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蘇之間在一些觀點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顯露出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爭吵也頻頻發生。那么，在什么時候，是什么問題，使中蘇從盟友走向分裂呢？

一

過去，人們常說中蘇分裂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認為二十大引起的中蘇分歧標志著中蘇關系出現了嚴重分裂，甚至“成為中蘇關系史上第一個歷史轉折點”。事實并非如此，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針與中共八大路線并沒有根本分歧。

先看對外政策。對于二十大提出的所謂“三和路線”，毛澤東心里可能是不滿的，特別是和平過渡問題，似乎否定了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寶貴經驗。但是，無論在任何場合，當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沒有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其原因在于，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方針上是一個整體，而自朝鮮戰爭結束以后，從日內瓦會議到八大會議，中國在對外政策方面實行的實際上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和方針。“促進和平共處”、“和平中立趨向的發展”，是當時《人民日報》上經常出現的口號。再看對內政策。過去總認為蘇共二十大以后中國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蘇聯的經濟方針，其標志就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但是，如果把赫魯曉夫的總結報告、布爾加寧的六五計劃報告與毛澤東的論述逐條進行對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從調整工農輕重投資比例、改變工業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項經濟措施，中蘇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可以說，在二十大路線提出的初期，中蘇兩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討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至于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當時的情況也不是像人們后來理解的那樣，好像中蘇的看法完全不同。對于蘇共在斯大林評價方面發生的變化，中共中央早就有所了解，并且持一種認同的態度。二十大期間，赫魯曉夫曾主動表示，會后將同中共代表團談斯大林問題。而中共代表團確定的方針是“對斯大林的功過不表示意見”，但同意“提倡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性”。大會結束的第二天，2月26日，蘇共把秘密報告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與朝鮮、越南黨的做法不同，中共沒有刻意控制秘密報告的傳播范圍，反而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讓人們了解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具體內容。這至少說明毛澤東當時并不擔心非斯大林化會在中國引起什么嚴重后果，甚至還以贊同和欣賞的眼光看待之。在中共高層討論時認為，盡管對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認為二十大在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毛澤東提出，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難免的。政治局決定，應該表態支持二十大，同時分析斯大林的錯誤，表明對共產主義前景的信心。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認識的確前進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層?？梢钥闯?，對于批判斯大林，毛澤東打心眼里舉雙手贊成，他只是反對在一般意義上批判“個人崇拜”。

因此，二十大對中蘇關系并沒有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出現裂痕，反而更加緊密。在后來解決波蘭和匈牙利的10月危機及善后事宜的過程中，赫魯曉夫請中國參與歐洲事務的處理，中共出面幫助莫斯科緩和與東歐的關系，中蘇合作更加密切。在1957年蘇共中央6月全會清除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問題上，毛澤東迅速表態支持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也投桃報李，促成了10月15日《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訂。這標志著蘇聯開始真正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蘇同盟關系又上了一層樓。應該說，在1956-1957年，中蘇關系處于上升時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是中蘇同盟顯示其力量和影響的高峰，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這時，雙方的分歧開始露出苗頭。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毛澤東早就對蘇聯奉行的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不滿，這時公開宣布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已經超過西方的判斷，無疑是在回答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的問題，是要規勸蘇聯改變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毛澤東還提出了另一個口號，就是針對蘇聯15年超過美國的計劃，宣布中國將用15年超過英國。毛澤東內心的目標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速度上超過蘇聯，為此他已經在考慮采取某種不同于蘇聯的方式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這些想法不久就變成了現實，中蘇在對外和對內政策方面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二

1958年夏天，中蘇領導人之間發生了一場嚴重爭吵，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長期以來，在社會上和史學界普遍認為，這場沖突是中蘇關系走向破裂的導火索，其原因在于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赫魯曉夫企圖控制中國。然而，筆者的研究表明，這種觀點是缺乏根據的。

首先，蘇聯關于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主張是因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標是針對中蘇的共同敵人美國的，其根據恰恰是中蘇軍事同盟的存在，這里根本談不上侵害中國主權的問題。其次，毛澤東只是對蘇聯人提出問題的方式不滿，他大發雷霆，至多表明一個長期遭受列強壓迫和凌辱的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蘇聯的建議而受到了傷害，赫魯曉夫后來為此頗感后悔。最后，赫魯曉夫提出的只是一個建議，中方不同意也就放棄了。從現象上看，雙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對軍事同盟運作方式的理解：赫魯曉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動，而毛澤東此時需要的只是單向援助。無論如何，會談的結果是妥協而不是分裂———蘇聯做出讓步，基本上按照中國的條件達成了協議。此時，毛澤東很可能已經對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滿。最近公布的捷克檔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華沙條約國家政治協商會議之前，蘇聯就確定把“研究制定出緩解國際緊張局勢的新的共同措施”作為會議的目的，而且預先準備好了宣言草案。會議根據蘇聯的建議達成了協議：華約單方面裁軍41.9萬人；蘇聯從羅馬尼亞撤軍；華約與北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些措施與毛澤東馬上要采取的行動簡直就是南轅北轍。不過，毛澤東這次發火卻沒有提到政策問題。同時，赫魯曉夫也容忍了毛澤東的憤怒，沒有使之產生惡果。真正反映出中蘇在對外對內政策上出現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銳對立的，是后來發生的兩件事。

8月23日，赫魯曉夫一行離開中國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并引起美國的干預，遠東局勢驟然緊張起來。綜觀事態的發展，這件事觸怒莫斯科，并使赫魯曉夫感到無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個方面。第一，事前中國絲毫沒有向蘇聯透露早已謀劃的這次行動。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會議上明確承認，與赫魯曉夫見面時“根本沒有談什么金門問題。如果說了一句話也就算談了，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后來見到赫魯曉夫，毛澤東又得意地說，美國人“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并沒有談這個問題”。赫魯曉夫為此十分惱火，曾當面質問毛澤東，還抱怨說，作為盟友，蘇聯不知道中國明天會做什么。在他看來，中國的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不啻為對盟國的蔑視和侮辱。第二，毛澤東有意對蘇聯隱瞞這次軍事行動，無疑是以實際行動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無須向別人請示或與別人協商。對此，蘇聯大使館是有體會的：“中國人現在表現出來的傾向是要自己解決亞洲問題，他們并不認為有必要與我們商量他們計劃中的行動，盡管當局勢失控的時候他們會指望得到我們的支持。”赫魯曉夫后來為此大動肝火，他一再向毛澤東強調，盡管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事關全局，而盟國之間應該在重大問題上交換看法，協調政策。毛澤東在會談中卻寸步不讓，一副向莫斯科領袖地位挑戰的樣子。第三，炮擊行動本身充分表明中國不贊成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政策。蘇聯大使館的報告指責說，中國的做法將“導致惡化國際局勢這種可能性的出現，并促使美國方面采取戰爭邊緣政策”。在蘇聯人看來，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是不利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澤東恰恰認為，中國也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緊張局勢“可以動員全世界人民”與美國進行斗爭，從而破除對美國的迷信和恐懼。第四，中國拖延向蘇聯提供在臺海危機空戰中獲得的一枚美國“響尾蛇”導彈，這使赫魯曉夫非常氣憤，當即決定拒絕向中國提供本應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彈道導彈的資料。幾個月后，當中國不得不轉交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新式導彈時，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性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的所作所為哪里還像是蘇聯的盟國？

三

對于中國此期對外政策的傾向以及表現這種傾向的做法，性格沖動的赫魯曉夫確實感到無法容忍了，他認為中蘇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于是在1959年6月決定暫時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術材料。莫斯科這種違反協定的舉動反過來又激怒了中國領導人，其嚴重后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魯曉夫顯然已經不再顧忌中國的反應了。不過，讓毛澤東下決心與蘇聯決裂的并不是莫斯科的這個決定，而是此后一個月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一次公開講話。

莫斯科會議以后，毛澤東心緒煩躁，憋了一口氣，就是要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趕美”，心里想的卻是“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如今“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已經到了東方。于是，15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半年后就變成了3年趕上英國，5年趕上蘇聯，7-10年趕上美國。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充滿信心地提出，“后來者居上”，“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為此，不僅在建設速度上要超過蘇聯，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系，于是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創造的“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澤東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口氣說，中國不久將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等著蘇聯。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就會超過蘇聯，又為人類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只要這一切得到社會主義各國的支持，特別是莫斯科的認可，也就等于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然而，實際結果卻使毛澤東大失所望。盡管中國人的熱情和干勁在蘇聯報刊上得到一片贊揚，但對“大躍進”的很多做法和目標，蘇聯干部和專家卻不斷提出懷疑和指責。對于人民公社，蘇聯的媒體一直保持沉默。在紀念新中國9周年國慶的幾百篇文章和廣播評論中，只有區區6篇順帶提到了公社，而蘇聯駐華大使在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招待會的演說中，對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竟只字未提。蘇共中央認為人民公社是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如果提出批評則會影響中蘇關系，所以決定“對它既不稱贊，也不批評”。后來，由于蘇聯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對人民公社表現出極大興趣，有的甚至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蘇聯沒有找到這條道路。為了避免他們“盲目效仿”中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評了人民公社制度。幾個月后，赫魯曉夫在波蘭一個集體農莊群眾大會上講話，回憶并檢討了蘇聯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與前者相同，這個講話也沒有提到中國，甚至措辭更為緩和，本不該引起什么強烈反應。但波蘭報紙在發表講話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而《真理報》卻在7月21日予以全文發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而且選擇了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時機。那時毛澤東正在廬山為彭德懷的萬言書發火，這個講話更使毛澤東怒不可遏，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

四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認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國黨當時的心態。毛澤東希望他的創舉得到國內外，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以及各級干部普遍的檢討和非議。廬山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杰作評頭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后，毛澤東怒氣未消，便連續看到兩份關于基層干部非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說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是“心血來潮”。接著又是外交部的報告，說在蘇聯干部中普遍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認為中國黨犯了錯誤。毛澤東強壓怒火，不動聲色地向會議印發了這些材料。就在這時，7月28日，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送上了廬山。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批示發出后，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批示：“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并表示為此“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8月19日毛澤東又要人去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其目的是“破蘇聯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月4日毛澤東接連發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于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贊揚和宣傳廬山會議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所有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魯曉夫一樣，毛澤東也決心與莫斯科翻臉了。

這時，雙方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臺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蘇聯決定給中共一些顏色看；公社問題反映出中蘇在對內政策上的嚴重分歧，毛澤東對此不能容忍，中共決定公開批評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兩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吵后，中蘇分別確定了處理兩國關系的相同的方針：毛澤東認為，中蘇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暫時的”。但“赫魯曉夫很幼稚”，又“不懂馬列主義”，“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而真理在中共一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中共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批判修正主義。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處理中蘇關系時，“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蘇共中央同樣認為：中蘇友好對于兩黨兩國都是重要的，對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共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錯誤和缺點。因此必須“在堅持我們的原則的條件下克服相互關系中出現的困難”。此時，中蘇分裂已成必然趨勢，除非有一方承認錯誤，從而達成妥協。

1960年伊始，雙方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和主張，意在規勸和說服對方。勸說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聯會議公開散發批評蘇共的材料，試圖壓服蘇聯改正錯誤；而蘇共則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會議組織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試圖逼迫中共就范。結果，雙方沒有一個愿意讓步。于是，赫魯曉夫終于決定撕破臉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使中蘇分歧公開化。盡管1961-1962年中蘇都有意緩和矛盾，修復關系，但是所堅持的原則仍然是要對方承認錯誤。而1963年7月的兩黨會談的結果再一次表明，中蘇之間已經沒有妥協余地。中蘇同盟的破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著名冷戰史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