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困境

勞動密集度高，難以承受外部的沖擊。目前，大多數中小企業都為生產低端產品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經濟效益不高等弊端較為明顯，使得中小企業的自生能力和抗風險能力較弱，難以應對較強的外部沖擊。2009年我國規模以上中小型工業企業43.1萬家，從事通用設備制造業等10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為26.4萬家，占全部中小型工業企業的61.4%，而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則較少受到外部沖擊。

經營成本不斷上升，利潤空間不斷縮小。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外購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量和價格不斷上升，使得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大幅度增加。面對不斷提高的最低工資水平和日益嚴重的用工荒現象，勞動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較高的經營成本已成為國內部分地區中小企業利潤的最大“殺手”，超過50%的中小企業均認為，原材料、員工薪金上漲對企業影響較大。

融資困難，資金不能滿足企業正常需求。由于中小企業的經營規模較小，自有資金不足，可抵押的財產有限，迫使大量中小企業轉向民間借貸，融資成本和風險大幅度上升。據統計，中小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的資金僅占其融資總額的15%～30%，70%以上的資金需求要依靠資金借貸利率較高的民間融資。②

稅收負擔較重，非稅收比例過高。當前中小企業承擔的稅費已占到實際經營成本的10%以上，有90%的中小企業存在逃稅現象。2012年我國GDP為519322億元，同比增長7.8%；稅收收入100600.88億元，同比增長12.1%，稅收彈性為1.5，稅收收入的較快增長促使宏觀稅收負擔率也接近20%。而且在全部稅收收入中流轉稅所占的比重為60%，所得稅所占的比重為25%，這種以商品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使稅收與企業的經營收入直接相關，企業無論是否獲利都要承擔。除了較重的稅收負擔外，中小企業也承擔著較多的非稅負擔。據初步統計，目前，向中小企業征收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部門有18個，按收費項目分有69個大類，子項目則有上千個。2008年按全口徑的財政收入計算，政府的非稅收入約占44%，比例之高世界罕見③。此外，由于稅制的復雜性和管理技術的滯后性，中小企業還承擔著較重的稅收遵從成本。在某種程度上“高稅負”已取代“融資難”成為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最大難題。

結構性減稅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效益分析

供給學派的“拉弗曲線”表明，高稅率并不意味著一定能獲得高稅收收入，反而會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抑制企業的投資和居民的消費，進而影響稅基的增加，導致稅收收入的下降；反之，減稅在短期內雖然會導致稅收的減少，但可激發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稅基，帶來長遠的稅收增長。因此，在結構性減稅中，要特別傾向于中小企業，通過減稅來增加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增強其自身發展的能力，以促進經濟的復蘇。

在發揮減稅促進企業成長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經濟發展并不是所追求的全部，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應看到并存的大量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現象，因此，對于中小企業的扶持也應該有所取舍。對于能夠促進技術進步、有利于就業和環境的中小企業應給予保護；對于耗能較高、產生較大污染的中小企業應通過稅收的調節作用，增加其承擔的成本，使其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和諧共存。

結構性減稅并不能解決中小企業目前面臨的全部問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就目前來看，這種增加的利潤空間相對較小，對中小企業的發展不能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因此，應不斷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減稅力度，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完善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結構性減稅政策

減輕中小企業所承擔的流轉稅負擔。近年來，上海率先實施增值稅擴圍改革。2012年上半年，上海試點企業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整體減輕稅收負擔約44.5億元，其中，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下降最為明顯，降幅約為40%，成為最大受益者。因此，從全國范圍來說，應穩步推進“營改增”的試點范圍，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受益。同時適時優化現行增值稅的政策，增強對小規模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逐步將起征點的規定改為免征額，不斷提高免征的金額，并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由3%降至2%。

減輕中小企業所承擔的所得稅負擔。在企業所得稅法中，小型微利企業的認定標準過于苛刻，使其難以真正享受到稅收優惠的好處。具體的改進方法如下：第一，應將所得稅稅法適用的優惠標準與工信部等四部位聯合發布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中對小微企業的劃分規定相統一；第二，對于國家鼓勵的新設立的中小企業給予一定的所得稅免稅優惠期；第三，針對中小企業經營周期的波動性較大的特點，應允許中小企業用以前年度的所得彌補虧損，實施“放水養魚”措施；第四，為搞活中小型企業，擴大經營規模，應實行再投資退稅政策，如中小企業將利潤用于再投資的，可退還再投資部分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第五，對中小企業在融資中會承擔較高的利息費用，應進一步提高中小企業利息費用的稅前扣除標準。

在減稅的同時也應注意減少企業承擔的非稅負擔。結構性減稅在一定時期內、在某種程度上會減少政府的稅收收入，而政府的支出剛性又難以減少，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政府投資干預經濟的沖動很大。資金的缺乏往往促使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手段以及收取費用的方式增加非稅收入，這需要嚴格規范各地方政府收費的行政審批制度。

適時推行環境保護稅。我國在各單行稅法中不斷增加促進環境保護的稅收政策，但是調節力度有限，這與破壞環境所承擔的成本較輕密切相關。因此，政府應將收取的排污費逐步改征為環境保護稅，適時開征環境保護稅，并將排污企業和個人作為納稅人，廢氣、廢水和固體廢棄物等污染物作為征稅對象。為了追逐效率，可以使用比例稅率，待條件和時機成熟時，逐步擴大征稅范圍。

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目前中小企業參加社會保險的比率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對企業員工的保護。因此，應適時地將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為社會保障提供穩定、安全的資金保障，建立保持社會穩定的安全閥，消除人們消費的后顧之憂，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但在征收社會保障稅時，針對中小企業需要因地制宜，確定較低的稅率。

（作者分別為西安航空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西安財經學院經濟學院教授）

【注釋】

①吳明華：“財政壓力下結構性減稅如何減”，《決策》，2012年第5期，第39～41頁。

②李海蓮：“促進我國出口型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與制度”，《稅務研究》，2012年第3期，第35～39頁。

③斯通：“解析中小企業‘稅負之痛’—雜費之重”，《西部大開發》，2011年第1期，第45～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