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新提法、新論斷，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為進一步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而提出的新指針，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基礎性作用提法的繼承和發展

21年前，1992年，黨的十四大第一次確定我國社會主義巿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明確巿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從那以后，中國的巿場化改革在經濟領域蓬勃開展，到上個世紀末中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巿場化改革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迅速起飛和快速發展，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應該看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加上改革歩伐在進入新世紀后有所放慢，因而存在不少體制性問題，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重點是完善社會主義巿場經濟體制。為此必須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決定》用巿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代替原來的基礎性作用，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巿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就提出了“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2年，黨的十六大進一歩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2012年黨的十八大更進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二十年來，對市場機制作用的認識是逐步往前走的。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資源的稀缺性要求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迄今為止的中外實踐表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為有效率的，巿場經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能夠更加確切和鮮明地反映巿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第二，這是經濟改革實踐發展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巿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在巿場化改革推動下，比較快地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還不完善，還存在不少體制性弊端，突出地表現在政府直接配置資源過多，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存在多種形式的行政壟斷，一些部門在非自然壟斷環節阻礙競爭;政府對市場和價格的不當干預妨礙全國統一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對非公有制經濟實施某種歧視性政策，也妨礙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形成和完善;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還不完善，對巿場的監管不到位，政府的公共服務、環境保護和社會管理也遠未到位等等。這說明，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方面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現象，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市場機制對于社會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

《決定》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凡是依靠巿場機制能夠帯來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會損害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都要交給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都不要干預。各個巿場主體在遵從市場規則范圍內，根據市場價格信號，通過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努力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降低成本，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優勝劣汰，從而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

第三，可以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不重視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明確政府職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定》明確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巿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具體來說包括：一是要搞好宏觀經濟調控，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防止大起大落，這是專屬中央政府的職能。二是要加強巿場監管，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政府主要是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即使對國有企業也要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三是要做好公共服務，這方面現在做得很不到位，需要加快補上去。四是完善社會治理，加強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和全面進步。五是保護環境和生態，這是針對進入新世紀后我國環境生態問題突出而對政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國五位一體建設對政府提出的新要求。

決定性作用的三個指向

第一，解決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問題。目前中國經濟體制存在的最突出問題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嚴重，追求本地區短期GDP增速最快化，為此不惜拼資源、拼環境，債臺高筑，對民生問題不夠重視。一些中央部門則熱衷于維持審批體制，追求部門利益，有些官員甚至搞權錢交易，違法謀取私利。與此同時，政府在向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監管食品藥品安全及環境污染等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次《決定》指出，“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從以上引述可以看出，政府改革、政府職能轉換是目前經濟改革的關鍵，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

第二，解決巿場體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問題。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有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和公平競爭的環境。目前我國的市場體系還不夠完善，主要表現在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市場化程度不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這同政府不當干預過多有關，也同市場發育不夠成熟有關。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政府搞市場封鎖，對外地產品和流向外地的原材料搞價格歧視;為鼓勵本地區高耗能產品生產的發展，不顧國家禁令實行優惠電價，以及違規實行低地價零地價放縱排污和稅收優惠等;假冒偽劣產品也時有出現，沖擊市場，坑害消費者。所以，我們必須加快建立現代巿場體系，政府要加強市場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各個市場競爭主體在公平的舞臺上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不斷提高效率。

第三，解決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一些歧視性規定，包括消除各種隱性壁壘設置等問題。首先是認識問題。一個時期以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經濟界，總有人對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計不足，不承認非公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一樣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決定》第一次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肯定的回答，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是《決定》的一個亮點。前一段時間，由于認識的不足，有的也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導致在政策和行動上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一些歧視性規定，在市場準入方面設置“玻璃門”、“彈簧門”等，限制競爭，在貸款方面的歧視致使許多民營企業融資成本很高。黨和政府一直釆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這次《決定》進一步明確指出，“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支撐增長、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改革開放特別是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在總的有利政策環境下，非公有制經濟獲得迅速發展。2012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達到61.3%。現在，非公有制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超過一半，提供的稅收占全國稅收的70%以上，占新增就業崗位的80%以上，且已成為技術創新的生力軍。在《決定》指引下，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將會有更好更快的發展。

圍繞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使巿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展開。

把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今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著力點。《決定》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特別重視，并作出重要新論斷：“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要求“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進一步指明了方向，為非公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改組、與其他資本平等競爭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是今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著力點。

從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實施允許國內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改組的政策，由于國有企業大量上市，大大促進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以銀行業來說，截至2012年底，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股本中民間資本占比達到45%，而城市商業銀行總股本中民間資本占比則超過半數，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股本中民間資本超過90%。到2012年，我國已有2494個境內上市公司，股票市值達23萬億元，占當年GDP的43%，中國上市公司相當大部分是由國有資本參股控股的，它們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根據歷年《中國稅務年鑒》材料，從1999年到2011年，混合所有制經濟對全國稅收的貢獻率是逐年提高的，1999年占11.68%，2005年占36.57%，2011年占48.52%。這充分反映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況。今后，要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新投資項目要鼓勵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與此同時，要繼續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國資監管機構從管企業向管資本為主轉變，優化資本配置，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占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繼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著力清除市場壁壘，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決定》第一次提出要探索在市場準入方面實行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寫道，“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針對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競相出臺優惠政策招商引資進行惡性競爭，造成產能嚴重過剩等問題。今后，要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與此同時，著力深化市場化價格改革，《決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同時明確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還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巿場。《決定》提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還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等等。

在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方面，《決定》明確提出，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完善人民幣匯率巿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巿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