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學術”的學術乃有大格局 ——雜憶吳師熊和

業師吳熊和先生仙逝已一載，我懷想在心，感念良多，常有意撰文追憶先生，然而思及同門皆承繼先生學問門徑，各開風氣，光大詞學領域殊多，唯吾一人，雖有幸忝列門下，卻至今未能一窺詞學堂奧，未免汗顏，因而舉筆遲疑，恐有負于先生。今同門編輯先生之紀念文集，我雖為“教外別傳”，亦理當從旁作些回憶，以摹寫先生之側影。

吳熊和先生得詞學大師夏承燾先生真傳，實為一代詞學名家，而我所習重在先秦文學，稍涉漢魏六朝。能從先生求學，實屬天緣巧合。1989年，我曾參加東北師范大學楊公驥先生的先秦文學博士生招生考試，但在面試后不久，楊先生因心臟病突發，撒手人寰。因我祖籍浙江，楊先生在面試時曾對我說起與任教杭州大學的姜亮夫先生私交甚厚。故1994年2月5日，我從北方回家過春節，途經武林，意欲報考姜亮夫先生的先秦文獻學博士生，然而姜先生已是久病在床。因此，杭州大學研招辦便推薦我報考吳熊和先生的唐宋文學博士。我拿著先生家的門牌號，換了數路公共汽車，貿然前去叩門。幸蒙先生不嫌鄙陋，才得以隨從左右，親聆謦欬之音。

在唐宋文學研究方面，我僅輯校過南宋遺民方鳳的詩文，在詞學研究方面并無基礎，因而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最終定為《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在吳熊和先生的精心指導下，經過我的三年努力，終于完成了這個題目，并得到了評審專家的肯定。隨后，我赴北京大學中文系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了先秦文學研究上。在外人看來，像我這樣半路出家研治三年宋元文學，又不能稍窺先生詞學之門徑，未免留有遺憾。但我心內十分明白，吳先生的恩澤，并不止于指導我圓滿完成博士學位論文，而更在于對我學術眼界與長期規劃能力的惠益與提升。

自1994年9月入杭州大學求學后，我曾多次聽聞，“文革”期間，吳先生仍治學不輟，沒有荒費時間。我在中文系資料室所藏《四部叢刊初編》、《叢書集成初編》兩部叢書中，也每每親見先生的鋼筆眉批，甚能見出先生用力之勤，用心之專，見解之新，使我感觸甚深。同時，每當奉讀吳先生的著述，或當面請益時，更能直接感受到其學養之深。先生非凡的學術見識，常使我受益匪淺。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的過程中，我依照先生的點撥，閱讀了大量唐宋元明清時期的文獻資料，甚至連江南地區的大批方志、族譜也在我的搜討剔抉范圍之中。此一過程，為我大大開拓了學術眼界，也使我對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文獻資料有了整體的把握。日后，我之所以敢于著手《莊子學史》這樣的大選題，甚至更大的課題，也深深得益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學術眼界之拓展。

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做博士后期間，曾聽該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一位年輕教授說起，吳熊和先生的文獻功底之深、閱讀面之廣，在同輩學者中并不多見，尤其在詞學方面，哪里多了一條材料，哪里少了一條材料，他都了如指掌。此言不虛。記得我在完成《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前兩章后，將稿子送去請吳先生指教，先生即在上面增添了兩條材料，對于支持我的觀點甚有作用。而此前我雖經極力搜索，卻并不曾發現。于此，更使我增添了對先生的敬佩之心。事實上，吳先生的博覽并不限于專業書籍，而是延伸到了各個方面，他對于雜史乃至各類小說作品等，時有翻閱，得閑還與我們暢談心得。我到上海工作后，創辦了《諸子學刊》，每輯必及時寄奉先生，先生則對每輯都會通讀一遍，并提出一些寶貴意見。我將陸續出版的著作先后寄給先生，情況也大致如此。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2012年6月12日我把剛出版的《莊子纂要》寄給吳先生，先生14日下午就給我打來電話，除了表示高興外，還說擬在病中讀完此書（八冊精裝本），這真讓我驚訝不已，已在絕癥中掙扎的先生，竟然還有如此的熱情與毅力關注學問！

跟從吳熊和先生以來，我深深地感受到，學者需要有積厚之功，投機取巧是成不了大學問的。在當今社會的浮躁風氣中，吳先生確實堪稱厚積薄發的典范。他指導我們做學位論文，必須要有扎實的文獻功底作基礎，要求杜絕一切無根之談。他甚至主張，碩士生應集中精力讀書，可以不寫畢業論文，以盡可能彌補現有學制所造成的缺失。近十來年，吳先生在與我的通話中，屢次詢問我是否招到滿意的學生，尤其對于現在的學生（包括本科生）不怎么讀書感到十分擔憂。吳先生的這些治學特征和思想，對我的治學以及指導學生有著全面而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