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屆領導接班前后，國內和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國內政局繼續保持穩定，社會發展迅速，經濟增速降低，國內各種力量更加關心國家的外交走向。在國際上，中國在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機制改革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進一步提升，但在國際經貿體制和地區經濟、安全合作框架等面臨新的挑戰，在同個別周邊鄰國關系以及海洋權益方面的困難也明顯增加。

一、外交戰略新思維

（一）發展全面和長期的戰略觀。中國根據對內外形勢發展趨勢和全球戰略態勢的判斷，已經基本確立了未來10年中國外交的基本方向和任務。中國在繼續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將努力穩定和拓展周邊睦鄰友好關系，增進與有關國家的戰略互信，提升與周邊國家關系；大力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友好合作，傳承友誼、增進互信、推進合作、共謀發展；倡導人類命運共同思想，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人類發展和進步，并在解決全球性問題和挑戰等領域與相關國際組織深度合作。

(二)明確全球大國的戰略定位。成功的外交新開局既體現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也顯示出中國外交的自覺和自信。以往中國大國外交的重點是和各大國的雙邊、多邊關系，現在則是以全球大國的身邊和視野規劃外交。中國高舉國際和平與道義旗幟，倡導包容互鑒和合作共贏得時代精神，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努力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正能量。在具體外交實踐方面，中國顯出大國外交的氣度、章法和處置。

（三）進行綜合和平衡戰略布局。中國新領導在地域外交（即“國別和區域外交”）中更加突出營造周邊和平發展環境和突進與世界既成大國、傳統大國和地區大國（即“中等國家”）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與此同時，中國更加重視領域外交。當前，從氣候變化到能源安全、從防疫搞災到水資源等領域問題日益突出，但與之相匹配的國際機制建設卻嚴重滯后。為此，中國新領導更加重視國際領域治理，積極推動“二十國集團”在世界經濟領域的主平臺作用，重視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加強氣候變化的國際機制建設，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重視外空、網絡和極地等新公域秩序等。

（四）確定戰略優先排序。中國外交戰略任務眾多和復雜，新領導在統籌兼顧的原則下逐步確定了先后的秩序。在雙邊層面，中國重點加強同俄羅斯和美國等大國以及主要鄰國的關系。在地區層面，中國主要從加強合作框架與緩和權益沖突兩方面改善周邊環境。在全球層面，中國繼續推進國際體系改革，加強全球經濟治理，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

（五）強調戰略定力和底線思維。中國新領導就任以來，“戰略定力”和“底線思維”逐漸成為國內外觀察中國外交戰略的兩大看點。在2010年以來中國周邊挑戰增加的背景下，新領導強調外交“戰略定力”，即認準長期戰略目標，克服短期行為的誘惑和沖動，同時以相對超然的心態看待發展過程中的順利與挫折。“底線思維”的實質就是風險思維,即在任何時候都要把問題和困難設想的多一些，這也是中國外交在面對未來挑戰時的必要思想和物質準備。底線思維在中國外交上還有妥協底線和最后紅線的意思。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屆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定力和底線兩者的結合，既明確了中國既定的戰略目標，也清楚地勾勒出中國對外關系的上限與下限，體現了中國外交戰略的清晰度和透明度。

二、外交政策新調整

（一）外交政策調整的進取、務實和靈活特點。中國新領導在外交政策方面主要是繼承，如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但是，中國新領導根據形勢和任務的發展，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進行了較為重大的調整。首先，中國外交政策更具進取性。新領導在國家上升期履新，懷著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自然要在內政外交上“甩開膀子”大干一番事業。其次，中國外交政策的務實性也有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以及應對朝核危機和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等方面。最后，中國外交政策還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中國在對待“跨太平洋經濟伙伴”、中美商業投資協議談判、中歐經貿摩擦等方面既講原則性，也講靈活性，從而增加了中國外交的主動性。

（二）鄰國優先和首腦驅動的周邊外交。中國周邊的鄰國有二三十個，存在歷史遺留和現實增生兩大類問題。新領導提升了周邊在中國總體外交中的地位，并將其列為首腦外交的重點。從2013年3月起，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對外首訪都是從周邊開始，兩人還先后出席了上合組織峰會（9月）、APEC峰會（10月）和東亞峰會（11月）等重要地區合作機制。同時，周邊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對華訪問也是紛至沓來，絡繹不絕。中國通過首腦外交鞏固了與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韓國等鄰國的戰略伙伴關系，啟動了與文萊、烏茲別克斯坦等新建的戰略合作或伙伴關系，緩解了與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的海洋領土和權益的爭端，促進了經濟關系和安全關系兩者建設性的互動與轉化等。

（三）理念、重點和實例三舉并重的對美政策。大國是中國外交的“關鍵”，而中美關系又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國新領導已“新型大國關系”理念帶動兩國關系超越傳統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不搞對抗，爭取相互尊重，促進合作共贏。在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進程中，兩國在亞太地區、經濟互利、兩軍關系、網絡安全等方面加強了建設性互動。如果說兩軍交往在現階段還是象征意義居多，那么雙方以上海自貿實驗區為突破口、實質性推動了雙方的經貿關系。在當前國內外背景下，兩國領導層都以實實在在的利益爭取國內對發展中美關系的更多支持。

（四）以政經并舉與利義兼顧為特點的發展中國家外交。中國歷來自視為發展中國家，但在本身日趨強大的背景下，新領導加大了對于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投入，強調要樹立正確義利觀，政治上堅持正義、秉持公道、道義為先，經濟上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在具體外交政策上，中國加強了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協商和協調，爭取在政治共識基礎上建立更加緊密地經濟合作，加大在投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惠民工程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可以期待還將有更多更大的標志性合作項目問世。

（五）強調制度化和規范化的領域外交。領域外交近年來成為中國外交的新增長的亮點和難點。制度和規范建設是領域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中國更加強積極有效地參與。因此，中國新領導在全球和地區多邊外交中，提倡以同舟共濟、互重互鑒、合作共贏等新理念指導各國的行為規范，特別重視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審視現有制度和規范，分別采取發展（如安全領域的聯合國安理會）、維持（如國際法領域的國際法院制度）、改革（如金融領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和創新（如氣候變化領域的德班宣言）等政策，與此同時，中國通過地區或群體促全球的方式，如加強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區、提升清邁協定、發展上合組織等，彌補當前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滯后。

三、中國外交的未來挑戰

（一）中國外交要增強憂患意識。新領導在外交上的成功開局并不意味著未來5-10年中國外交就此一帆風順，雖然現在還難預言中國外交將會遇到什么樣的危機和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的出現是不以人們意志所轉移的。因此，未來的中國外交既要適應國內經濟社會劇變而帶來的挑戰，也要應對變幻莫測的國際形勢變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中國外交要盡可能地設想可能遇到的危機和困難，做好有效地預防和管理危機，并爭取內外輿論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支持。

（二）三大外交問題將會考驗中國外交的智慧和成熟。中國面臨領土領海爭端、涉華熱點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交織而成的安全問題，它們與中國的核心與重大利益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及有關國家的民族情緒和感情密切相關，稍有處理不當，很可能釀成政治風暴。中國外交需要不斷增加國內支持和國際理解，在逐步緩和矛盾中尋找最終的解決辦法。

（三）價值觀問題將會挑戰中國的全球大國外交。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成就增強了中國的道路、理論和制度自信，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大國要求與期待”也發生了變化，價值觀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因此，中國外交需要在價值觀方面加以總結，既要維護其獨特的話語體系，也要將其化為世界的通用語言，通過在思想文化和價值觀上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和互通，在中國外交中形成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相互支撐。

（四）中國外交的縱深發展要求更加體系化的建設。沒有理論支撐和指導的外交，至多是外交的技巧和藝術的展現。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需要建立和發展中國外交理論體系，總結出可以檢驗和復制的理念和戰略，并為國際社會所理解與接受，從而在深層次上增加中國外交的親和力與感召力。（本文為作者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上的演講稿）

（作者：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