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崛起，如何在當下國家關系格局和國家發展狀況的條件下有效地進行大國治理，已經成為一個前所未遇而又必須理性面對的重大課題。國家治理面臨著許多前所未見的難題這一事實已經不可回避。要克服面臨的困難并達成目標，必須在突破傳統觀念和方式并轉變思維的同時，構建適應形勢要求的國家治理思維和治國方略。其中，在國家治理中確立政治地理空間思維，是一個不容回避和必須理性面對的重大問題。國家本是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國家治理必須確立地理空間思維。但在現實的國家治理實踐中，“現有”與“應有”之間的差距明顯存在，而且尚未引起充分的注意。針對這樣的現實，本文擬對在國家治理中確立地理空間思維的問題進行學理性的討論，以期加深對此問題的認識并形成相應的觀念，也希望引起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和更進一步的研究，進而有助于國家的治理。
國家本是一個政治地理空間單位
在國家治理中確立地理空間思維，這是由國家的本質決定的。換句話說，國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間思維，是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國家本身就占據著一定的地理空間，是一個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國家治理必須從地理空間的角度進行謀劃。
人類社會之初，本無國家這樣的政治架構。國家是人類為了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管理而創設的政治形式，是構建的產物。國家形成并成為人類社會基本的管理方式和治理形式后，人類便進入國家時代。迄今為止，人類的國家時代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了。然而，國家這種政治形式本身又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從而形成具有特定內容的國家發展過程或國家形態演變過程。今天的國家形式與人類歷史早期的國家形式相比，往往判若天淵。而且，不同的人類群體建立的國家各有特色，具有明顯區別。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某種類型或某種形式會被歷史地凸顯出來，不僅成為那個時代國家的主要形態，而且往往成為當時的人們定義國家的主要依據。但是，以人類發展某個歷史階段的特定類型國家為依據的國家定義，卻未必能解釋之前或之后的國家類型或形式。
作為人類創造的政治形式，國家有兩個基本的要件：一是一個以暴力為支撐并且組織化的公共權力———國家權力；二是控制著一定的地域范圍———占有一定的地理空間（即恩格斯所說的“按地域劃分居民”）。國家這種政治形式的形成，就是以這兩個條件的形成和結合為基礎的。國家這種政治形式出現以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這些增添的內容又會逐漸沉淀下來并不斷豐富著國家的內涵。然而，國家作為人類迄今為止所創造的最為有效的政治形式，仍然以上述兩個特征為基礎。不過，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的國家，今天凸顯出來的更多的是國家政權的組織及運用的制度安排和運行機制，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國家這種政治形式形成以后，又通過國家權力按地域劃分和組織居民，從而構建起一個有形且特定的社會團體。這樣的政治社會團體，就是國家政治共同體。在國家形態演進過程中出現民族國家后，尤其是在民族國家成為主導性國家形態并進而構建了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后，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性質和內涵得到進一步凸顯，進而促成了國際社會的構建。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維系和鞏固問題，不僅關系到某個具體國家的存續，而且會影響到整個世界。
然而，不論是作為政治形式的國家還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都占據著一定的地域范圍，并且要以這樣的地域范圍為基礎和前提。這樣的地理范圍既是國家形成和存在的條件，也為國家的治理和發展提供條件。因此，國家便成為了具體的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國家，就是不同的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國家所占據或控制的地域范圍，構成了國家的疆域。離開了地理空間這個維度，人們就無法對具體的國家進行描述和分析。
既然政治形式、政治共同體和政治地理空間單位構成了國家的三重本質屬性，那么，國家治理也必須著眼于和體現于這樣三個既緊密聯系又有區別的方面，從而構建起國家治理的三大領域。首先，國家治理必須充分運用好國家這種政治形式，構建起有效而又有限的國家權力體系，并運用國家權力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保障社會的有序運行，滿足人民的利益需要，增進人民的福利；其次，國家在治理中，必須運用國家權力將社會成員整合于統一的國家共同體之中，避免國家的分裂，維持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統一和穩定；再次，國家在治理中，還必須鞏固國家的疆域，對國家的疆域進行統籌規劃和整體謀劃，尤其是要妥善劃定國家的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根據國家發展的狀況來制定國家的邊疆戰略，加強國家的邊疆治理，促進國家的整體發展。
既然國家本來就是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國家治理就必須從政治地理空間的角度進行，因此，確立政治地理空間思維，就成為國家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間思維，要求在強調建立有效的國家權力并運用其解決社會問題，以及鞏固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同時，還必須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看待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構建國家發展的戰略。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有三個方面：一是重視國家發展的地理空間因素，努力為國家發展爭取或營造有利的地理空間條件；二是對國家核心區域與邊緣區域的發展進行整體謀劃，建立有效和鞏固的全方位邊疆；三是加強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理，使國家的區域發展服務并有利于國家的整體發展，使國家當下的發展有利于國家的長遠發展。
地理空間思維的滯后及負面影響
國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間思維，是國家這種政治治理形式的本質要求，且有利于國家治理的全盤布局和有效推進。但從一個個具體的國家來看，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的差異是相當大的，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的方式及實效也存在很大的差別，而且“現有”與“應有”之間的差距難以避免。中國在歷史上較早地確立了國家治理的地理空間思維，但其所發揮的作用從總體來看還是比較有限的，未能主動且有效地促進國家的治理，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滯后。
中國歷史上國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間思維，是在中央集權的王朝國家的治理中形成和演變的。秦統一六國后構建的中央集權制王朝，不僅統治著一個大國，而且面對著一片廣大的疆域。王朝中央為了對這個廣大的疆域進行統治和治理，便在先秦“一點四方”和“五服”、“九服”觀念的基礎上，對王朝的統治區域進行了初步的劃分，將郡以下行政區域中處于疆域邊緣的部分，確定為“道”而非“縣”，開始在國家治理中初具地理空間思維。漢承秦制，在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方式的基礎上，對國家的核心區域和邊緣性區域的劃分加以進一步明確和鞏固，直接將疆域的邊緣性部分確定為邊疆，并采取特殊的方式對邊疆進行治理，從而在國家治理中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地理空間思維。此后的各個統一王朝，在國家力量不斷增強的時候，都很重視邊疆及邊疆對王朝的意義，并采取不同的政策進行邊疆治理。在整個王朝國家時代，王朝國家通過特殊的措施治理邊疆，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邊疆觀念和邊疆治理觀，且不斷豐富著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的內涵。
這種將國家疆域的邊緣性部分劃定為邊疆，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治理的地理空間思維，形成的時間比較早且在國家治理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卻并不完全是在國家治理的總體框架中確定的。首先，這種基于“一點四方”觀念的地理空間思維，以王朝所在地為中心劃定核心區和邊疆，主要體現為以漢族為中心的華夏文化區與異族文化區的劃分，以便做到“內諸夏而外夷狄”，而不是基于國家治理的整體需要而劃定；其次，國家基于將邊疆視為核心區的外圍地帶的考慮，往往是由內而外地劃定邊疆，重視核心與邊疆的區分卻不注重邊疆的外沿線
(或外部邊際線)；其次，由于邊疆在疆域和國家治理中缺乏準確的定位，因此，國家對邊疆治理的重視不夠且不穩定，因而往往在國力強大時拓展邊疆，在國力衰弱時則部分地放棄邊疆；最后，歷史上的邊疆觀念表面上具有向外擴展的特征，但對邊疆的劃定和維護都是為了核心區的利益，實質上是一種內斂式的地理空間思維，并未將邊疆納入國家治理的總體框架中謀劃，更沒有形成有效的邊疆戰略。因此，地理空間思維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發揮，總體上來說是較為有限的，顯現出一定程度的滯后。
20世紀初，在西方民族國家的示范和民族國家世界體系的壓力下，中國開啟了構建民族國家的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基本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以嶄新的國家面貌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同時，也對整個國家的邊疆與內地的發展、陸疆與海疆的建設和發展進行了全面的規劃，根據新的形勢重構了國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間思維。在改革開放推動下而快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家不僅加強了陸地邊疆的開發和建設，而且加強了整個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理，實行了西部大開發，國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間思維明顯加強。近年來，國家的海洋意識進一步增強，海洋邊疆的地位、海洋國土的發展和利用的意義進一步凸顯，國家的陸地邊疆與海洋邊疆治理的整體思維進一步體現。如此等等表明，地理空間思維在國家治理中的意義和作用越來越突出。
然而，在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地理空間思維不斷增強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仍然可以發現地理空間思維的被動、不到位或滯后，以及由此造成的諸多遺憾：在國家實施西部開發之前，國家雖然十分重視邊疆，但往往重穩定而輕發展，邊疆治理的整體績效有限，邊疆與內地在發展中的差距逐漸拉大；長期以來，國家沒有構建起完整的邊疆戰略，邊疆問題往往置于民族問題的框架下討論，邊疆治理的大量工作都是由國家民委負責的，邊疆治理未與國家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直至上世紀末，國土空間的管理和開發利用問題都未進入國家治理的議程，缺乏國土空間開發戰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海洋國土的管理和開發未引起注意，雖為海洋大國卻缺少海洋戰略；到目前為止，傳統的內斂式的邊疆觀念仍然占統治地位，并未構建起與大國崛起相適應的邊疆理論，難以應對西方大國在新的邊疆理論和邊疆戰略基礎上形成的咄咄逼人的“新圈地運動”。
國家治理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地理空間思維滯后，也反映在國家理論和國家治理研究中。在我國的國家理論和國家治理研究中，意識形態的研究和政治權力方面的研究比較突出，國家政治共同體研究也通過國家認同研究等得到凸顯，但從地理空間方面對國家治理進行的研究則長期付諸闕如。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國家理論和治理理論的不完善。
在美國的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十分明確且處于重要位置，并在促進國家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的地理空間思維，集中體現于具有特定內涵的邊疆思維、邊疆觀念和卓有成效的邊疆實踐中。早在1893 年，邊疆學派的創始人弗里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就在其著名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論文中指出：“一部美國史大部分可說是對于大西部的拓殖史。
一個自由土地區域的存在及其不斷的收縮，以及美國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說明美國的發展。”［1］他還指出：“美國的發展不僅表現為一個單線的前進運動，而且是在一個不斷前進的邊疆地帶上回復到原始狀態，并在那個地區有新的發展的運動。美國的社會發展就是這樣在邊疆連續地、周而復始地進行著。”［2］美國在此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移動的邊疆”的觀念，并在此觀念的指引下不斷拓展疆域，以此作為國家發展的活力源泉。在今天，“美國已經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地區是與美國的利益無關的”［3］。“一部美國歷史，是不斷拓展‘邊疆’的歷史。從大西洋西岸向太平洋東岸的移動、從北美大陸向海外進而向地球各個角落的延伸、從地球表面向外層空間的發展，是美國從北美‘大陸邊疆’向‘全球邊疆’的發展過程。”正因為如此，“美國能夠在短短的兩百多年里，從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壯大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從一個位于大西洋西岸的孤立國家演進為一個影響巨大的世界大國、從一個并不先進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一個世界頂級的工業強國”［4］。美國通過特定的地理空間思維促進國家發展的事實表明，一定的地理空間思維在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中的作用既重要又獨特，是國家治理和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的構建
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的形成和內涵的確定，固然與統治者或執政者的國家治理觀念和方式直接相關，但也深受國家發展所處階段的影響。國家的統治者或執政者，必須根據國家發展所處的階段及其特定環境條件適時調整地理空間思維，并在此過程中不斷完善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使其發揮最大效能。
中國于公元前 21世紀便建立了國家——夏，從而開啟了自己的國家演進進程。秦不僅統一了中國，而且構建了中央集權制的王朝，從而開啟了中國的王朝國家時代。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王朝統治者開始逐漸形成以國家的邊疆和核心區的劃分為主要內容的地理空間思維。但是，在整個王朝國家時代，國家發展受制于長期存在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自然經濟，呈現一種根據當時的自然條件而自由選點開發和建設的狀態。在這樣的時代，人們為了生存的需要而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選擇有利于生產的區域進行開發和生產，進而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國家發展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實現的。國家在實現發展的過程中，沒有條件也無須對整個國家的開發、生產和建設進行規劃。國家對邊疆的確定和規劃，更多的是基于華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區隔，以及擴大統治范圍和國家安全的考慮，而不是出于國家發展需要而進行的空間謀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僅標志著中國成功地構建了民族國家，在中國國家形態演變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標志著國家進入了重點推進的階段。國家不僅直接組織和推動社會的各項建設，而且在國土空間范圍內根據資源的動員能力和確定的發展方面，有重點地推動發展。在這樣的條件下，國土空間內的不同區域的發展存在很大的差異。在國土空間范圍內選擇不同的區域，重點推進其開發和建設，不僅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形式，也是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的主要表現。邊疆的開發和建設不到位或未受到足夠重視、海洋國土被忽視或未被納入開發和建設的規劃等，都是國家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另外，數十年的對外封閉和周邊安全形勢的嚴峻，不僅影響到國家在發展中對邊疆的開發和建設，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將邊疆作為軍事布防區域和國家安全縱深的考慮。
今天，中國的國家發展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整體發展階段。中國經過改革開放推動下的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經濟實力大為增強，經濟總量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并且會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而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在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綜合國力全面提升；在小康社會目標基本實現后，全面的小康社會建設取得顯著進展，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并對全球經濟及其他國際問題的解決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國土空間內的若干個區域的重點發展已經取得成效，并逐漸連成一片。在這樣的形勢下，選擇若干個區域重點開發和建設產生的效益在逐漸遞減，國家發展必須采取整體發展的方式，即全面規劃，整體推進。
與此同時，隨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中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也快速提升。因此，中國也越來越融入世界，發展的外部性特征越來越突出：中國的海外投資的數量和質量都在快速增長，而且對國家發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在投資、商貿、文化交流過程中，國人的海外活動越來越頻繁，居留海外人數大幅攀升；從海外進口的能源和戰略性資源的數量越來越多，資源供給地和運輸線的影響日漸突出；軍事安全和其他非傳統安全的外部影響越來越突出，國家安全越來越受制于境外因素；中國參與全球性事務的程度越來越深，國家能力和國家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強。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家利益的實現和維護都不局限于領土的范圍，而是越來越全球化了。相應地，中國的周邊關系、地緣政治形勢、國際關系格局等，在其中都產生著越來越突出的實質性影響。
在這樣的階段和形勢下，有效的國家治理對國家發展的意義更為突出。而國家的治理也必須改變傳統治理中對地理空間思維不夠重視的狀況，或者說，要對傳統的地理空間思維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檢討，在國家治理中重新構建與形勢相適應的地理空間思維。
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應該體現在國家治理的基本框架中，成為國家治理方略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地理空間思維要求在國家治理中重視地理空間規劃和管理，重視地理空間條件和地理空間規劃在促進國家發展中的作用，把地理空間的規劃或謀劃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向度；根據國家發展所處的內外環境條件以及國家治理的戰略，進行全面的地理空間規劃，構建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的地理空間戰略；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維護好已有的地理空間環境，努力為國家發展爭取有利的地理空間條件，有計劃有步驟地利用好地理空間條件。
誠然，在國家治理中形成與形勢發展相適應的地理空間思維，是國家發展的新形勢和新階段提出的必然要求。然而，國家治理之全面合理的地理空間思維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構建的產物。只有執政黨充分意識到地理空間思維在國家治理中的意義，并持之以恒地將地理空間思維應用于國家治理的框架或方略中，在實踐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真正意義上的地理空間思維構建才算實現。
另外，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構建也必須適時推進。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涉及到國家發展的內部空間和外部空間兩個方面。在國家進入整體發展階段以后，在國家治理中構建完善的地理空間思維，能夠促進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戰略的適時轉型。而在當今這樣一個國家擁擠的時代，國家間的邊疆爭奪愈演愈烈，國家必須適時調整邊疆觀念和制定邊疆戰略。不論是從國家內部還是從國家外部來看，國家調整地理空間思維的時機都是稍縱即逝的。因此，在國家治理中構建全面合理的地理空間思維，已經是一個時不我待的問題。
地理空間思維構建中的重大議題
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的構建，涉及到國家治理的每一個方面。換句話說，國家治理的每一個方面，都應該具有和體現地理空間思維。但是，從整體上看，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構建，主要涉及到四個基本的方面：一是對國家領土空間進行規劃和空間區分，主要是確定國家的領土邊疆，以及領土邊疆的類型和發展規劃；二是對國土空間的開發和利用進行規劃，主要是劃分國土空間的不同功能區，強化國家地理空間的經濟布局；三是制定各個行政區域的發展規劃，這主要涉及各級政府對轄區內不同區域的開發利用及布局；四是注重對國家發展的外部空間的拓展和維護，這主要涉及非領土(或超領土) 邊疆的確定和維護。
在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的構建已經展開并正在凸顯。在中國具有最高決策文件意義的中共十八大報告，就明確提出并闡述了“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原則。該原則要求：“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加快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推動各地區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定位發展，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5］在國家的最高決策文件中明確闡述地理空間規劃方面的內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毫無疑問，這樣的地理空間思維是清晰的，其意義不可低估。但是，這里的地理空間思維只是從經濟開發和建設的角度，涉及到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中的一些方面，主要是國土空間的開發和利用，同時也從發展海洋經濟的角度涉及到海洋國土或海洋邊疆的內容，并沒有全面覆蓋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的所有領域，甚至沒有涉及到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中許多本質的內容。從當前國家治理的現實需要來看，國家治理之地理空間思維的構建問題，除了國家已經高度重視的國土空間開發和利用的主體功能區、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問題
(這也是國家治理中地理空間思維的核心內容之一) 以外，還有以下意義重大且具明顯緊迫性的議題。
一是陸地邊疆范圍的確認和邊疆治理戰略的構建。陸地邊疆是國家領土的邊緣性部分，它因為與核心區域具有明顯的差異和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治理而被劃定。邊疆是構建的產物，具有可變性。中國的陸地邊疆雖然形成得早且面積廣大，但隨著長期的邊疆治理不斷取得成效，邊疆與內地的分界線不斷向外推移，陸地邊疆的范圍日漸模糊，不論是西部開發中的“西部”，還是“興邊富民”工程中的“邊境縣”的概念，都無法界定陸地邊疆的范圍，因而難以形成有針對性的邊疆治理之策。國家治理中長期將邊疆與“民族地區”混為一談，進而在民族問題的框架下討論邊疆問題，已經出現了邊疆政策失準的問題，并對邊疆治理造成消極影響。因此，在邊疆治理中構建地理空間思維，就必須對陸地邊疆的范圍進行明確界定，進而制定國家層面的邊疆治理戰略。
二是在強化海洋國土意識的基礎上重新規劃海洋邊疆。隨著海洋在國家發展中地位的凸顯，發展海洋經濟和建設海洋強國的呼聲日漸高漲。但是，要建設海洋強國，首先就必須重視海洋國土，明確海洋國土的狀況，維護好國家的海洋邊疆，構筑起牢固的海洋邊疆安全體系。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開發海洋國土，進而走向深藍。中國的海洋疆域遼闊，但由于長期對海洋邊疆重視不夠，維護海洋邊疆面臨著重重困難，海洋邊疆危機四伏。在這樣的形勢下，要維護海洋邊疆及相關權益，必須充分運用行政的、外交的和軍事的手段。但是，這又要以國家的海洋戰略為基礎。因此，從國家海洋國土空間管理的角度構建國家的海洋邊疆戰略，顯得尤為重要。
三是盡早建立國家的太空邊疆框架，維護國家的太空利益。在航天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國家間的邊疆爭奪迅速地超越了陸地、海洋和天空，進入到了太空和外太空領域，形成了激烈的太空邊疆爭奪。中國作為一個太空大國，其包括衛星、載人航天器、空間站等在內的太空飛行器不僅數量日漸增多，而且對國土范圍內的所有利益和國際地位等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面臨著激烈的外部競爭和巨大的威脅。早在上世紀后期就制定了星球大戰計劃的美國，早就作好了太空戰的準備。有人預測，如果全球大國發生軍事沖突，那么國家間的對決將首先發生于太空。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也必須未雨綢繆，及早進行確定太空邊疆和維護太空利益的謀劃。
四是界定國家的利益邊疆，切實維護國家的海外利益。“20 世紀 80年代中期，美國等西方大國從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出發確定戰略控制范圍，首先使用了‘利益邊疆’概念”［6］，并將其逐漸付諸實踐。今天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尤其是美國重返亞太等，不僅體現著利益邊疆思維，而且是以一定的利益邊疆戰略為基礎的。中國在越來越融入世界和海外利益日漸凸顯的情況下，國家利益的邊界必然隨之向外延伸。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不能自縛手腳，“必須根據國家海外利益的意義劃分不同的圈層，如將其劃分為核心區域、拓展區域、邊緣區域等，確立海外利益格局的構成，并用國家的力量對其進行維護”［7］。
五是明確國家的戰略邊疆，凸顯國家的戰略利益。戰略邊疆通常被看作“一國國力和影響力所能達到的、可控制的地理與空間區域，它是國家實力、戰略意志以及國家戰略能力的投射范圍”［8］，與國家的安全和發展緊密相關。今天的中國，國家利益外向度日漸加強。國家發展和國家利益的維護，都需要在一個超越于領土的更大的地理空間范圍內加以考慮和謀劃。在一個高度博弈的世界中，能否充分運用國家治理的地理空間思維，為國家的發展拓展有利的外部空間，既關乎國家的長遠利益，也直接影響國家的眼前利益。為了維護國家的戰略利益，中國也需要構筑自己的戰略邊疆，并根據國家的利益邊疆和戰略邊疆，構建國家的外交戰略和開展外交活動，鞏固國家的戰略邊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