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經營組織形式的改組

在葉利欽時期，與土地私有化相適應，決定把在農業中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加以改組。規定必須在一年內(在1993年1月1日前)，完成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重新登記工作，并對那些無力支付勞動報酬和償還貸款債務的農場、農莊，應在1992年第一季度加以取消與改組。1992年9月4日，俄羅斯政府正式批準了農場、農莊與國營農企業的條例。該條例確定的經營形式改革與產權改造的基本原則是：按生產單位勞動集體成員的意愿，將農莊、農場改組為合伙公司、股份公司、農業生產合作社、家庭農場及其聯合體。到1993年底，俄羅斯已有2.4萬個農莊、農場進行了改組與重新登記，這占農莊、農場總數的95%，其中1/3的農莊、農場根據勞動集體的決定保留了原來的經營形式，其余的2/3改組為1.15萬個合伙公司、300個股份公司、2000個農業合作社和3000個其他新的經營形式。它們的成員成為具有自己份地和股份的商品生產者[4](P134)。

這里要指出的是，在葉利欽時期，特別重視發展農戶(農場)經濟(或稱私人農場)。這與當時葉利欽、蓋達爾等人接受西方模式來改造成俄羅斯農業的戰略有關。這個模式就是以土地私有化和經營組織農場化為基礎的。在他們看來，美國與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發展家庭農場能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但在俄羅斯，這種農戶(農場)經濟并沒有得到很大發展，更沒有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5](P250)。俄羅斯農戶(農場)經濟難以發展的原因，一是俄羅斯不像在美國，有發達的、及時得到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二是長期以來，在俄羅斯搞的是大農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生產規模都很大，使用的是大型農業機械，機械化水平已達到一定程度，糧食作物的種植與收獲已全部機械化，畜牧業綜合機械化水平已達到70—80%。而搞小規模的農戶經濟，需要小型的農業機械。在當時的俄羅斯，財政極其困難，國家不可能投入資金來及時地發展小型農機，以滿足農戶經濟的需要;三是在蘇聯大型農業已搞了幾十年，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分工已形成，能夠掌握農業生產全過程的典型的農民已不存在，這對搞一家一戶的農業經濟在客觀上就有很多困難;四是農戶缺乏必要的啟動資金，它們既得不到財政幫助，又得不到必要的銀行貸款，這種情況下，使得組建來的農戶經濟難以維持，出現大量解體的情況;五是農用生產資料如化肥等得不到保證。看來，葉利欽時期推行的小農業經濟政策并不適合俄羅斯國情，未能取得應有的效益。

普京上臺執政后，不得不改變農業發展政策，變革農業發展道路。普京強調要搞大農業，具體說要搞大型的農業綜合體，把它視為發展農業的重要途徑之一，要把俄羅斯農業在今后成為“大的商品生產者”。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大型農業企業是農業生產經營的一種基本形式。目前大型農業在俄羅斯農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們生產92%的糧食，94%的甜菜，86%的向日葵籽，70%的蛋，49%的奶，39%的肉，38%的羊毛，21%的蔬菜和90%的飼料。

三、俄羅斯農業發展現狀與前景

俄羅斯農業領域進行以土地私有化和改組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其目的是促進農業的發展，但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特別在葉利欽時期，農業與國民經濟一樣，出現了連續多年的大幅度滑坡。

農業總產值除了1997年與1999年兩年有所增長外，其余年份均為負增長。葉利欽時期農業狀況惡化有多方面的因素。從客觀情況來說，在俄羅斯急劇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整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轉軌危機，這在客觀上勢必對農業產生嚴重影響。從歷史上來看，蘇聯農業經過70多年有發展，由于農業管理體制與自然條件的影響，農業的發展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是個脆弱的部門。但是，應該看到，葉利欽執政時期農業狀況進一步惡化，還與這一時期的農業政策直接有關，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力圖通過土地私有化與建立農戶(農場)經營組織的模式來解決農業的基本政策，并不符合俄羅斯國家的實情，未能取得實效。其次，在經濟與財政嚴重危機的情況，大幅度的減少對農業的投資。1992年俄羅斯對農業的投資在整個國民經濟投資總額中占10.8%，而到1998年下降為3.3%。脆弱的農業，不僅技術裝備落后，而且其生產效率很低，沒有大量的投資很難維持農業一定的增長率。第三，對農業投資大幅度減少，農業企業技術裝備狀況不斷惡化。據俄羅斯官方統計資料，1999年，198公頃耕地才合一臺聯合收割機，而同時，德國為31.3公頃/臺，美國為62.5公頃/臺。由于農業部門農用機器設備量急劇減少，使得農機的生產量大量減少[6](P405)。第四，剝奪農民的政策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蘇聯時期特別是斯大林執政時期，通過高征購、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和稅收等政策榨取農民。俄羅斯經濟轉軌初期，在一次性大范圍放開價格時，工農業產品價格都出現了飛漲，但工業與農業產品上漲速度有很大差距。與此同時，在轉軌初期，俄羅斯農民還要繳納各種稅收，1993年農民繳納的稅款與其他款項要占農業企業賬面利潤的47.5%。后來，不得不降低農業的稅收，以減輕農民的稅負。

普京執政后，隨著政局的日趨穩定，整個經濟形勢的好轉，以及農業政策的調整，使俄羅斯農業出現好轉。從2000—2006年以來，俄羅斯農業總產值每年都有一定的增長，糧食產量除2000年與2003年下降外，其他5年基本上保持在8000萬噸左右這一水平上(7年糧食年均產量為7699萬噸)。但農業與整個國民經濟相比而言，有其明顯的弱點：一是表現為增速低;二是不穩定性。不論從增長速度還是從糧食產量與肉制品產量來看，波動情況時常出現。

從長遠來看，俄羅斯發展農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借鑒國內的經驗，在改革過程中，尋覓一條符合俄羅斯國情的農業經營組織形式與發展道路;俄羅斯政府要加強對農業的支撐。所有工業發達國家的農業都處于國家庇護之下，因農業是受自然因素影響最大的一個部門。因此，沒有國家的干預，農業的落后狀況就難以改變;增加對農業的投入，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減輕農民的負擔，增加對農業部門農機供應，幫助農業設備更新，以此來加強農業物質技術基礎，這些對俄羅斯農業來說，是十分迫切的問題;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農業勞動者穩定性與提高其積極性。

四、啟示

應該說，不論在蘇聯還是作為其繼承國的俄羅斯，農業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成為影響其整個經濟發展和制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在葉利欽時期任8個月總理的普里馬科夫，在他2001年發表的著作中，談到農民問題和農業政策時，深有感觸地寫下了以下一段話：“盡管采取的措施(指對農民、農業——筆者注)很多，但它們帶有‘消防’性質，未來就不能總是這樣下去。應當從整體上考慮俄羅斯農民的命運。他們不僅是忍受了各種苦難的偉大勞動者，也是民族文化、民族傳統的保護者。俄羅斯農民蒙受了多少苦難啊!農奴的權利，給成千上萬人造成致命打擊的‘沒收富農的財產和土地’，奪去了數百萬人生命的饑餓，數十年的集體農莊的無權地位。蘊藏著巨大的朝氣蓬勃力量的農民忍受住了。今后怎么辦?”“……90年代實行的經濟政策，繼續把俄羅斯農民推進深淵。”在俄羅斯轉入市場經濟后，并沒有擋住“掠奪農村的半刑事或公開的刑事‘中間商’”。國家也“沒有狠狠打擊敲詐勒索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不少地方，“經常有一些人與警察勾結，按‘牌價’搶購農民的產品，然后拿到市場上高價倒賣”[7](P40)。

中國很早就發現了蘇聯農業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毛澤東曾指出：“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造成現在的困境”[8](P268)。但是，遺憾的是，毛澤東并沒有跳出斯大林農業集體化的框框，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剝奪農民，結果是農民大量餓壞、餓死。“1961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沉痛地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9](P153)根據上述情況，以下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第一，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總方針之后，“三農”問題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別是近幾年來，對國家對農業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強了，如實行農業稅減免，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對主產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格等政策。對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給予了大力支持。無疑，這些政策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今后我們必須進一步落實對農業“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中國農村人口近8億，即使工業化與城市化進展順利，2020年農村人口仍有6億左右，“三農”問題仍是個大問題。再說，全國農村有近2000萬人仍未解決溫飽問題，近6000萬人處于低水平、不穩定的溫飽狀態。不解決“三農問題”，就會影響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也將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所以，在今后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決“三農”問題，思想上認識到只有農業有了大的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才能更快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列寧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報告中說：“同農民群眾，同普通勞動農民匯合起來，開始一道前進，雖然比我們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體群眾卻真正會同我們一道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前進的步子會加快到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10](P77)

第二，目前中國的農業還是個弱勢的產業，農業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撐，又面臨國內外的激烈競爭。因此，在我國工業化中期階段，農業不能再為工業化提供積累，而是國家應該給予大量補貼的部門，讓農業從工業化與城市化取得的進展中分享到好處，絕不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動農業現代化，特別是要使鄉鎮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與提高，這既可以使它與整個工業化融合為一體，并且還可以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第三，吸取蘇聯的教訓，在中國今后的工業化進程中，絕不能不顧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變農業生產關系。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與經營方式要由廣大農民創造。

第四，目前中國工業化已進入中期，在今后的工業化進程中，更應保持農輕重的平衡協調發展。農業搞不好，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亦上不去，市場供應就會十分緊張。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國農村市場的需求有很大的潛力，而這個潛力只有在農業有了大的發展、農民購買力大大提高的情況下才能得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