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就在亞洲各國股市以大漲迎接美聯儲暫不退出量化寬松政策（QE）之時，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在新加坡專訪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局長孟文能（Ravi Menon）。眼下，亞洲金融市場的注意力還是集中于關心美聯儲的動向，但更為深遠的變化已經在亞洲內部醞釀和發生。

在專訪中，孟文能談及對美國QE退出選擇的理解和政策應對、新加坡金融中心建設的經驗，以及新加坡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取得的進展。

中國和新加坡的經貿、金融聯系愈發密切，采訪圍繞新加坡展開，對中國金融業亦有頗多啟發。

QE退出只是時間問題

財新《中國改革》：美聯儲9月18日表示將維持QE政策，隨后美國和亞洲股市大漲，黃金價格飆升了3.52%。普通投資者感覺是美聯儲決策出人意料，作為中央銀行的監管者，你怎么看美聯儲的決議？

孟文能：美聯儲的表態一直是一致和清晰的，他們說沒有固定的退出時間表，要看經濟數據來判斷何時退出。

我想，美聯儲參考了最新的就業數據，就業情況有明顯改善，但還不足以確認現在就開始退出QE。不過，這里面的信息是相當明確的，QE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一旦經濟數據超過臨界值，退出QE是一定會發生的。

財新《中國改革》：你在演講中曾經談到，目前是觀察各國貨幣政策的一個“有趣時間點”，貨幣政策可能也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美聯儲與QE相關的決策，好像部分印證了你的看法。

孟文能：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確認，發達經濟體采取的貨幣政策能夠最終幫助實現他們制定的經濟發展目標，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效果，可能也呈現一種“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

美國、英國和歐洲央行的銀行家們相信，他們的經濟還不夠強，還需要進一步的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政策支持。

但是，中央銀行始終要意識到，超低利率的情況不能持續過長時間。當政府開始退出寬松貨幣政策時，需要采取一種有序的措施，不要再給市場帶來新的波動。

財新《中國改革》：在QE退出的預期下，亞洲很多國家的外匯、股票市場都已經出現了大幅度的波動，你覺得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是否做好了應對的準備工作？

孟文能：現在各經濟體和金融市場，確實要仔細檢查自己是否已經為應對QE退出做好了準備。在量化寬松時期，一些市場估值可能已經被推得過高，現在的回落只是對這種情況的調整。隨著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預期的增強，全球各市場都在對風險重新定價。

過去幾年，美國債券市場的利率水平過低，如果美國經濟能保持增長的勢頭，并讓其貨幣政策轉向利率水平的上升通道，一些投資者一定會考慮將更多的資金重新配置回美國。這一過程發生的速度或方式可能過于激烈，但這就是市場發揮作用的方式。

我想，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意識到了這個趨勢，并且已經開始準備，財務紀律不強的經濟體面對的風險要大一些。

中國的經濟總量更大，也更復雜。很多國內因素也在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經濟去年實現了軟著陸，CPI下降的同時維持了很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速有些下降，但是最新數字顯示增速還在預計的范圍內，這是一個很健康的增長率。另外，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在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沒有哪個經濟體是完美的，我們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就亞洲而言，其整體財務狀況要比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好很多。

金融中心的競爭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上海自貿區全面啟動，其中有很多金融方面的政策支持。這會怎樣影響亞洲金融中心競爭的格局？新加坡在這場競爭中如何給自己定位？

孟文能：亞洲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可以讓我們施展能力。競爭本身也是我們兩個金融中心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歐洲，有倫敦、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等多個金融中心。新加坡、中國香港之外，上海將會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新加坡的國內市場非常小，但我們在一些領域的業務已經擴展到了全球。今年，新加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外匯交易中心，同時，新加坡也是第三大石油煉化中心。

長期以來，新加坡在外匯交易領域，依賴的是優秀完備的交易和通信基礎設施、在時區上的地理優勢，還有非常雄厚的人才儲備。貨幣和大宗商品的衍生品交易這兩塊業務增長迅速，滿足了很多跨國公司的對沖和風險管理需求。所以，要看到，這些外匯交易在整個生態系統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新加坡是亞洲最大的一個資產管理中心之一，有大量的資產管理公司為遍布亞洲的客戶提供資管服務和產品。

一方面是亞洲國家的很多居民成為中產階級，他們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是巨大的商機。另一方面，還有國際投資者通過新加坡投資亞洲。可以說，新加坡通過資產管理業務將亞洲與世界連接起來。

財新《中國改革》：從新加坡觀察人民幣國際化的情況，你覺得取得了哪些進展，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孟文能：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量來說，新加坡緊隨香港之后，我們是兩大人民幣貿易結算的離岸中心。人民幣在貿易結算、貿易融資中的使用比例越來越高。這其實沒什么奇怪的，因為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量有1000億美元，東盟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量有4000億美元，其中大多數也是經由新加坡實現，另外，新加坡也是這些貿易融資的主要來源。

很多在新加坡的跨國公司也有使用人民幣的愿望。他們構成了人民幣使用需求的另外一部分。

此外，新加坡有很多資產管理的資金池，這些資金需要將配置多元化，需要人民幣的投資產品。這類人民幣產品不多，只是在緩慢地增長。

今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為在新加坡的人民幣清算行，這樣可以支持相當大量的人民幣流動性，提供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推動力，加強新加坡作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的競爭力。很多銀行發行了人民幣債，創造了一個可以投資的人民幣資產類別，我們希望更多機構來發行人民幣債。過去兩個月市場波動，可能影響了投資者的情緒，但我希望，在未來幾個月和明年，能有更多的人民幣債在海外發行。

我們目前正在跟中國的監管機構討論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安排的細節，可以想象，RQFII制度可以幫助新加坡沉淀下來的人民幣找到新的投資渠道。（編者按：10月22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布公告稱，已經就500億元人民幣的RQFII額度與中國監管者達成協議。）

我們還希望能夠建立更多的人民幣交易席位，吸引人才。很多國際銀行都開始考慮發展其在人民幣領域的專長，我們希望他們到新加坡來尋找這方面的人才。

改革心得

財新《中國改革》：你在新加坡金管局工作多年，在你的職業生涯中，哪個階段是最為困難、挑戰最大的？

孟文能：我想，在過去的15年中，新加坡金融有幾個很大的轉變。

最近的挑戰是2011年到2012年，當時，外部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內部則是新加坡經濟在金融危機反彈之后、增長速度再度放緩的壓力。

不過，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在1997年-2001年期間，我參與了新加坡的金融市場自由化改革，從政策、準入到監管層面，從銀行、保險、證券到資產管理，全都涉及了。

因為我們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頂點實施這次改革，當時房地產市場受到重創，整個亞洲的金融領域都受到沖擊，可以說，這次改革成為我職業生涯中一次非常集中、非常有趣、非常有挑戰性的階段。

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們不知道危機會如何演化，但我們知道改革開啟之后不能停止。我們非常小心地推進，不能太慢——不然會落后于世界，可也不能太快——不能讓改革措施所引發的變動大到我們無法控制的程度。

所以，在隨后的四五年間，我們推動了一系列改革，每一個單獨的改革都看似影響不大。但是，這些改革措施整合在一起，相當有威力。改革的成果，是一個更聰明的、而不是更松散的監管體系，更為審慎但同時也給機構更多的創新空間。

金融市場改革，永遠不會有一個最優的時間窗口，或者說這個時機是等不來的。世界變化非常快，今年改革起步的時候很好，第二年可能就在哪里遇到危機，市場、技術、客戶的需求都在快速地變化。如果不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你就要坐失發展機會。

中國也正在或即將經歷類似的改革階段，外部挑戰仍在，國內壓力也不小。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各種挑戰，采取漸進的改革措施。新加坡的經驗就是，改革一旦啟動就要推行下去，控制好節奏，但要有決心把改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