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形勢是穩中有升，穩中向好

今年上半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但是到第三季度又長了起來，到了 7.7%。7%~8%的增長率也是高速增長率。增長過快，資源和環境都難承受。就像騎自行車一樣，自行車騎得快就穩，騎得慢就晃，還容易倒，太快，卻容易翻車，何況在中國的目前條件下路況還不太好。所以我們保持7%~8%的增長率是符合實際的。

為什么當前應把結構調整放在首要位置

經濟總量是重要的，但經濟結構更重要。舉一個例子，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比英國大多了，但是GDP結構不一樣，因為英國從1770年工業革命到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其工業革命已經進行了70年。英國的工業產品中，鋼鐵產量增長很快，生產不少的機器設備、蒸汽機，英國的棉布是機器紡織的棉布，英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是火車和輪船了，而中國，盡管GDP總量大，但主要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中國出口的是手工紡織的棉布和瓷器、絲綢、茶葉、桐油、豬鬃等。而且中國當時在工業方面仍然停留在簡陋的手工制造層面，有的產品手工很精致，但是技術水平無論從個人來看和整體來看都不行。還有一個重要資源是人力資源。中國人力資源總量比英國大多了，但是當時在英國，小學已普及了，中學大量建立，又新辦了許多大學，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研究人員、經濟金融專業人員畢業參加工作。中國人口雖多，但絕大多數農民、婦女是文盲。雖有少數讀書人，但讀的是四書五經，準備考科舉，中國有幾個人懂得近代科學技術？懂得經濟管理和金融業務？所以，無論從GDP結構上看，還是從人力資源結構上看，都比英國差遠了。由此可以看出：總量固然重要，結構更重要。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調整結構，有些人說，為什么現在不來一個大規模的投資呢？通過投資把經濟再拉上去。我想，首先，如果結構不改變，仍有可能出現嚴重產能過剩，甚至比這更嚴重的后果。其次，目前我國的內需仍然主要靠投資需求，而不是靠消費需求，因為在消費需求方面，目前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比如老百姓有后顧之憂，不敢消費，等等。但是有一條是重要的，我們要加大三個方面的投資：一是與技術創新有關的投資。二是要引入民營資本，要把準入門檻降低，讓民間資本進來，并且做到公平競爭。三是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因為基礎設施投資是為長遠的發展作準備。等到投資跟消費共同拉動一段時間以后，我們才有可能轉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

技術創新是提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基本途徑

當前西方國家技術創新集中體現在兩個重要領域：一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這樣技術就突破了。二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特別是同現代服務業的融合。這是新的變化，我們一定要跟上這個步伐，如果我們跟不上這個步伐，我們在國際競爭中遲早會落到后面去。制造業始終是重要的，現在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上沒有響亮的品牌可以打出去。所以我們的制造業要加大力度發展，如果制造業不振興，作為工業強國是沒有希望的。在這里我們特別要強調民營企業在振興制造業過程中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的。

國企改革和民企轉型的結果將是雙贏、共贏

國有資本體制和國有企業體制都要改革。重點是：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要成為市場主體。它分兩個層次：高層次是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低層次是國有企業體制改革。

先談高層次的國有資本改革。國資委不用直接管理具體的一個個企業，應該做好國有資本的優化配置，因為這是最重要的。20世紀30年代以前，人們談效率主要談的是生產效率，也就是投入產出的關系。有多少投入，就會有多少產出。同等投入條件下產出增多了，或者，同等產出條件下投入減少了，都是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出現了第二種效率概念：資本配置效率。這是指：同等投入條件下，以A方式配置資源，有N產出，而以B方式配置資源，則有N+1產出，這就是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個概念出來以后引起了經濟學界的關注。從經濟生活來看，至少可以見到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一定要重視資產的重組兼并，因為這是提高配置資源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說要促進資本市場發展，它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最好的場所。二是過去經常把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人事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籌資融資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產人員，理由是他們不在生產第一線，與生產效率變化沒有直接的關系。自從資源配置效率概念出來之后，情況就改變了。這是因為，從事人事組織工作的人，致力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人力資源優化配置以后效率就提高了。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在從事調動每一個投入者的積極性的工作，人的積極性發揮了，效率也就上去了。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好地組合在一起。從事籌資融資工作的人，讓資源得到重新配置，也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所以如果以后誰再認為他們是非生產人員，這就是停留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舊觀點上，因為他們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配置資源。所以，今后國資委之下應該成立綜合性的或者行業性的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公司，它管資本的投入：哪一個部門短缺，就加大投資。哪一個部門產能過剩了，就撤出投資。總之，要把國有資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這就是高層次的資本配置體制改革。

再談低層次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現在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還是上市公司，有法人治理結構。一定要名副其實，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經營主體，以法人治理結構和股東大會對其進行制約。只有這樣，國企、民企才能談到公平競爭和互助合作。

對民營企業來說，目前重在轉型，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發展方式的轉型，既要著重效率和產品質量，也要重視產量，要有品牌意識。二是營銷方式的轉型，即不僅重生產，而且重產前產后服務，這樣，效率就上去了。三是管理體制的轉型，家長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企業規模的擴大，要把家族成員持有的股權和企業經營權分開。用人時，應當擇優而不是擇親。只要能把企業帶好，可以外聘經理人，也可以從內部培養、選拔出來，這就是現代企業管理體制。四是管理觀念的轉型，這也是很重要的。小業主思想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是，肥水就要落入外人田，因為只有企業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發展。假如一個企業是某個家族辛辛苦苦發展起來的，不愿意改股份制，這就很難進一步發展了。要看得更遠，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得到的才更多。總之，民企在很多方面需要轉型。所以說：小富靠勤奮，中富靠機遇，大富靠智慧，企業家應該有大智慧。

社會和諧紅利是最大的制度紅利、最大的改革紅利

社會和諧紅利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改革的深入而逐漸涌現出來的，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還需要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會和諧紅利是我們體制優越性的表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由此帶來的紅利，其他國家一樣可以有。社會和諧的紅利才顯示我們制度的優越。圍繞這一點我們要掃清改革路上的障礙，首先要掃清阻礙社會和諧的障礙，通過深入調研，知道社會和諧的障礙在什么地方。

社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是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沒有改革，二次分配再好也沒有用。初次分配改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給農民以產權。農民有了財產，才有財產性收入。黨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11月，筆者帶領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在浙江考察，當地土地確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嘉興農村，看到地上全是放過鞭炮之后的紙屑，農民情緒很高漲。老人告訴我們，簡直和當年土改一樣。土地確權了，農民承包地的經營權，宅基地上的使用權，宅基地房子的房產權，三權三證。有了這些之后，農民心里踏實了，積極性增加了，養殖業發展了，種植業也發展起來了，農民外出打工之后土地流轉了，宅基地上的房子拆掉了重新蓋，有些人家蓋有四層樓高的房子。他們說，第一層出租給人家開商店，再出租第二層，剩下上面兩層自己就夠住了。城里上班族和大學畢業生都在這里租房子。嘉興市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以后是1.9∶1。變化這么大，是因為農民收入大幅提高了，他們有多種多樣的收入。

還有以前沒有想到的好處，耕地面積經過土地重新丈量和確權以后，增加了20%。耕地增加主要來自幾個方面：一是當初承包的時候土地有好有壞，壞地兩畝折為一畝，現在經過30年的承包以后土地質量都改進了，好壞地都差不多了，所以這次土地重新丈量確權是一畝算一畝。二是過去土地中有田埂，田埂不計入土地，田埂兩邊遮太陽的地方也不計入土地，現在不一樣了，用拖拉機了，不用牛了，田埂拆掉了，鏟平了，重新丈量之后，土地自然增加了，因為田埂都沒有了，田埂兩邊遮太陽的地方也沒有了。三是當初有農業稅，所以農民少報，一畝三分地就報一畝，家家如此，誰也不會按實報。現在，沒有農業稅了，誰少報，那才是傻瓜。家家都實報，因為少報后，你將來土地出租、土地入股都會少拿錢，當然要實報。所以丈量土地后，土地面積增加了。

勞動力市場中供求雙方力量對等化。目前在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雙方地位不均等。每個出來打工的人，無論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都是單個人，屬于弱勢；而雇主是大企業，是強勢一方。國外可以看到工會的作用很大，中國的工會作用也很大，但工會有時不管農民工，農民工沒入工會，因為他們不是市民。

農民專業合作社要走向聯社。在農產品供求方面，單個農戶作為供方，處于弱勢，而采購商是強勢。采購商的力量大，讓農民很無奈。在國外有農業合作社，還有聯社，聯社的勢力很大。筆者在丹麥和荷蘭考察的時候，看到聯社有自己的車隊、船隊、倉庫、冷藏庫和自己的碼頭。而我們現在農民專業合作社剛處在興起階段，規模比較小，以后要走向聯社，這樣，農產品銷售價格就有可能提高了。

教育制度要加快改革。現在，教育資源的配置是非均衡的。人均教育經費是城市多、農村少。農村的義務教育校舍差、設備差、師資差，學生的學習質量也差，讀高中的比例嚴重低于城市，讀大學的比例就更少了，所以呈現一種“職業世襲化”狀態，農民工的兒子還是農民工。所以在教育體制改革和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方面還要下功夫。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視。不過在中國現階段兩種戶籍并存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保障應該著重城鄉一體化。在西方國家有一句話：“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就是說，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進行彌補。而在中國不是這樣，一次分配有了差距，二次分配卻擴大了差距，因為城市職工有公費醫療，農民工連合作醫療都不一定能保障，等等。所以，城鄉社會保障要一體化。

至于其他的調整，筆者以為并不是那么急，比如遺產稅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個人財產登記制度都沒有搞好，憑什么收？否則，每一筆遺產征稅，都會糾纏不清，稅務部門有這么多人力嗎？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完善以后，稅率還要合理，門檻要適度。因為中國和外國不一樣，外國資本主義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國不同，老的沒有什么遺產，年輕一些的聽說要征收遺產稅，他們就會轉移掉，或者花掉了。所以，遺產稅率一定要適度。

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

中國不能走同西方城鎮化一模一樣的道路。因為西方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平行發展的，到后來漸漸出現了問題。而中國在加快工業化階段，農村一直比較落后。現在中國的城鎮人口跟農村人口之比，也就是城鎮化率，據說，已經達到50%以上了，但是很多人不信。因為這個統計數據把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農民工都算作城市人口。此外，有些農民工在城市住了二三十年還是農民身份。如果按城市戶口計算，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30%多。跟美國相比差得太遠了，西歐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也達到80%。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假定再過一二十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就需要12億人住在城鎮。現在6億多人口住在城市中，已經很擁擠了，如果再增加5億多人進城，城市建設怎么也跟不上，城市生活水平將大幅下降，誰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所以一定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應該是“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新社區是中國城鎮化的最大特色。現有的老城區要將工廠搬出去，要改造棚戶區，變成商業區、文化區和服務區以及適合人居住的居住區。新城區在城郊，或者是城鎮附近可以用來建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試驗區，還有物流園區的，但那里也要有商業，要有居民，而不能到了夜晚就成為空城。老城區和新城區一定要發展民營經濟，發展小微企業，發展個體工商戶，沒有這些，這個新城區就沒有人氣，到晚上漆黑一片。有了這些，城區就發展起來了。但是重點在新社區。新社區是中國城鎮化特創的，國外沒有。就是先建立新農村，在新農村的基礎上，要園林化，光有幾棟居民樓不行；要循環經濟化、走綠色經濟道路；還要有到位的公共服務和城鄉社會保障趨向一體化，同時還要將村的建制改為社區自治。農民會在這個過程中很快融入新社區。新社區下一步的發展，就是新的小城鎮。但是要注意一個問題，中國農民的市民化也就是戶口合二為一不是簡單的事情。要實行雙軌制：積分制和分區推進并存。大城市實行“積分制”。為什么要有積分制呢？比如在上海，工廠的熟練工人、班組長以上的骨干力量，包括車間主任，都是農民工，他們可能20年前就進了城，一直干到現在。但是他們的農民身份未變，他們的子女不能就近進入公立學校等問題，都使他們游離于城市之外。如果這些人走了，上海的制造業就成了空架子。如果把學歷、經歷、業績都計算為積分，積分夠了就可以解決戶口問題，這樣，這批人就穩住了。由新農村改成的新社區，包括部分新城區，可以在條件大體成熟時實行“分區推進”，即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解決戶口一元化問題。一定要雙管齊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城鄉戶籍一元化。當然，這件事要量力而行，是水到渠成的問題。

當前最重要的是掀起全民族的創業精神

美國《華盛頓郵報》2011年9月曾刊登了一個長篇通訊，它的標題是《美國究竟應該害怕中國什么？》不是中國經濟發展多快，也不是GDP和美國相差多大，最重要的問題在哪里呢？可以從中關村的咖啡店來看。在中關村有很多咖啡店，美國記者曾在其中一家咖啡店調查，發現幾乎每天都坐滿了人，都是名牌大學的博士生、博士后還有青年教師，中科院和其他研究機關的年輕研究人員，以及年輕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經常在那里談創意、創新、創業、專利權的轉讓和開發應用等問題。記者說，這就是美國應該擔心的問題。因為30年前，比爾 蓋茨和喬布斯都是美國大學城咖啡店的座上客。過二三十年，甚至過十幾年看，中國大量創新人才會從這批人里出來。

北京大學正準備建立與此類似的北京大學的咖啡店，這個消息大家可能覺得很振奮。因為中國的希望一是政策環境，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好的政策環境形成了。二是激勵制度，有了產權激勵制度才會有創新。這還告訴我們，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應該眼光看得更遠一點。我們應該看到，人不能變懶，人變懶了，我們就沒有希望了。要勤奮，要艱苦創業，這是很重要的。

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

西方福利國家出現的問題是“福利病”，福利是能增不能減的。歷史上很有名的一個事件是英國取消免費給中學生課間供牛奶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被封鎖，處于孤島狀態，食物供給有限，一律實行配給制度。二戰結束后，英國政府考慮到戰爭時期青年人營養不良，所以政府有一項福利措施，給中學生課間免費供應一杯牛奶，表明國家對青年身體的關懷，這是福利中很小的一項。而到了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2年后，英國家庭營養情況早就改觀了，食物很豐富了，所以政府取消了這一福利，結果導致游行示威、罷工，甚至迫使政府改組。今天，南歐一些國家也遇到了類似問題。所以中國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我們要繼續艱苦創業，努力實現我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