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生態文明的科學內涵

環境問題背景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們反思日趨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而作出的自主的、合理的選擇。它汲取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總結了中外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經驗和教訓，著眼于人類未來的可持續福利，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加強生態建設，改善環境狀況，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涵；但是，生態文明并不只是生態建設。

第一，生態文明建設內在地包括生態建設與社會建設兩大方面，其實質是通過社會建設促進生態建設。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16 ］馬克思還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7 ］這里明確表明了兩層意思：一是必須透過社會關系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只有人類社會自身的改變才能緩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如果把生態文明建設只是理解為緩解環境危機、促進生態恢復，而不是對社會自身加以反思和變革，就是膚淺的、片面的理解，必然導致舍本逐末、急功近利的行為。生態文明涉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其實質就是要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18 ］這樣一種社會的建設包括價值、組織、制度和技術等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變革，是一項整體性的有規劃的社會重建過程。

第二，生態文明建設是對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雙重超越。生態中心主義過分關注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否認人類發展的合理性，強調人類必須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動，實行零增長。持極端觀點者甚至認為，應當在生物鏈中去掉人類，以維持生態自身的完整性。這樣一種觀點把人看成是邪惡的，忽視人的創造性，實際上也就否認了生態文明作為一種人類創造的文明形態的可能性。人類中心主義則過分關注人類自身的特殊性，關注人類自身需求滿足和發展的正當性，強調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持極端立場者甚至將自然看作是完全服務于人類的，并相信一切照舊的生活是可持續的，人類的特殊性使得人類終將化解生態危機。生態文明建設則是一方面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另一方面強調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合理性，在正確認識并利用人類社會自身和自然界運行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約束人類自身的行為和調整人類社會的社會關系，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共生，由此也就在觀念上實現了對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雙重超越。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體現了以人為本，實際上強調了發展的目的應當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是與以神為本、以物為本相對的。以神為本強調神性高于人性，神權高于人權，人對神的崇敬與服從。以物為本則是見物不見人，或者將人異化為物，以是否占有物質財富以及占有物質財富的多少來衡量人們成功與否和價值幾何。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來，在對宗教的批判和對科學的倡導中，人的價值得以發現，人性和人權受到重視與強調。但是，人的發現只是曇花一現，在接下來不斷強化的資本和不斷擴張的市場的作用下，“人”逃出了“神”的魔掌，又落入了“物”的陷阱。所謂發展，被簡單地等同于物質財富的增長，生產越多，消費越多，就被認為越是現代、越是進步；所謂成功，也被定義為對物質財富的占有，占有越多，消費越多，就被認為越是幸福。毫無疑問，由此必然導致人類對于自然的無限索取，必然導致生態危機，必然導致對于人之獨立、尊嚴和價值的漠視，最終必將毀滅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以及人類社會自身。生態文明建設則具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是在我國生產力獲得相當發展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明確發展的目的、緩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追求，是對人的再次發現和對人自身價值的再次強調。生態文明并不否定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人類社會合理的發展需求，但是它重申發展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內涵提升。生態文明在保障人類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人格的獨立、精神世界的豐富、合作共存的意識、對家人的熱愛、對社區的歸屬、對友誼的珍視和對自然的親和。

第四，生態文明建設應重視文明對話，并繼承和發揚此前各種文明的合理因素。簡單地將生態文明看作是對以前文明形態的否定和超越，是不對的。事實上，任何文明都有其自然基礎。每一種文明都包含著與自然界交往的價值取向、知識體系、制度安排和生產生活實踐。在每種文明發展的一定階段，都會遭遇一定形式的生態環境問題。比如，原始時代的采集漁獵文明，會碰到采集漁獵對象減少的問題；農業時代的農耕文明會碰到地力下降和耕地不足的問題；工業時代的制造文明會碰到資源不足和生態破壞問題。但是，由于人類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每一種文明實際上都發展出了一定程度的緩和其所遭遇的生態環境問題的知識、技術和制度安排，例如遷移、輪牧、休耕和清潔生產，等等。所以，建設生態文明并不是要制造文明對立，強調與此前的文明形態徹底決裂。它在充分、徹底地否定此前文明特別是工業文明之基本取向的同時，實際上還應繼承、發揚此前文明中所積累的有利于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各種要素，這些要素是生態文明建設中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基礎。事實上，即使是被批評較多的工業文明，它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基礎、促進人權保障、提供生態文明建設的物質基礎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價值。不僅如此，工業文明也有各種更加具體的形態，其中發達的工業文明已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生態化經驗，更是值得汲取。

第五，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不斷趨近的歷史過程。在一定意義上，生態文明建設有方向標，卻無時間表，是一個持續地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進程。首先，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沒有一勞永逸的和諧狀態。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著與自然不同類型的關系，而由于人類社會自身和自然界內部的運動變化，這種不同類型的關系有著從和諧到不和諧再到新的和諧的過程。即使是工業社會，它在開始乃至發展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也沒有被意識到與自然之間有著嚴重的、本體性的對立。在對工業社會揚棄基礎上建設新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所能達到的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只能是相對的。其次，人類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的認識是一個不斷遞進的過程。迄今為止，雖然我們對于自然與社會有了比以前時代多得多的認識，但是相對于未知世界而言，我們所取得的認識還是非常有限、非常膚淺的。再次，人類從認識到實踐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由于社會自身的復雜性，形成共識本身就相當艱難，而由共識轉化為一致性的持續行動，則更是難上加難，需要頑強的意志和持續的努力。回到當今世界現實，要建成持續性的生態文明，必須有世界各國的高度共識和有效合作。在全球自然和社會聯系達到前所未有之密切程度的當今世界，生態文明注定是一種全球性的文明形態。換句話說，僅靠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建成持續性的生態文明的，任何一個地區游離于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之外，都可能對生態文明構成巨大威脅。

第六，區域性率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可能的。由于生態文明建設前路漫漫、遙遙無期，人們可能滋生兩種心態：一是悲觀絕望，放棄努力；二是依然故我，坐等便車。這樣的心態對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非常不利。事實上，文明轉型在于行動，從局部開始的實踐創新，是示范引領生態文明建設進程所必需的，生態文明在局部地區的率先推動也確實是有可能的。首先，各國各地區的資源環境稟賦是有差異的，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不同。其次，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不同，對環境資源開發利用的程度不同，生態環境破壞程度也有差異。再次，各國各地區的社會發育程度不同，驅動社會變革的力量類型和水平也不同。最后，隨著全球社會分工的日益發展，各國各地區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位置也是不同的。以上這些差異為特定國家和地區率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機遇和回旋空間。一般而言，那些資源環境稟賦不好、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社會變革動力充足、并且還有可能實現產業轉移和再分工的國家和地區，應該是最有可能率先發起社會變革、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國目前似乎正是處于這樣一種復合情形的國家，中國政府在世界范圍內也率先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政策議程。當然，從長遠和本質來看，區域性的生態文明建設是難以長久的，只有全球各國各地區實現更加均衡的發展和更加有效的合作，才可能有生態文明的持續未來。

通過社會建設推進生態文明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虛實結合、內外兼修。一方面，要大力推進技術創新，加大環境治理投入，培育物質力，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狀況；另一方面，更要重視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優化社會結構，培育社會力，大力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是個社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導致的，反映了社會關系的失調，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更不是外在于社會的所謂客觀問題。通過社會建設推進生態文明，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一般規律，更是當下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特殊要求。

為此，一是需要審視和重建對自然價值的認識。當代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首先是由于人們對環境的認知和態度以及對進步與發展的認識出現偏差。人們借助于技術進步，把自然環境看成是可以予取予奪的對象，而不是人類自身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技術進步可以解決各種資源能源不足以及人類對環境的污染問題。正是這樣一種盲目的自信和自大，導致人類社會面對著日益增高的全面風險。因此，通過社會建設推進生態文明的首要之意是，重建當今時代的價值，重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進一步拷問進步和發展的真正內涵，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更加重視家庭、社區、親友、人與自然之間的密切互動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努力促進人自身的全面發展。

二是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當今世界的一個現實是發展成果的分配嚴重不均，太少的人占有太多的發展成果。快速發展與發展成果分配嚴重失衡的并存，只會扭曲發展的目的，制造進一步“發展”的強烈欲望和強大動力，特別是在占有越多的發展成果被認為是越有價值，以及越是占有發展成果者越是恃強凌弱的情況下。更重要的是，在社會成員難以共享發展成果的情況下，著眼于長期和整體利益的生態環境保護主張，很難形成整體的共識，甚至可能淪為占有發展成果者限制他人發展的一種工具，由此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不公、摩擦和沖突。因此，為了凝聚環境保護的共識，促進以人為本的發展，必須致力于調整發展成果的分配，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

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財政支持和企業繳費為主的、覆蓋全體居民的基礎社會福利制度，是促進發展成果共享的重要制度安排。這樣的制度安排著力于滿足居民生計、住房、就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構建有效的社會安全網，防止社會成員因為無力抗拒風險而陷入生存困境，并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生活質量和人力資本的提升。事實證明，西方國家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注重集體安全，逐步建立健全了現代社會福利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保護并促進了公民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公民價值觀從拜物主義極化狀態向多元價值的轉型，特別是催生了與生態環境保護相親和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環境保護運動在西方國家內部興起的重要基礎，而這些環境保護運動對于促進西方國家開展國內環境保護工作乃至在全球范圍內設置環境保護議程，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是促進社會力量的優化，重視組織化的、理性的公眾參與。在現代社會運行中，政府在動員組織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具有重要優勢，特別是在搜集信息、制定政策、籌集資源、執行政策等方面。但是政府往往也面臨目標沖突和效率低下等問題，甚至在權力過于集中時成為生態環境破壞的一個重要推手。而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方面具有優勢，市場機制也可以運用到環境保護中，但是人們更多看到的是市場對于提供環境質量這一公共物品的無力之處。在這兩種力量之外，組織化的、理性的公眾參與是推動環境保護的重要力量。它不僅可以監督、督促政府和市場關注環境保護，而且可以幫助政府把環境保護落到實處，減少政府的監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廣泛的公眾參與可以形成全社會自覺環保的氛圍，這對生態環境保護無疑是有利的。有鑒于中國發展現階段公眾參與嚴重不足，我們應該從切實保障公民環境權利、敦促公民履行環保責任兩個方面同時入手，通過更加有效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培育公眾參與這一重要民間力量，促進政府、市場和公眾力量的優勢互補、有效結合。

四是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之損益分配的公平性，強化社會建設的公平取向以深化社會團結。

首先，優美的環境有利于人的健康，也是人所共求，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似乎應該得到普遍的社會支持。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條件下，比如說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滿足、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仍然過于強調物質財富的重要性、市場規則過于泛濫等，一些人也許就不在意或者不能在意所謂的優美環境，而是傾向于采取短期行為以獲取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財富”。在此意義上，他們也許并不“贊成”所謂生態文明，甚至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阻力”。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在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一定要對相關人群的行為予以深入的分析，提出妥當的有助于改善其生計的產業和制度安排，而不能簡單地給其貼上破壞環境的標簽，禁止特定的生產生活行為，這樣做是不公平的。實際上，簡單禁止往往是失效的，甚至引發激烈的沖突和對立，反而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上妨礙生態文明的建設進程。

其次，應當看到社會成員對于當前生態環境破壞所負的責任實際上是差別化的。前文提到，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主要是發達國家在長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所排放的，他們實際上擠占了后來者的排放空間。因此，在當前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達國家應該主動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果要求世界各國擔負同等責任，也是不公平的。類似地，中國國內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有的集團從環境破壞中獲益較多，有的人群則是受損較大。所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分析不同社會群體的責任情況，本著誰破壞誰付費、誰受益誰付費、誰開發誰保護的基本原則，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之責任分擔的公平性。

再次，應當充分意識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然涉及到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的調整，特別是涉及到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抽象地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有利于所有社會成員的，至少長期來看是如此。但是從當前看，有些人可能付出的成本更多一些，有些人則受益更多一些。比如，一些城市以環境保護的名義建設了大片的廣場、公園，其中就涉及到不少原居民的搬遷；一些地區被劃為生態保護區，就可能限制原居民的發展機會和行為選擇。因此，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進程中，應當加強全方位的制度建設，特別是應當注意對建設項目和環境政策的社會影響進行科學評估，并設計合理的生態補償和利益共享機制，確保相關項目和政策執行的公平性。這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項目和政策真正、持續地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

最后，應當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賦權，切實避免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成本轉移到社會弱勢群體身上，使他們遭受社會與環境的雙重不公正待遇。發達國家在其改善自身環境狀況、邁向生態文明的道路上，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不少的污染產業，出口了不少的危險垃圾。與此同時，在其國內的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上，也將污染風險更多地轉嫁給了弱勢社區和居民。這種情況在美國尤其明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就爆發了“鄰避（NIMBY）”運動，并激起學術界和政府共同討論解決環境公正問題。中國建設生態文明是大勢所趨、人心所望。但是，中國國內發展非常不均衡，不同群體的生存需求和環境意識差別還很大，這就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成本在不同區域和人群之間轉移提供了機會。事實上，中國目前確實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污染下鄉、污染西進等現象。如果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公眾參與監督機制，弱勢人群由于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弱勢位置，拒絕環境污染、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較弱，容易成為強勢人群追求環境質量的犧牲品。而如果這種現象日趨嚴重，就一定會加劇社會不公正，破壞社會團結，最終將阻礙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進程。

注釋：

①“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是中國人民大學發起的一個連續調查項目，2010年數據尚未對外公布。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2（表12-39：環境污染治理投資）.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2][5]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201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 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0zkgb.

[3]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 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1zkgb.

[4]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表12-27：各地區二氧化硫排放量）.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6]黨的十七大報告解讀：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94156/105719/105720/6572141.html.

[7]中國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書.http://www.gov.cn/jrzg/2012-10/24/content_2250377.htm.

[8]淮河流域多發“癌癥村”，沈丘縣一年癌癥死亡兩千人. http://www.hb.xinhuanet.com/2013-06/28/c_116322641.htm.

[9]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

[10]述評：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但人均水平較低.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30/content_10281754.htm.

[11]張維迎.中國出口占GDP比重過高. 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09/11/2211346504605.shtml；中國對世界出口增長貢獻率達36%.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6916288.html.

[12]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可持續發展——改進制度、增長模式與生活質量.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2.

[13]世界財富分布極不均衡.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6-12/07/content_12101403.htm.

[14]李肇東.消除貧困，任重道遠.光明日報，2000.10.17.

[15]鄒驥、傅莎、王克.中國實現碳強度削減目標的成本.環境保護，2009（24）.

[16]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1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8-929.

[18]胡錦濤.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新華網，2007.12.17.

[作者簡介]洪大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社會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