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面深化改革要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重要領域實現突破，這需要“頂層設計”的整體規劃，中國的改革開始由“摸著石頭過河”進入“頂層設計”階段，《決定》為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具體構想，為政治體制改革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在經濟領域，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需要重新劃分，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這是解決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同時，國內自貿區建設符合我國具有廣闊沿邊地區的實際，是推進體制改革尤其是對外開放改革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 頂層設計  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紅利  公平分配  自貿區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學術前沿：35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吹響了改革的號角。今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可以說是改革的又一次總部署、總動員。與35年前相比較，我黨所面臨的國內和國外的任務、形勢以及我黨自身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中汝：關于這個問題，我講四點。第一點，要充分地估計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的偉大歷史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曾多次強調，三中全會也指出，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是“新的歷史覺醒”，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絕不是泛泛而談的政治語言，就我國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它具有深刻而豐富的歷史和現實內涵。　

第二點，我們要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歷史進程。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三個“破”：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教條，破除“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做法，破除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束縛。其次是“立”。“立”什么呢？就是把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啟動的改革開放進程，35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是空前的、罕見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面臨很多問題。具體而言，在經濟領域，過去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以消耗資源、環境污染等為代價，現在走不下去了，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其他方面，如我國的發展是不平衡、不全面的，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解決得還不夠好。 

第三點，改革開放35年來，縱向而言，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改善程度不一樣；人們享受到了新增加的利益，但每個人、每個群體得到的利益不一樣。發展到現在，就成為一種趨勢、一種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利益固化的藩籬”，即利益固化的現象。這個現象得到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向前走。

第四點，我們現階段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因為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全面的任務，面臨的問題也是全面的問題。需要強調兩點：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沒有重點，其重點就是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就此方面而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實際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來帶動其他方面的改革，從而形成各個領域改革的良性互動，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前發展。

學術前沿：您提到當前階段的全面改革，具體而言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哪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突破？

王中汝：全面深化改革不止是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的改革，至少是六位一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這六個領域都要講。這六個領域里最重要的，首先是經濟領域，其次是政治領域，再次是社會領域。

經濟改革有三點需要注意。在講之前，需要澄清一種觀念。它認為既然社會問題這么多，以后就別再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要以別的為中心。三中全會公報出來后，就認為要把重點放在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上，不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這個觀念是不對的，因為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同時，現在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過去不一樣。過去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現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落實到以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與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過的。具體到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希望三個領域有所突破。

第一個有所突破的領域是市場體系的建設。關于市場體系的建設，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反壟斷；另一個是反地方保護。三中全會沒有使用這些概念，但是里面的含義很清楚。例如：公報提出公平競爭，有壟斷存在是無法進行公平競爭的；提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生產要素就無法流動；提出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若市場里就三家企業，怎么自由選擇、自由消費呢，這里就涉及市場體系的問題。不管是反壟斷，還是反地方保護主義，最終要落到一點，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前講“基礎性作用”，現在三中全會公報把它改為“決定性作用”。即在資源配置里沒有別的比市場的作用更大，這是革命性的突破。

第二個有所突破是市場主體的建設，或者說是所有制經濟結構的改革。關于所有制結構的改革，三中全會公報在強調國有制經濟發展與活力的同時，強調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問題，把非公有制經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一起，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部分。這是過去沒有講過的，公有和非公有經濟達到一種平等的地位，十八大報告里提到“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強調了這一點。以后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可以在同一個層面、同一個基礎上競爭，充分發揮兩種經濟的活力。以后沒有壟斷保護，沒有政府補貼，這既給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也考驗著公有制經濟的掌舵人的智慧。

第三個有所突破是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關于這個問題，去年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如何處理好？十八大的提法是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怎樣更加尊重市場規律？三中全會公報提出把市場放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角色上。怎么樣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呢？三中全會公報指出進行科學地宏觀調控，把政府的角色轉移到社會治理方面。這里面牽涉很多問題，一是政府職能問題。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這個界限必須清楚，也就是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權力邊界必須厘清。政府不能做、做不了的事情，要退出。二是政府的宏觀調控，起到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而不是替代甚至取消市場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為了有助于市場機制的良好運轉。

學術前沿：為實現三中全會提出的戰略目標，需要進行怎樣的頂層設計？

王中汝：“頂層設計”是一個整體規劃的問題。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錯綜復雜，各個領域都有，而且很多問題不單涉及一個領域，比如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只涉及經濟領域壟斷型國企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領域里公務員制度的改革、反腐倡廉，社會領域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民生建設等。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相互關聯，“單兵突進”式的改革已經無法解決，這就涉及到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關系，需要整體的規劃，這就是所謂的“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要抓住牛鼻子，解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什么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可能還是一個利益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深化改革遇到的三個障礙：“思想觀點的障礙”、“利益固化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頑瘴痼疾”。這三個障礙相互關聯，其中的核心是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個若打破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無法繼續向前走。所以，頂層設計就得抓利益問題的解決，這是第一點。第二，這三個問題體現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社會領域等各個方面。第三，頂層設計要能夠超越部門的利益。為突破行業利益、部門利益，三中全會公報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調查研究人民的首創。關于這個規律，鄧小平當年倡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曾經講過。我們的頂層設計要立足于人民的精神創造，立足于地方的精神創造，充分發揮人民和地方的精神創造需要提供一個空間，這就涉及到政府的行政體制改革。政府要放權，讓老百姓和地方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讓他們積極地去創造，頂層設計只能建立在他們的創造基礎之上。否則，頂層設計是不可靠的。

《決定》為政治體制改革留出了足夠空間

學術前沿：人們對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充滿期待，外媒在三中全會公報發布后也作出迅速反應，認為《決定》沒有突出政治體制改革，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公方彬：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其召開前就倍受關注，因為普遍認為改革的重心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又由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處于進行時，且長達35年，所以習以為常，而政治體制改革不同，這是一個敏感而重大的改革領域，聚焦著“左”右之爭，承載著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甚至表明著意識形態的走向。但公報披露后我們發現，政治體制改革在字面上的沖擊力并未產生，以致于外媒也對此作出敏感反應。德國之聲以“說好的改革呢？”為標題予以報道，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表達更直接：“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報中對政治改革只是一筆帶過。”有的媒體甚至以“小修小補的改革”為題予以報道。我們該怎么看且如何理解《決定》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表述？這是學習理解《決定》的一個重點。

未突出表述并不意味著放棄政治體制改革。今天的政治體制改革因兩種內在動力而來：首先，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了很遠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否則必然會抑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其次，黨的先進性需要推進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來支撐，既然認定我們是最先進的政黨，那么就必須創造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以此贏得追隨者。后者清楚地反映在《決定》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兩大動力都非偶然的、暫時的、階段性的，而是歷史的必然。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已經確立更遠大的目標和更重大的歷史使命，也就是已經懷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目標越高，條件標準也就越高，我們需要更加科學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來支持。所以，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想不想的問題，也不以單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只能前進不能遲滯，更不能放棄。這早已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

盡管這樣，我們還是需要清楚一點，不管是中國的文化特征，還是現階段中國的社會心理，政治體制改革都更適合多做少說，適合小步快跑。歷史已經證明，一旦政治體制改革以波瀾壯闊的形式推進，結果必將帶來社會動蕩，甚至可能造成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摧毀。即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那是為實現中華民族躍升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學術前沿：如果是這樣，那您認為《決定》體現了黨和國家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怎樣的努力？

公方彬：綜合性改革與相關改革都在為政治體制改革作奠基。《決定》在涉及改革問題上有許多重要表述值得關注，比如，強調“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同時，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及其內容與要求。

實際上，我們在關注上述表述的同時，真正需要體悟的還是那些未直接表明、但肯定要觸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決定》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這就意味著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借鑒，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又內含著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的認定，二者結合就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點和走向；“明確事權”與“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包含著權力的分配和分割；“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本身就是政治體制制度設計的重點。再進一步認識，《決定》闡明的改革基本思路：“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在此基礎上形成“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其中包含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路徑，可謂回味綿長。

學術前沿：您認為《決定》這樣表述政治體制改革對中國改革和中國發展前景有怎樣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公方彬：關鍵是為政治體制改革留出了足夠空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政治權力運行方式的小修小補，而是全面建設一個沒有參照的、科學的政治制度模式，這個模式既不是舊有的政治體制，更不是西方的政治體制，而是集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基礎上的原創，至少是在總結自己經驗基礎上的大發展、大突破，否則也就不敢言中國能夠立身于人類文明制高點起引領作用。如此宏大的目標，實現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決定》表達了超常的決心和勇氣，“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改革開放35年來的各種改革，基本上集中于經濟和社會領域，這種改革可以自下而上，因為都具有相對獨立性，而政治體制改革更帶有根本性，只能自上而下，并且要有充分準備。從現實情況看，我們尚未完成必要準備，沒有充分準備的改革不應過早具體化，否則必定會走向初衷的反面。所謂準備不足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理論準備不足。“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與“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既說得清楚也好理解，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卻不是說說就能清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告訴了我們科學社會主義，并沒有告訴我們什么是“特色社會主義”，我們走這條道路實際上是摸了35年的石頭，“摸石頭”只是實踐積累不是理論完成，既然尚未完成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準備，政治體制改革也就缺少基礎。看一下西方的政治體制建構，實際上是由一些思想家提供了理論支撐，如：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盧梭的“契約”理論以及洛克的“三權分立”理論，等等。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尚缺少這樣的思想理論的支持。另一個是中央的權威的樹立尚需要時間。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維護中央的權威，這一點很重要。推動重大改革必涉及利益集團，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情況下若沒有中央和領袖的足夠的權威，很難把政治改革展開進而推行下去。人類歷史證明，重大改革都是英雄主導的結果，我們需要加強中央權威、領袖權威，保證在具有更為強大的駕馭能力后啃硬骨頭。

所以，政治體制改革與其關注《決定》說了什么，不如關注是否留下足夠空間。現在來看，空間已經留下，并且理性而又具有可行性。《決定》提出，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一節點的設定很值得關注，雖然我們習慣于整數表達，但更確切的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整體判斷與節奏步驟的把握。再者，明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始由摸石頭進入“頂層設計”階段，這恰是政治體制改革有異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大特點。

改革紅利必將有利于更加公平地分配

學術前沿：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哪些亮點？

蔡繼明：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大的亮點是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點。事實上，本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身就不同于以往歷屆三中全會的提法。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為核心，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由“基礎性作用”轉變為“決定性作用”，這對于理解市場來說無疑是一次飛躍。

學術前沿：本次全會《決定》首次明確提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外界普遍預測，市場化改革或將進一步深入。您怎么看？

蔡繼明：過去在講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市場和政府關系時，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還是管了一些不該管的事情，在一些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卻沒有完全發揮作用。本次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在市場體制改革中，想要完全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就要退出不應該參與的領域。政府的職責主要是維護市場秩序，為各市場行為主體、產權主體提供公平、平等的法治環境。與此同時，政府職能要由管理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更多的是提供公共服務。在這方面，市場體制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相輔相成的。

學術前沿：《決定》指出：“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當前，您認為該怎樣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蔡繼明：事實上，本次全會《決定》賦予了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更為公平、平等的地位。回顧過去，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只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補充；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一直延續到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了一些新的提法，雖然還是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并存，但是進一步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更為重要的是，首次提出了不僅保護公有制經濟財產權，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就賦予了各種所有制主體同等地利用國家資源的權利。而在發揮國有經濟的活力和控制力方面，也不再體現在數量上。實際上，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上已經不是主體地位，當我們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時，強調的是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集中體現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國有經濟要起到支配作用。本次三中全會特別強調國有企業本身也應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造。過去強調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督引導，同樣也適應于各種所有制經濟。這也為國有經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國有經濟應該朝著混合所有制方向發展，也就是打破國有資本獨家經營、一家獨大的局面，利用社會混合資本對公有企業進行改造。這就一方面照顧了社會各種所有制經濟，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國有經濟缺乏活力、缺乏競爭的狀況，把民間資本引入國有企業，有利于資源的優勢互補。

另一方面，本次三中全會也規定了國有企業上繳國家的利潤要大大提高，從現在的稅后10%提高到2020年的30%，這有利于把發展的成果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個人。事實上，相比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稅后利潤上繳50%以上，我們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學術前沿：有人說，本次全會的最大贏家是國企。您怎么看這一觀點？

蔡繼明：縱觀這次全會《決定》全篇，我們可以看出，國企并不是本次三中全會的最大受益者。《決定》賦予各種所有制主體公平平等利用國家資源的權利，國家給予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平等的法律保護。在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國有經濟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不能與民爭利，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與此同時，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不能變成“閑不住的手”，更不能變為“掠奪的手”。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也要重新劃分，改變以往政企不分、領導互換的局面，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利益集團的形成，才能避免對國企監管不力的狀況出現。

學術前沿：《決定》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那么，該怎樣破除這一障礙？

蔡繼明：城鄉二元結構包括多個方面，其中人們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戶籍制度。城市戶籍成為人們在實際收入和福利待遇上呈現極大差異的主要原因。戶籍差異所掩蓋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城鎮化的進程。根據2012年相關統計，中國的城鎮化率是52.6%，但是具有城市戶口的居民只占35%，剩下的17%是流動在城市之間的“農民工”，因而，中國真正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公布的城市化率。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三駕馬車”的發展，但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心肯定是擴大內需。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造成了農村人口和“農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改善，那么必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居民之間、城市內部有戶籍和沒有戶籍居民之間、正式工人和派遣工之間收入的差距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農民工的低成本化、城鎮化發展方式的低級運行已經不可持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這也是解決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

學術前沿：《決定》指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您認為未來會賦予農民哪些財產權利？

蔡繼明：農民的財產權利集中體現在土地上。土地是農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對于農民來說，其住房和宅基地是其自身的主要財富來源。在農村，大概有17萬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相當于國家建設用地總量的一半，然而由于對土地轉讓、流動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這些土地并不能為農民帶來財富，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還是勞動收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增加農民的收入，主要是指將土地作為資本、作為農民的財產來增加農民收入。現行的土地制度實際上對農村土地的產權、權能施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出租、承包、流轉、抵押、轉讓等。然而，我們都知道土地的商業價值遠大于農業價值，但是現在農村的農業用地想要轉變為商業用地只有一種途徑，就是將農業用地首先征收為國有土地，然后才能進入市場流轉，然而在征收過程中，給予農民的土地補償卻往往不足土地實際商業價值的1／10甚至1／100，這就剝奪了農民公平分享工業化、現代化成果的權利。因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一項重要的政策，即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從而讓農民平等地參與現代化進程，公平地分享現代化成果。只有將土地完整的產權還給農民，才能從根本上增加他們的財產收入。

對外開放是對內對外的雙重開放

學術前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許多國內改革的任務，與國內其他改革層面相比，您認為對外開放方面的改革體現了國家怎樣的改革方向？

盧進勇：對外開放的提出，體現了國家經濟改革非常重要的幾個方向。首先，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要相結合。過去我們強調對外的開放，現在開始關注對內的開放，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新提法。其次，下一輪的對外開放，是全面、全方位的開放。整個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層面，都要進一步地推進對外開放。第三，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對外開放已經走過了幾個階段，如1992年之前是一個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到2001年是一個階段，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是一個階段。在每個階段的摸索發展里都有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我們的國家在改革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仍有一些地方沒有顧及到，關于未來的改革，我們要進入一個更深、更高的階段，所謂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就是用全面深化改革來帶動發展。

學術前沿：三中全會提出：“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對此應如何理解？

盧進勇：我們國家在對外開放的初期主要是把國外的一些要素，包括資金、技術、人才等引進來。進入下一個階段以后，我們的經濟實力提高了，企業競爭力大幅度提升了，資金也逐漸充裕了，此時，不僅是要從國外引入各方面要素，還要向國外輸出我們富裕的要素。2012年，我們引進外資1200億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第二；對外投資的數量850億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第三。現在很多國家都把中國當成一個重要的投資來源國，歡迎我們去投資，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們現在強調，要素要有進有出，要雙向流動。只有流動起來，資源要素的價值才能得到最大體現，也只有通過流動交換，才能實現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是指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結合起來。我們要著眼于全球市場，國內市場是全球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的整個經濟發展不僅要依賴于我們自己的市場，還要依賴于國外的市場，加速經濟全球化，這是未來一二十年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發展戰略。

學術前沿：從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到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將對中國的對外開放產生怎樣的影響？

盧進勇：市場在這個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原來強調“基礎性”作用，現在強調“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是兩個字的改動，卻意義重大，這是對商品經濟、市場作用認識的一次革命性升華。改革開放30多年來，過去資源配置的任務主要依靠政府，從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把市場的作用擠壓甚至代替了。這一次改革的方向是把配置資源的權力主要讓位于市場，市場能解決的政府要盡量往后退；哪怕市場解決得稍微慢一點、甚至付出一定的代價，政府都要等一等，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起作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少出手，盡量給市場更多的時間，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這對我國未來設計經濟體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處理好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都將起到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思想指導作用。同時，對整個對外開放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強調市場的作用，也就是讓企業、個人發揮作用，把企業、個人甚至一些地方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對外開放的動力和源泉就會非常充足，保持強勁勢頭。

學術前沿：對于三中全會提出的“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自貿區建設在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合作競爭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哪些國際經驗可以借鑒？

盧進勇：“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是最近媒體界、理論界以及社會上關注度比較高的問題，對于改革開放來說，是下一步要如何具體操作、或者說具體解決什么任務的問題。　　

首先來說放寬外資準入的問題。我們國家的外資投入在世界上排第二、第三位，在發展中國家排第一位，這說明我們的市場一直是比較開放的，投資環境很好。但仍然有一些領域外資進入很有限，比如服務業，還是要進一步擴大開放。現在外資要求準入前公平待遇，過去我們是準入后公平待遇，現在外資要求，準入前、準入后待遇和內資企業的待遇要一樣，要平等。這就是需要改革和進一步的完善。

中國在上海設立了自貿區，過去大家理解的自貿區是在國與國之間搞合作。目前在國家內部進行自由貿易區試驗，有很多他國經驗可以借鑒，如新加坡、德國等。我們通過國內自貿區建設，推進體制改革，特別是推進對外開放方面的改革。自貿區試驗成熟了，就加以推廣；出問題了，就總結經驗，然后再推廣。所以，關注自貿區，更是關注下一輪對外開放將有哪些新舉措、新政策出臺。

我們國家沿邊地區比沿海地區要大，從地域上來講，我國東部是沿海，南部、北部、西部都是沿邊地區，涉及到的面積很大，多是少數民族地區或相對落后的地區，通過沿邊地區的開放，下一步要加快沿邊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發展，這就要求制定一些更加具體的舉措，如設立跨境經濟合作區、經濟特區、經濟走廊等來加速這些地區的發展。這些涉及我國很多人口的地區，如果經濟都發展起來了，那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到達一個新的高度。

學術前沿：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可能會面臨一些阻力，要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的相互促進，需從哪些方面努力，形成怎樣的合力？   

盧進勇：對外開放必然會遇到一定的阻力，不止是阻力，還有風險。阻力主要還是來自于國內，如人們的思想、企業發展困境、利益的調整，等等。但隨著開放的深入，隨著開放帶來的利益調整，阻力會慢慢減少。值得注意的是，對外開放后競爭和機遇增加了，同時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風險也就增加了，這就要求在新一輪開放的過程中，還要有增強防范的能力，將改革和開放相結合。現在有一種提法：要用開放倒逼改革。在開放過程中發現問題，倒逼改革。中國現在需要用開放的力量、改革的力量，還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力量組合起來，推動我們整個社會向前發展，躍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我們也將會迎來改革開放取得新成果的輝煌歷史時刻！

【作者簡介】

王中汝，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主要著作有《政治發展視野中的鄉鎮政權改革》、《經濟、社會與國家——歷史唯物主義視域內的社會變遷》等。

公方彬，國防大學政工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理論、軍隊政治建設。主要著作有《困惑與選擇》、《政治作戰初探》、《思想的原野》、《覺悟中國》等。

蔡繼明，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責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比較、價值和收入分配理論等。主要著作有《從狹義價值論到廣義價值論》、《從按勞分配到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壟斷足夠價格論》等。

盧進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博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研究方向為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區域與產業發展規劃、企業并購重組和企業競爭力理論。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合作》、《入世與中國利用外資和海外投資》、《知識產權與國際競爭：產業技術知識產權戰略》、《國際投資理論與政策》等。

On the Ke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Wang Zhongru  Gong Fangbin  Cai Jiming  Lu Jinyong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needs a breakthrough in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s well as other important areas. This requires overall planning on "top-level design", and then Chinese reform will shift away from the stage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toward the stage of "top-level design". The Decision puts forward specific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leaves enough room for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redefined and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needs to be eliminated, which is the main way of resolv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flicts. At the same time, domestic free trade zones conform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China that it has vast border areas and ar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especially reform of China's opening-up.

Keywords: top-level design,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reform dividend, fair allocation, free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