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農村，市政府發起了“三權三證”的工程，目的是讓農民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權益來作為抵押向國家正式金融機構貸款，而此前農民都只能向親鄰朋友（或高利貸商人）非正規地貸款。每畝被復墾的農村宅基地，經過證明可以換取一畝地的“地票”，而在現有的土地制度下，這樣的地票可以允許地方政府在中央嚴格維持“18億畝[耕地]紅線”的政策下增加一畝城市建設用地，而那樣的建設用地必然會增值。我們可以用形式化的1萬元/畝未開發的土地價格，10萬元/畝具備基礎設施的熟地，和100萬元/畝的最終具有樓盤的地來概括。因此，對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來說，每畝地票都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重慶市政府的政策是，讓農民用其地權的85%的市值來作為抵押向銀行貸款。2010年年底， 1畝地“地票”（在政府創辦的地票交易所）的市價已經達到10萬元，2011年7月更增至15.5萬元。對農民的其它兩種地權，即承包地權和林地權，市政府采取同樣的做法（當然，其市場價格要比宅基地低得多）。此項工程在2011年4月啟動，計劃到2015年將貸款1000億元給農民。2011年年底，當地銀行已經貸出57億元。這是個創新性的舉措，也許能夠為不少農民提供融資的機會。（“2015年 . . . . . .” 2012；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6~27；亦見黃宗智2011b）

重慶的實驗固然因為其黨委書記薄熙來在2012年3月被突然免職而遭受到一定的挫折，但是，從長遠的視角來看，那并不意味著它的經驗因此并不重要。中國過去的發展經驗中的極端社會不公和內需貧乏（也包括環境污染）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重慶的實驗提供的是一條新的比較公平的發展道路。它與過去經驗的不同在于用公平發展來推動內需和消費，并借助國營公司的利潤來為其提供必要的資金。

9．“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們可以用人們慣常用來描述中國改革時期經濟的兩個對立詞——“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突出重慶實驗所提出的問題。

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所表達的是中國今天的經濟具有一系列的資本主義經濟特征——資本占到主導地位、以盈利為主的經濟體系、資本家和其雇用的職工收入懸殊等，只不過國家依然扮演較大的角色，尤其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其國有和國營公司。與計劃經濟時代主要的不同是市場和盈利道德觀取代了計劃和革命再分配道德觀。此詞所突出的是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資本主義實質。

另一個常用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中國官方自1993年前后開始使用的正式表達。基本概念是這個經濟體系是市場主導和市場推動的，在這方面和資本主義經濟相同，但其目標則是社會主義的。當然，“社會主義”這個詞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包括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但在本文的使用中，以及在重慶的實驗中，它主要代表的是一個帶有社會公正的國營+私營公司的混合經濟體，其理念是“共同致富”。此詞的含義是經濟發展（“致富”），但是這是帶有社會公正的發展，而不是沒有社會公正的發展。

本文的討論說明的是，中國改革時期的實際是“國家資本主義”多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正是為什么帶有社會公正感的進步知識分子會對改革提出這么多的批評和抗議。他們不反對市場經濟，但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的社會公正理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私人逐利所取代。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重慶實驗對大多數的民眾來說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因為他們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自己沒有太大希望能夠達到在城市買房、買車的“中產階級”精英的收入水平。該人群包括農民工和下崗工人的絕大多數，也包括在城市從事各種銷售或服務的個體戶，以及農村的務農農民和服務業農民，甚至包括一定比例的“中等收入”的城市白領，亦即全從業人員的大多數。

重慶實驗的基本概念簡單明了。在城市化過程中資產、尤其是城市建設用地的市場增值，不應該只歸屬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官員私囊或其個人的官位爬升，或政府的形象工程和辦公室等），而應該歸屬人民公益（“民生”）。例如，為城市30%低收入人群提供廉價公租房、為農民工提供與市民同等的福利、以及為農民提供把其土地權益“資本化”（即用作抵押來貸款）的途徑。正是那樣的具體措施獲得當地人民廣泛的歡迎，而其它地方的人民，一旦獲知其真相，也大多支持重慶的實驗。對許多人來說，重慶經驗代表的是，占全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人群能夠分享到中國驚人GDP增長所附帶的利益的一條道路。

上述兩詞的對立所捕獲的正是中國今天面臨的中心問題：是繼續沿著“國家資本主義”道路走呢，還是調整方向、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實實在在的內容？鄧小平的改革思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隱喻的最終目標還是“共同致富”，但是，社會公正的問題被暫時擱置到未來，甚至被國家沿用的社會主義修辭而掩蓋。但在最近的幾年中，正因為重慶實驗賦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體和真實的內容，社會公正問題再次被提到了人們的面前。在我看來，這才是重慶實驗對未來的史學家們來說所具有的真正意義。

10．結論

簡言之，以上對三十年來中國發展經驗的回顧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其所經營的國有公司，在中國快速的GDP增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由是，在中國市場化的和混合的經濟之中，國家顯然比私營企業具備更有利的競爭條件，諸如克服官僚制度的重重障礙、組織和動員資源、獲取補貼和稅收優惠，乃至繞過甚或違反國家自身的勞動和環境法規等，借以擴大公司的利潤。我們甚至可以把這些條件稱作一種制度性的“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同樣，它們是中國過去發展動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比較明顯的經驗敘述之所以如此充滿爭議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話語在國內外的強大影響。那套話語享有（英國和美國）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也享有自我表述為一門科學的經濟學學科主流的擁護。結果是幾乎所有的觀察者都堅持突出國營公司的短處和夸大私有產權與私營企業所起的作用。事實則是，中國的國家機器在整個改革時期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國營公司則已經證實自己能夠成功地進入全球市場的盈利競爭。這個事實見證于59家國營公司成功進入“財富”500強行列（非國有公司則只有兩個）。對中國來說，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同樣，在和具有更充裕的資本和先進的技術的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如果沒有國家的積極參與，如此的成績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是因為國家是其唯一具有如此強勁勢力的實體。

新自由主義經濟霸權話語所堅持的論點，即唯有私有公司才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其實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了一個偽問題。真正關鍵的問題不是國營公司應否扮演重要角色，更不是它們應否存在，而是它們的利潤的用途和目的。迄今為止，其很大比例的利潤被資本家、官員、和國家機器本身所吞噬，而不是被用于全社會和公共利益，因此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正如“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所表達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試圖爭論社會不公的現實并不存在，借助的是抽象的所謂“劉易斯拐點”模式，試圖論證中國已經進入那樣的拐點，其勞動力市場已經整合于城市的“中產階級”。同時，也借助美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模式，爭論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像美國那樣占到全人口的大多數。但實際是，總從業人員和人口的86%仍然在二等的“非正規經濟”中工作和生活，被迫接受低等的報酬、超常的工作時間，沒有國家勞動法規的保護、沒有（或者只有二等的）醫療、退休等福利，以及沒有在城市學校受教育的權利。只要如此的社會現實依然存在，中國的經濟不可能具有可靠的內需依據。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能理解國家和國營公司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意味著他們也不能理解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危機的真正根源。國家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方面達到如此績效的部分秘訣是其有意無意地憑借繞過甚或違反自己所設立的法規來擴大企業利潤。這才是今天嚴峻的社會不公的真正根源。而這個問題在人民眼中之所以如此惹人注目，部分理由正是因為黨和國家在其話語中一直都在繼續沿用社會主義的公平理念，同時也是因為今天和過去毛澤東時代在這方面的差別極其鮮明。而嚴峻的社會不公正是中國經濟結構之所以脆弱的原因：它不具備穩固的內需和消費基礎。

上文強調的因此不僅是（暫時還占據著霸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嚴重失誤，也是中國調整方向的緊迫必要。當前要做的絕對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一再提倡的消除盈利性國營公司，而是要改變他們所以存在的目的——從賦利予開發商和官員到造福全人民。鑒于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國有經濟而今天的國營公司依然占據到全國民經濟的將近一半，國營公司在中國發展經驗中的重要性實在再明顯不過了。同時，鑒于國營公司在理論上依然是“全民所有”，它們的利潤應該被用于全體人民而不是少數權貴也再明顯不過。再則是這也是唯一可以有效擴大內需而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要調整其方向，國家可以從嚴格控制貪污腐敗著手，并明確規定國營公司的利潤必須被用于公共利益來改正當前嚴峻的社會不公。那樣的話，既可以幫助推進國營公司運作文化的改造也可以為國營公司所享有的一些特殊有利條件提供正當性。關鍵不在消除國有公司而在促使他們服務于全社會。

最近的重慶經驗讓我們初步窺見這種做法的潛力。（即便是中國銀行的例子也證實，樹立比盈利高尚的理念對改革銀行的運作文化是多么的重要。）這是現有“主流”經濟思想所不能理解的要點，也是重新塑造中國未來的要點。它是一條真正能夠結合中國革命的社會公正理念和中國改革的經濟發展“奇跡”的道路，也是一條能夠超越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私營和國營公司、市場經濟和社會公正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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