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長期以來習用的簡潔精辟的用語中，有一個似乎為隔海相望的中日兩國所專用，這就是“一衣帶水”：“衣帶”之長，象征著中日交往歷史之悠久，“衣帶”之窄，象征著中日地理位置之接近。開創日本律宗的中國唐朝鑒真和尚一千多年前在回答日本僧學懇請其東渡傳法時說，“日本是有緣之國”。“有緣”二字，意義非常：它既指日本與佛法方面的緣分，也指中日在歷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緣分。

周恩來總理在1954年10月和1955年1月兩次會見日本客人時一再表明：“從中日關系的歷史來看，我們兩千年來是和平共處的。”“中日間幾千年有過良好關系的歷史，只是從甲午戰爭后，日本軍國主義欺負了中國，這只有60年。”這意味著中日關系有“兩個歷史”。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1952年日本獨立，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從此中日關系開始了“第三個歷史”。在這三段歷史中，中日關系發生了幾次轉變。

【中日關系：從“強弱型”到“弱強型”】

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間發生過兩次軍事較量，都以日本的失敗告終。第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與中國在朝鮮發生軍事對抗，唐朝和新羅的聯軍大敗日軍于白村江口。這次戰敗促使日本清醒地認識到與中國之間的巨大差距，并順應時勢，修正了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此后中日和平一直延續了九百余年。第二次是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并宣稱此次戰爭就是針對明朝，還狂妄地宣稱兩年內即可遷都北京，然而，豐臣秀吉的軍隊遭遇朝軍和明朝援軍堅決抗擊，日本侵朝戰爭徹底失敗。

上述兩場戰爭顯示出中國的強大，同時經濟數據也表明，從公元1年到1820年，中國以“國際元”計算的GDP接近甚至超過日本GDP的10倍。這說明中日2000多年的和平交往時期也是“中強日弱”的歷史時期。這段歷史留給人們的一個深刻教訓是：對中國來說，僅僅先進，不足以使日本追隨你；僅僅強大，也不足以使日本服膺，只有既先進又強大，讓日本對你既服氣又服輸，中日關系才能太平，才能“友好”。

但自約1600年以來，世界進入了以“先進的歐洲，落后的亞洲”為特征的時代，特別到了19世紀后半期，中國成為西方列強的犧牲品，落后貧窮衰弱的面貌展露無遺，日本對中國的尊敬和期待隨之煙消云散。出于其追隨先進、服膺強大的秉性，日本掉轉船頭投奔歐美文明，實行“脫亞入歐”政策，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

以1868年明治維新為轉折點，日本告別了“和魂漢才”時代，進入到“和魂洋才”時代，這個“洋”字是指“西洋”，指不僅先進而且強大的歐美國家。通過效法歐美，日本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國力日益增強。然而，日本開始在對外關系上張牙舞爪，效法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政策，疊加上本國源于古代中世紀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的軍國主義傳統精神，走上了侵略擴張之路。1895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打敗了大清帝國，中日關系進入了“日強中弱”時期。其后，從1905年在中國土地上開打日俄戰爭。正如廉德瑰所指出：“明治維新以來富國強兵目標的實現，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大多數日本人都變得浮躁和膨脹，大國意識和強國意識彌漫全國，愛國主義演變成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而發展成擴張主義和軍國主義。形成了誰都不敢被貼上賣國標簽的氛圍，結果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失去了理智，滑向了災難的深淵。”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走向“強強型”的中日關系】

1945年日本戰敗。1949年新中國誕生。從此“一強一弱”型中日關系成為歷史，中日開始走向兩千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第三種狀態──“強強型”關系。但戰后中日兩國走向強大的速度有很大差別。從經濟實力比較看，1950年以“國際元”計算的中國GDP相當于日本的約1.5倍，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GDP反超中國，相當于中國的1.7倍，人均GDP則相當于中國的13.6倍。

戰后日本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的“奇跡”成為影響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因素。1978年鄧小平訪日，提出“為學習日本經驗而來”；在參觀日本的工廠以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鄧小平甚至說“現代化的日本是中國的老師”。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正值戰后日本發展達到頂峰期，被譽為“世界工廠”。然而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戰后中日“走強比賽”的“日快中慢”局面出現逆轉并一發不可收拾。1978年中國以美元計算的GDP僅相當于日本的1/6，隨著中國經濟增速大大超過日本，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日本的50%，2010年則反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年中國人均GDP仍只有日本的1/10。

今后，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還將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特別是二戰后日本經濟發展不僅實現了GDP“量的擴大”，而且實現了經濟“質的提高”，是一個量與質兼備的、既快又好的國民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國科學院2010年發表的《中國現代化報告》指出，2007年中國綜合現代化水平世界排名第78位，而日本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戰后日本用了20來年就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主要是擁有一技之長的高級藍領工人和白領），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30多年了，中產階級還是很小。“從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比拉丁美洲國家都大。”2008年中國的顯示社會不平等度的基尼系數為0.49，同年日本為0.32；日本的貧富差距雖然較前擴大，卻仍然比中國低得多。

當下，盡管中國GDP超過日本，但中國經濟“量”的擴大和“質”的提高很不平衡。現在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日本仍是發達國家。在日文中，發達國家叫做“先進國”，這意味著在日本人看來，中國的巨大發展并沒有改變相對于中國而言日本是“先進國”的基本事實，這是當今日本對于中國持有優越感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和國防實力雖然相當強大，但比起美國仍存在很大差距。那么，從日本追隨先進、服膺強大的民族秉性看，它必然繼續追隨美國的先進，服膺美國的強大。對迅速發展的中國，日本人通過媒體更多地看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當今日本對中國的心理可以用“三感”來概括：對中國GDP超過日本的失落感；對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優越感；對中國軍事力量崛起的恐懼感。總之，日本一方面嫉妒中國的發展，一方面并沒有對中國服氣。

中日實力對比是影響中日關系發展變化的基本參數，可以預計，中日關系的未來走向很可能再次回到“中強日弱”狀態，但至少在21世紀10年代甚至更長一段時期，中日關系將依然會保持“強強型”關系。在這種背景下，中日關系會出現兩種可能：第一，雙方都采取理性、穩健的政策，實現互利雙贏的良好局面；第二，雙方都采取非理性的強硬政策，甚至被情緒化左右政策，其結果是兩國“互損雙輸”，甚至發生軍備競賽乃至軍事對抗。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曾預言：“長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靠攏中國。”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在日本從當前追隨美國轉向“靠攏”中國的長期過程中，是否也需要經過古代歷史上日本對中國“服氣”之前曾發生過的同中國之間的“戰爭磨合”呢？這或許是今后中日關系的一個核心問題。

追隨先進、服膺強大、對外來文明具有極強的消化力，堪稱日本民族的秉性。中國要讓日本從追隨美國轉變為友華親中，最根本辦法就是致力于搞好自己的事情，讓日本徹底服氣。

【日本：從“鳩山夢”向“石原夢”搖擺】

2013年1月，面對中日關系的困境，日本有識之士開始探索緩和之路。繼鳩山由紀夫、山口那津男之后，村山富市和加藤纮一也對中國進行了訪問。對于這些肩負著歷史責任的溝通和努力，日本各大媒體基本上都給予肯定，但也有媒體認為，這些人是在實行“贖罪外交”，訪華者是日本的“國賊”。特別是率先訪華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中國表示，釣魚島問題上“日中之間存在爭議”，這個表態在日本國內仿佛“炸開了鍋”，不僅右翼分子，連日本政府高官都大罵鳩山是“國賊”。然而，鳩山在中國的表態絕非一時心血來潮，這是他一貫的政治理想和理念使然。

現在人們都喜歡說“夢”，其實鳩山有他的夢，“鳩山夢”就是“友愛哲學”、“日中友好”、“東亞共同體”。然而，鳩山的夢，或者說鳩山的理想主義為日本右翼所不容，也讓多數日本國民“跟不上”。他們被美國和日本主流媒體所虛構的“中國威脅論”所煽動，完全不理解為什么要對一個“威脅”自身的中國“友好”，日本相當部分的“精英”也認為鳩山的理想是與現實脫節的。

在日本，除去“鳩山夢”之外，還需提及另一個異想天開的人物，那就是石原慎太郎。他正是這次中日“島爭”的肇事者，也是把鳩山由紀夫從首相位子上掀下來的第一人。早在2010年4月，日本召開“全國知事會議”（相當于中國的全國省長會議），當時日本媒體大肆炒作中國海軍力量的正常活動，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借機在知事會上向時任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質問：“尖閣（指中國的釣魚島及附屬島嶼）有事之際是否適用日美安保條約”，鳩山重申了在自民黨政權時期日美就已達成“尖閣有事之際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的協議，但他還表示，“尖閣主權的歸屬問題還要和中國商量”。這句表態令石原大發雷霆，導致眾人圍攻鳩山，日本國內互聯網上充斥“鳩山是賣國總理”之類的謾罵。可以說，石原此舉不僅打出了倒閣（鳩山內閣）第一拳（鳩山最終在當年6月因為普天間基地問題被美國利用日本的“民意”拉下臺），還為日本政壇立下了一條“家規”或緊箍咒——任何日本政治家都不許承認釣魚島存在爭議。其后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問題風波迭起，在菅直人內閣時期的2010年9月發生了“撞船事件”，中日關系陷入了兩國復交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中日經貿關系、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中日醞釀貨幣互換等合作事項的進展，兩國緊張關系逐漸有所緩解，這使得石原坐不住了。2012年4月下旬，石原到華盛頓提出由東京都“買島”，并聲稱“如果中國反對就無異于向日本宣戰”。那么，石原為什么選擇在美國提出向中國“宣戰”？顯然與他對奧巴馬“重返亞太”戰略部署的誤判有關，以為“中美開戰”已提上美國對華戰略的日程。其后，石原為“買島”掀起募集捐款熱潮，時任首相野田借機宣布釣魚島（日本）“國有化”，中日島爭日趨激化。

日本在過去的戰爭中很擅長運用計謀，戰后至今，中國人也包括日本人往往用“陰謀論”觀點看待日本在對外關系上的一些做法。比如這次釣魚島爭端，很多人認為這是石原慎太郎為“敵對型民族主義”尋找舞臺的一個陰謀，石原“買島”決非一時心血來潮。2012年11月日本共同社客座論說委員岡田充推出新著《尖閣諸島(釣魚島)諸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向讀者深刻而清晰地揭示了石原在釣魚島問題上挑事的計劃、謀略和夢想。作者在書中指出：本次釣魚島之爭，是石原慎太郎為“敵對型民族主義”尋找舞臺的一個陰謀，其政治目的是最終推翻美國和聯合國在東京審判后建立的戰后秩序，推翻和平憲法，使日本擺脫“美國之妾”的地位，實現日本再武裝進而重振“大日本帝國”。但要實現這一目標，直接把矛頭指向美國那是“飛蛾撲火”，因此他心懷叵測地設計了十分巧妙的步驟，那就是以日美安保條約指定的所謂“日美協防地區”釣魚島來挑戰、刺激中國，中國肯定會積極回應挑戰，對釣魚島采取行動，日本就可以用“國難”為借口實現修改憲法和再武裝，而釣魚島戰事如果發展，日本“引蛇出洞”得逞，美國不得不卷入，從而引起中美戰爭，中美必然兩敗俱傷，日本就可以借機擺脫美國，重振軍國。

那么，中美會按照石原設計的腳本一步一步走向戰爭嗎？從當前的形勢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日本不斷采取強硬舉措刺激中國，促使兩國緊張關系升級；另一方面是美國越來越表現出偏向日本一邊。1月3日奧巴馬簽署201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并重申《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規定的美對日本的安全承諾；1月中旬美國開始在日本沖繩縣的美軍基地臨時部署F-22“猛禽”隱形戰斗機，還將在東海海域部署空中預警機（AWACS），從而使日本成為云集美國最先進武器的“演示場”。

【中國應警惕日、美聯手“引蛇出洞”】

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不應被美國不斷放出的“美國不愿看到中日開戰”的煙幕彈所迷惑，必須警惕如果中日圍繞釣魚島問題發生軍事對抗，美國有可能抗拒不了這個牽制中國的“機會的誘惑”，將中日“島戰”作為結束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機遇”。對于美國是否會武力干預中日島爭，必須持“兩點論”：在中日尚未開戰之時，美國顯然不希望開戰，因為這會干擾美國重返亞太的全盤戰略，損害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利益，而且打不打仗是作為美日同盟的“盟主”——美國才能決定的事，不能由日本單方面說了算。但另一方面必須看到，中日一旦打起來，打大了，美國決不會坐視不管。如果美國坐視其最重要的盟國受傷而不救，那會導致失去日本乃至其他盟國的信賴，甚至導致美國幾十年營造起來的整個同盟體系趨于崩潰。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2013年2月號載文〔題為《駐日美軍在日中軍事沖突中的作用（空軍篇）》〕指出：“日美軍事同盟具有緊密同盟國性質，因此美日海空軍的主要作戰平臺都使用共同的Link16數據鏈，海軍擁有相同的Link11/14數據鏈，武器裝備的通用性也相當強。一旦在東中國海出現任何事端，美國的軍事卷入是自動的。”事實證明，美國的戰爭門檻很低，美國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時出手都相當快，美國國內敵視中國的新保守主義政治勢力和“軍產復合體”（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語）以軍事手段扼殺中國和平崛起和“發戰爭財”的用心和動機不可低估。中國應該警惕日美聯手“引蛇出洞”的陰謀。如果中日發生武力沖突，美國選擇“合適”的方式、地點和手段，從后臺走向前臺，“伺機而動”的可能性不會小。當然，這不會“嚇退”中國保衛領土主權的決心和意志，但我們應當做好萬全的籌謀和準備。

石原慎太郎長期以來被稱為反美、反華、反政府的“三反分子”，他在日本戰敗時就開始仇恨美國。石原的父親是日本一家船運公司的代表，在美國的嚴厲打擊下，二戰結束前日本從軍艦到商船，幾乎所有船只都變成廢鐵沉入了大海，所以他仇視美國。石原曾希望二戰能以日本戰勝告終，讓新加坡永遠變成日本的“昭南島”，讓整個太平洋變成日本的內海，但是他的夢想破滅了。長期以來，石原以愛國之名，行害國之實，謀取私利，沽名釣譽，動輒罵別人賣國。石原“購島”在實質上就是一種“曲線救帝國”的辦法，企圖讓中美按照他所設計的情節為了釣魚島而走向對抗，并將中美對抗作為日本再度實現軍事崛起的“機遇”。然而我們可以相信，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應授予日本這種“機遇”，都不應陷進石原設下的圈套。正如劉源將軍所指出：“戰略機遇期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打仗，起碼不打大仗。而一旦打起來，部分工作重心馬上就要轉向戰爭。我們現在的中心是加快建設。中國的經濟建設被打斷過幾次，第一次是晚清時期，搞‘洋務運動’，被中日甲午戰爭打斷了；第二次是民國時期，那時資本主義有點發展的趨勢，又被日本侵華戰爭打掉了。現在我們的經濟建設到了關鍵時期，可千萬別因為偶發事件再被打斷了。美國和日本就怕我們趕上來，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發展，而我們千萬不能上當。”“現在沒人打得了你，除了我們內部不爭氣。我就不相信，現在還有哪一個國家的軍靴敢踏上中國的大陸。”

激進的民族主義勢力總是會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回顧戰前的日本，“由于進行了徹底的皇民化教育，夸大了愛國的精神作用，導致對武力的瘋狂崇拜，結果把國家引向了災難的深淵。戰后，天皇裕仁在寫給現在的天皇明仁的一封信就說：戰爭失敗的原因是軍部過分強調愛國精神的作用，忽視了國力的差距”。長期以來，日本總是不肯正視這段歷史的深刻教訓，日本或將為此再次為其所謂的名為“愛國”實為“害國”的“敵對型民族主義精神的作用”付出慘重代價。

筆者認為，當今日本已經在2010年6月拋棄“鳩山夢”，一步一步地向“石原夢”靠近。“石原夢”就是戰爭，一旦石原的夢想成真，那必將是日本人民乃至亞洲人民的巨大災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中國中日關系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