱小的普通農民不得不生活在暴力與屈辱之下，生命的安全感和生活的幸福感更無從提起。讓人感到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在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地區性的“淪陷的村落”的同時，還使我們在悲情中看到了希望，從而打破了對當代中國村落演變邏輯的整體化或者說是一體化的認識進路。作者采用實證主義基礎之上的區域比較視野，將兩湖地區的混混問題與華北及華南地區的同一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使我們在瀕臨絕望中看到了一絲希望。在華南農村，不僅是本土的混混，即便是外來的混混都難以在村落內部“插足”，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依然得到了不錯的延續，農民還能過上相對穩定且有尊嚴的生活，還有可以安放靈魂的地方。顯然，作為一篇“混混”問題的研究專著，區域比較視角的引入，及其對不同地區村莊的描述，沿用而又不拘泥于悲情敘事傳統，可以看作是該書一個意外也是重大的理論貢獻，為我們在迷失中找回村莊提供了難得的探討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