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

我們卻常常不知道他們了解我們什么，

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了解我們，

不知道他們會和誰共享他們所知曉的。

這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生活機會、人權和隱私有何影響？

對于政治權力、社會控制、自由與民主又有何意義？

二十多年前，監控研究專家、加拿大社會學者大衛·里昂（David Lyon）在其監控研究的開山之作《電子眼：監控型社會的崛起》中反復追問的上述問題，同樣值得我們深思。信息技術何以推動了監控型社會的崛起？四十多年前，管理控制論的開創者、英國學者安東尼·斯塔福德·比爾（Anthony Stafford Beer）形象地描繪了人的電子形象相對于人之本相的巨大優勢，點出了其中的原因所在："我在機器里的電子形象也許比我本人更真實。它是我的全景，很周全，在統計意義上可以追溯......所有細節清晰可見，全部歷史毫無遺漏，絕不模棱兩可。我是一團亂麻，我茫然無措。在統計意義上，機器比我了解的更多。因此，我的鏡像比我的實在更真實。這個事實讓我黯然神傷。"信息技術讓治理者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識別治理對象的能力，匿名不再可能，隱居不復存在，混沌得以厘清，"監控型社會"所需要的社會事實史無前例地可能得到全面到無以復加的收集。

一旦隱私卡被視為一種低成本的反恐戰略，就有了美國猶他州全球數據監控中心、斯諾登所揭露的棱鏡工程、上游工程以及更為野心勃勃的類似監控工程，這些內外監控的政府工程事無巨細地通過關鍵詞過濾技術識別、篩選、存儲、記錄人們的語言軌、行動軌，最終將"監控型社會"升級為"信息帝國"。

監控型社會的構想，發端于英國思想家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形象化為奧威爾《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集大成于?？碌?監控社會"之說。1785年至1834年，處于原始資本主義進程的英國，爆發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如何強制大量赤貧化窮人勞動而不至于導致勞動力的浪費，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這正是邊沁設計全景敞視監獄的初衷。這是自由主義與監控的第一次重要結合，邊沁兄弟沒有光說不練，他們后來成功地在英國建立并運營了多個全景敞視監獄式工廠。奧威爾在《一九八四》里讓主角溫斯頓的日常生活遭遇全天候監控，道出了信息技術密切注視人類生活的極致。福柯批判細致入微的權力技術的經典名著《紀律與懲罰》中的紀律，在法文里紀律一詞原本用的就是"監控"，一旦監控成為對微觀行為的一種紀律約束，紀律也就成為無所不在的監控。

二十多年來，正是秉持著對監控型社會的強烈反思，大衛·利昂孜孜不倦地寫了一本又一本書，2001年的《監控型社會：對日常生活的監視》（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堪稱《一九八四》的新世紀版，還有2003年的《作為社會分類的監控：隱私、風險與數字歧視》（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Routledge 2003）和《9·11后的監控》（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Polity 2003），以及2009年的《識別公民》（Identifying Citizens: ID Cards as Surveillance，Polity 2009）。這些書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現代國家治理越來越依賴基于個人資料的數據庫的后果是什么？不過，他多年研究得出的結論與吉登斯一樣，他們都認為監控能力及其擴張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是自由主義的一部分，絕非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

當然，本文的主旨并非控訴現代國家濫用監控權的"血淚史"。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事物也總是一體兩面的。如果監控是現代性的一部分，那么，它如何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里自我證明？它的正當性從何而來？

回答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福柯晚年法蘭西學院系列講演的核心。他用"治理"這一核心概念把監控與自由主義關聯起來，監控與人口、安全相關，共同指向現代國家的治理化，即為了解決大規模社會的生產、消費、安全等問題。在他看來，這就是整個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基石都是以此為基礎建構出來的，其中就包括對于人性的假設、對于自由市場的假設。因此，可以說，"晚年的福柯"對于"現代國家的治理化"的探討，是對"中青年的福柯"的一種補正，不再僅僅著眼于批判，而是力圖深挖自由主義的內在邏輯，這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最深刻的批判。但這種批判的好處在于，促使人們回歸問題本身，思考類似問題是否僅僅是自由主義世界的邏輯，如果不是，那它是不是一種普遍的治理邏輯？

英國社會學者邁克曼的《社會權力的來源》、王紹光和胡鞍鋼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都是這樣一種思路，即探尋現代國家治理所必需的基礎權力、基礎能力、基礎制度，拙著《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也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為了實現現代國家的治理化，需要在人、物與數據之間建立一一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可以具體化為某個數字、代碼、符號，這種規范化、標準化賦予人和物準確、唯一、整合的身份，可以大幅改進政治決策、國家立法和政策制定執行的回應性和均等化。在給這種對應關系做出政治學的學理化界定時，我的思路受到了法學的極大影響，我借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句法諺，把認證界定為："以全面的事實為基礎，建構統一的規范"。這種學術抽象是從區分認證與監控開始的，我把人和物與數據之間的對應關系也看成是一體兩面的，監控是負面，認證是正面。認證本身更是監控的前提，但并不能就此簡單化地把認證也打入冷宮，一票否決。

我曾經撰文論證"認證是權利的諸多成本之一"，與凱斯·桑斯坦和斯蒂芬·霍爾姆斯在《權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中所做的努力一樣，這種論證意在探尋必須正視和堅守的政治共識，這種共識在政治層面更多地指向"現代國家的治理化"。這是一種超越時間空間限制的、普遍的治理邏輯。所謂"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著力彰顯的正是"國家的治理化"或者"政治的治理化"。這當然不是在否認現代國家的治理化，相反，必須強調，在現代條件下，正是自由主義首先走到了這一步，并同時調整了自己的政治倫理和政治學，將其轉化為政治正當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