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推動形成“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良好格局。農業現代化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動態過程。狹義來看，農業現代化以打造現代農業為目標，著力于構建“技術裝備先進、組織方式優化、產業體系完善、供給保障有力、綜合效益明顯”的農業發展格局。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應該跳出農業看農業，更加突出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全局影響，更加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發展，更加倡導科技驅動與產業融合，更加追求城鄉一體與區域協調，特別是把握好四個關系。

農業現代化與國家經濟社會安全的關系。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生產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這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保障。突破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生產經營成本上漲、青壯年勞動力緊缺、產業發展風險加大等瓶頸，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根本出路。目前，我國三大主糧自給率達到98.1%，糧食產量實現了9連增，這得益于農業以科技為支撐的“高產、穩產”戰略的實施。農業現代化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推動農業內部產業結構調整，以適應居民消費升級帶來的需求結構變動。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農業開始加速轉型。這不僅意味著農產品總量與結構平衡的動態調整，也意味著農業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經營模式的根本轉變，“高效、優質、生態、安全”將成為現代農業的基本特征。

農業現代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經濟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過程，即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進而向第三產業轉移。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的根源是產業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距，具體表現為產業間的平均收入差距。1978年至2012年間，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由28.2∶47.9∶23.9調整為10.1∶45.3∶44.6，就業結構由1978年的70.5∶17.3∶12.2調整為2011年的34.8∶29.5∶35.7。2012年中科院發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指出：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約為工業勞動生產率的1/10。農業與非農產業生產效率存在較大差距，說明促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仍然存在，但現實中卻表現為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加速農業富余勞動力流出，有助于解決勞動力流動滯緩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同時，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將促進務農人員收入水平提高，而農業與非農產業間收入差距縮小、產業間彼此爭奪勞動力將推動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逐步形成產業升級倒逼機制。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勞動力結構持續調整，為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三次產業比重持續變動，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最終將形成一體化勞動力市場，農業部門和非農產業部門邊際生產率相等，這意味著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的消解。

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經濟社會體制中最突出的問題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存在時空統一性。城鎮化表現為人口向城鎮集聚，以及與之同步的產業集聚和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現代化表現為富余勞動力轉移、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及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的出發點，都是在釋放投資需求與消費潛力，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持續改善居民生產生活條件。在加快推進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引導人口有序流動，有助于統籌城鄉建設，有助于科學布局城鄉產業，實現勞動力就近向非農產業轉移，促進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協調發展。實施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轉制度，明晰產權、規范確權，有利于加速土地流轉、調和城鄉用地矛盾、節約集約利用資源，也有利于農民共同分享城鎮化的紅利。

農業現代化與區域均衡發展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東中西部呈現梯度發展格局。有研究表明，農業發展格局也存在類似的“塊狀”不連續性。1980年至2008年間，我國農業現代化綜合平均指數由0.22提高至0.45，整體呈上升趨勢，但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北京、上海等地指數超過0.7，接近農業現代化成熟階段；東部達到0.58，已經進入農業現代化發展中期；中部為0.41，穩步進入農業現代化發展階段；西部為0.33，剛剛進入現代農業發展階段。不難看出，經濟越發達的區域農業現代化水平越高，循環累積效應也越強；經濟欠發達區域由于缺乏集聚力，不僅本地要素向外流出，外來投資在“回波效應”下也存在“出逃”跡象。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不僅有助于提升全國的現代化水平，更有助于中西部欠發達區域加快發展甚至跨越發展。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