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可將國內產能有序向境外轉移，這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指明了方向，即我國當今時代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僅要考慮到國內產業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更要考慮到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之間的聯系。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產能轉移形成了兩種理論和美國“優勢產業轉移”與日本“邊際產業轉移”兩種轉移模式。基于此，中國可通過“邊際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低端道路和“優勢產業”向歐美發達國家擴散的高端道路，實現過剩產能轉移和產業結構優化。
關鍵詞 產業結構 產能過剩 產能轉移 馬歇爾計劃
產業國際轉移的實質是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組合，通過產業國際轉移消化過剩產能，是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縱觀200多年的工業革命歷史，產業國際轉移是發達國家消化過剩產能的共性規律。通過產業轉移，輸出地和輸入地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就輸出地而言，產品向高級化和高附加價值化發展。發達國家將原主導產業向國外轉移，使國內生產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導產業，為產業結構順利調整創造條件；同時，將環境污染向外轉移，改變了本國的區域地理景觀。就輸入地而言，通過接受國際產業擴散，本國產業向高級化方向也邁進了一步。發展中國家通過接受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加快本國或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縮短產業升級時間，加快工業化進程，完成了原始積累，緩解了就業壓力。
兩種不同的產能國際轉移模式
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歷了多次產能轉移，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產業轉移模式，而這兩種模式是基于兩種不同理論形成的。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與美國“比較優勢”產業轉移模式。美國式對外產業轉移是基于雷蒙德·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指導。該理論認為先進國與后起國家之間技術差距以及各自不同的自然資源稟賦決定了國際貿易的發生。
該理論認為，一種產品與有生命的物體一樣具有誕生、發展、衰亡的生命周期。雷蒙德·弗農把產品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標準化產品階段。①還認為，一種新產品被引進時，通常需要高度熟練的勞動力來生產。隨著產品逐漸成熟并獲得廣泛認可，生產就變得標準化了，然后可以使用不熟練的勞動力和大規模生產技術來生產該產品，從而使得原先生產該產品的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比較優勢轉移到擁有相對廉價勞動力的不發達國家，這可能伴隨著發達國家向擁有廉價勞動力國家的直接投資。雷蒙德·弗農也指出，高收入和節約勞動力的新產品在富裕國家最先生產的可能性最大。
正是基于雷蒙德·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導，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產業轉移出現了“壟斷→仿制→競爭替代→進口”四個階段的演進。第一階段，新產品的出口壟斷時期。由于創新階段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與開發費用和技術力量，這只能由像美國這樣的資本充裕和科技力量雄厚的發達國家來進行。第二階段，仿制該種新產品時期。其他發達國家開始仿制該種新產品，由于仿制國不需要負擔新產品的研發費用，也不需要支付因出口而產生的國際間的運費和關稅，因此在勞動成本方面具有優勢，產品價格低于從美國進口產品的價格。其他國家的仿制使美國產品競爭力下降，出口也相應萎縮。第三階段，仿制國產品與原創新國產品競爭時期。其他國家生產仿制的新產品后，取得了規模經濟的效益，生產成本進一步下降，使其能在世界出口市場上與美國產品進行價格競爭，從而使得美國壟斷地位逐漸喪失，出口大幅度下降，最終美國產品在第三國市場上的地位被取代。第四階段，原創新國進口時期。隨著其他發達國家出口的擴大，新產品成本持續降低的數量超過向美國出口所需要的運費、關稅和保險費用，它們的產品終于進入美國市場，致使美國出口出現停滯狀態；外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美國進口該種“不再是創新”的產品，開始從凈出口國轉變為凈進口國，從而使得新產品周期在美國宣告結束。當這四個階段結束后，該產品的國際生產周期在仿制國依然繼續進行。
這種新產品的生產、出口通常遵循“美國→加拿大、西歐、日本→有一定工業基礎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順序。在這種模式下，世界被分為兩種類型的國家：一種是具有持續技術創新能力的發達國家，一種是沒有技術創新能力的發展中國家。每種產品在其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依次在這兩種類型的國家被生產并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
美國產能轉移目的：壟斷利潤導向和占領世界市場導向。一是追求壟斷利潤。利潤最大化是美國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目標和根本動力。戰后美國進行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有利可圖的場所以贏得豐厚的壟斷利潤。尤其是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利潤率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大高于對國內制造業的投資率。二是占領全球市場。美國跨國公司以直接投資為手段對全球市場的爭奪，不僅在現有容量最大的市場（如歐、美市場）上開展，而且也體現在對有潛力的未來市場的拓展上（如對中東石油輸出國、馬來西亞等亞洲一些國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控制）。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與日本“比較劣勢”產業轉移模式。日本產業國際轉移，走出了不同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日本式道路”。日本式對外產業轉移是基于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指導。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趨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又稱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邊際產業”所包括的范圍較廣。小島清認為，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日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了“邊際性產業”。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中，可能有一些大企業還保持著較強的比較優勢，而中小企業則處于比較劣勢，成為“邊際性企業”。在同一企業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部門保持較強的比較優勢，而另一些部門則處于比較劣勢，成為“邊際性部門”的情況。小島清將這些“邊際性產業”、“邊際性企業”、“邊際性部門”概括稱為“邊際產業”。
在區位選擇上，該理論主張：應選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更低階梯的國家或地區。該理論積極主張日本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并要隨比較成本的變化，從差距小、容易轉移的技術開始依次進行。小島清認為，日本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是不合理的，幾乎找不出理由來解釋日本要直接投資與美國相比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小汽車等產業的合理性；如果說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僅限于節省運費、關稅及貿易障礙性費用，以及其他交易費用等，那還不如由美國企業向日本的小型汽車生產進行投資，日本企業向美國的大型汽車生產進行投資，即實行所謂的“協議性的產業內部交互投資”。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上，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貨幣資本的流動，也是資本、技術、經營管理知識的綜合體由投資國的特定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向東道國的同一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子公司、合辦企業）的轉移，是投資國的先進生產函數向東道國的轉移和普及。
日本式產業轉移目的：自然資源導向和低成本導向。一是自然資源導向。日本在對外投資之初的目的在于開發海外資源，這與其本國資源貧乏相關聯。日本式產業轉移克服了“美國式”的開發海外資源方式的弊端，主張沒有必要取得上游企業（開發生產）的所有權（如采取產品分享方式或貸款買礦的“開發進口、長期合同方式”），而采用“非股權安排方式”即可。這也是在資源國家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容易被其接受的。20世紀80年代以前，日本對東亞地區（如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直接投資均屬于這種投資。二是尋求低成本勞動力。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內勞動力成本相對資本而言不斷提高；同時，隨著更多的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引入，傳統的勞動密集行業往往被轉移到低勞動成本的國家生產。與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相一致，這類對外投資可以促進國際分工的重新調整，以及勞動力缺乏與勞動力富余的國家之間的貿易的增長。這類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已標準化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將密集地使用廉價勞動力的產品從日本轉移到東盟四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中國等低工資國家生產。小島清認為，這種勞動力導向型投資的目的在于建立出口基地而不是實現進口替代。
日美產業國際轉移具有不同特點：第一，它們選擇的產業不同。“日本式”產業轉移是從本國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這些“邊際產業”雖然在本國內已經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但在東道國是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或領域。如日本恢復時期制造業對外投資以食品、纖維、木材、金屬等初級產品為主，高速增長時期以重化工業為主。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些傳統制造業對外投資利益已經不大，使得日本轉向精密機械和電氣機械等新興或高精尖工業領域。日本制造業海外投資的最大經驗是通過“邊際產業”海外轉移，實現了國內生產和海外生產的雙向拉動。這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了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和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
“美國式”產業轉移是從“比較優勢產業”（從汽車、電子計算機、化學產品、醫藥產品等壟斷性的新產品）開始的，這種對外直接投資是逆國際分工的，雖然充滿著機遇和風險，但卻使得本國保持持續技術創新能力。
第二，產業轉移主體不同。“日本式”產業轉移的主體主要是中小型企業。這是因為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型企業競爭力較弱，更容易成為“邊際產業”；為了生存，只能向海外進行投資以利用國外廉價資源來降低成本。中小企業雖然在國內處于比較劣勢，但相對于在國際分工中梯度低的東道國（比如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來說，具有資金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這也是日本在發展中國家有大量的零部件生產企業的原因所在。因為在同一企業中，裝配和生產某些零部件的勞動密集型部門率先變成“邊際性部門”。同時，這些企業擁有發展中國家易為接受的勞動密集型及標準化了的實用技術，符合當地生產要素結構和水平，容易受到東道國的歡迎。“美國式”產業轉移的主體一般是大型跨國公司，將先進的尖端增長性企業向海外輸出，是壟斷企業發揮各種技術、資金、規模等壟斷優勢而進行的對外擴張。這是因為，大型跨國公司規模大、實力強，擁有更多的壟斷資源，即所有權優勢；同時，大型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內部化的能力強，因此也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
第三，對貿易影響不同。“日本式”產業轉移是一種“順貿易傾向型”投資，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不是取代貿易替代關系，而是互補貿易、創造和擴大貿易。這與日本“貿易立國”的戰略是一致的。由于日本把自己具有比較劣勢（但在東道國是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轉移到東道國，因此能使東道國充分發揮其要素優勢，而日本也可以通過輸出劣勢產業來促進自己的產業結構升極，產生新的比較優勢。所以，國際直接投資可以使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產生比較優勢。隨著邊際產業部門的對外轉移，日本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同步增長，導致出口、貿易順差增加。這種轉移模式最終擴大了雙方的比較成本的差距，促進了雙方貿易及優勢產業的發展。“美國式”產業轉移是一種“逆貿易傾向型”投資，是貿易替代形式（即對外直接投資、國際貿易和許可證安排這三種相互替代的形式）。當企業只有所有權優勢時，會選擇許可證安排的經營方式；而如果企業能夠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即同時獲得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時，會在國內生產并通過國際貿易來獲利；只有當企業同時具備所有權、內部化和區位三種優勢時，企業才會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美國優勢產業部門對外投資的大量增加，導致出口減少，貿易逆差增加。
第四，經營方式不同。市場型投資分為兩類：一類是因東道國貿易壁壘和摩擦引致的對外直接投資，另一類是寡頭壟斷的對外直接投資。日本的直接投資屬于前一類投資，美國的直接投資則屬于后一類投資。日本產業轉移多采用合資的方式進行。而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為了維持壟斷優勢、防止泄密，往往采取獨資的方式。
“中國式”產業轉移區域選擇：低端和高端兩條道路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在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在傳統行業和一些新興行業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現象。國際上正常產能利用率的衡量標準是80%～85%。但目前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等行業產能利用率只有70%～75%，風電和風機產能利用率不到70%，光伏利用率不到60%。2013年10月15日，國務院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船舶制造等行業出臺了《化解產能過剩政策的指導意見》。現階段，中國要消化過剩產能的關鍵在于為現有龐大的生產能力找到與之相適應的需求，把相對過剩的產能引導到產業的有序升級和滿足新出現的需求上來。“走出去”是消化我國過剩產能的必然選擇，海外拓展既可走高端道路又可走低端道路。
低端道路：通過“邊際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獲得資源、避稅和過剩產能的消化。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和日本式產業國際轉移模式，對消化過剩產能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現階段，我們應該選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更低階梯的國家或地區，即把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邊際產業”轉移的重點區域。通過“邊際產業”向外轉移，達到三個目的：一是尋求資源合作；二是消化過剩產能；三是避開貿易壁壘。
“自然資源尋求型”區位選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戰略資源、能源的穩定供給帶，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寶貴的旅游資源，被稱為21世紀的戰略能源和資源基地。中國通過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合作，能夠構建外部戰略資源、能源的穩定供給體系。要把絲綢之路從線形的“商貿路”變成產業和人口集聚的“經濟帶”，必須要有現代交通和物流的基礎保障，才能吸引企業入駐，形成產業生態鏈。中國企業在中亞地區承攬了公路、電信、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隨著區域內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連接本地區的能源、交通、電信等網絡已初顯輪廓。
“勞動密集型產業”區位選擇——將“邊際產業”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南美、東歐。中國“邊際產業”主要涉及機電行業和輕工服裝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剩產能對我們是負擔，但對周邊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是財富。許多國家除了要我們擴大從他們國家進口外，普遍期望我們去投資興業。”②現階段，我們要以“邊際生產成本”為原則，轉移那些邊際生產成本呈現惡化狀態的加工貿易行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最佳區位選擇應該是在東南亞、非洲、南美、東歐等發展中國家。從距離上看，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比較接近，運輸成本較低。非洲、南美、東歐等部分國家和地區也面臨著發展經濟、資金短缺和解決國內就業的困難，而我國“邊際產業”相對起步較早、規模較大、技術較好、成本較低，選擇上述投資區位既有利于東道國問題的解決，加快其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升級；同時，也能實現我國產業的外部延伸，增強產業競爭優勢，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實現雙贏。
“避稅型”區位選擇——將出口依賴度較高的外貿產業向那些擁有出口免稅區的國家轉移。我國紡織、服裝鞋帽、通信設備、化學工業等產業，對出口的需求依賴度高。這些產品在國內生產，出口到國外，消耗的是國內資源，污染的是國內環境，因此從資源與環境壓力的角度考慮，應該將這類企業轉移出去。目前，洪都拉斯、摩洛哥、多哥、馬達加斯加等國家擁有出口免稅區，如果中國將外貿加工產業轉移到這些國家，可以實現“雙贏”：一方面，幫助這些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另一方面，中國可利用外部資源，“借雞生蛋”。
高端道路：通過“優勢產業”向歐美發達國家擴散，獲得技術、銷售網絡，并規避“雙反”。雷蒙德·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美國式產業國際轉移模式，對于中國“優勢產業”在發達國家的產業布局具有很強的比較和借鑒意義。在這里，“優勢產業”不僅是產業本身，還應該包括“優勢企業”。“優勢產業”更適合選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更高階梯的國家或地區。
中國企業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一種逆向投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遵循由從“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順序。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遵從這一順序，從一開始就零星地開展了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實力的增強，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不斷增加。這種發展中國家企業向發達國家進行的國際化戰略型投資和創業活動，被稱為充滿機遇和風險的另一條路線，但卻是中國實現開拓海外市場、規避歐美反傾銷訴訟、獲取先進技術以及與世界經濟接軌等目的的最佳途徑。
“技術尋求型”區域選擇——投資歐美國家的優質資產，以獲得國際知名品牌和技術。全球著名品牌主要云集在美國、日本、德國、意大利、芬蘭等國家，它們掌握著某些產業的核心技術，是行業主導者。如歐盟高技術發展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技術、能源與環境技術等領域，這些都是我國進行產業升級所急需的技術。近十年，歐美國家的優質資產成為中國企業的主要收購目標。據德勤最新報告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中國裝備制造企業海外并購交易的金額占中國制造業海外并購交易總額的45%。而美國和德國是中國海外并購的主要目標國。2001～2012上半年，我國在美國和德國分別發生了8起和19起并購交易。金融危機期間，更是中國兼并收購的極好機會，國內有些生產型企業通過對國際品牌進行投資可獲取一個較高的起點。例如，浙江諾亞紡織收購意大利愛慕帝威MDV，南山紡織服飾完成了對意大利服裝品牌DELLMA的收購，北京金亞科技收購了英國Harvard International plc的全部股份；TCL集團旗下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收購德國施耐德電子、吉利控股集團收購沃爾沃等；雅戈爾也利用品牌投資模式成功進入歐美市場，最終樹立自己的知名品牌，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市場網絡獲得型”區域選擇——中國“比較優勢產業”投資發達國家實業，以獲得全球銷售網絡。歐洲是世界工業革命的發祥地，美國高科技全球領先，赴歐美投資實業，將擴大中國企業的資產和海外實體，為企業國際化和技術升級積累要素。如果不在歐美擁有強大生產、銷售或其他經營實體，中國的品牌走向世界、成為世界知名品牌，就是一句空話。目前，我國大部分“比較優勢產業”在發達國家的布局，更多是以開拓銷售市場為目的。我國“比較優勢產業”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具有一些傳統優勢的產業，如中醫中藥、古典園林、傳統食品等領域，這些都是我國專有的，任何國家都無法仿制、仿造。從某種意義上說，專有技術是壟斷技術的一種，其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前景十分樂觀。二是已具有世界知名品牌的產業，如已入選世界品牌百強的23個品牌（CCTV、中國移動、工商銀行、國家電網、海爾、聯想、五糧液、中石化、鞍山鋼鐵等）。這些企業的經營業績優秀，資產總額、銷售收入、凈利潤中一項或幾項均保持較高的增長。這些產業能夠基于產品優勢在發達國家市場上競爭。從國際環境看，目前歐盟應該是中國“比較優勢產業”走出去的最佳選擇。與美國和澳大利亞相比，歐盟擁有先進技術、熟練勞動力、法律環境透明度較高的穩定投資環境（中國公司很少遇到審批的障礙）。
“規避雙反型”區位選擇——通過委外加工、國外辦廠的方式，應對來自貿易壁壘的挑戰。自2004年加拿大首次對我國燒烤架產品發起“雙反”調查以來，中國連續十幾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和連續7年成為全球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尤其是近兩年，中國的光伏產業接連遭遇美國、歐盟反傾銷和反補貼的“雙反”調查。據測算，如果“雙反”最終成行，國內光伏行業在一年內至少需關閉掉45%的產能。為了規避“雙反”，國內企業更是要向海外進行產業布局，通過委外加工、國外辦廠的方式，應對來自貿易壁壘的挑戰。如澳大利亞就是我國光伏過剩產能轉移出處。由于澳洲沒有光伏生產企業，中國企業不會面臨與澳本土企業的競爭，亦不會產生類似歐美“雙反”的貿易摩擦。
中國產能國際轉移方式選擇
實施“中國式馬歇爾計劃”，以商品輸出方式對外援助，以消化過剩產能。中國應該認真研究一下美國當年的“馬歇爾計劃”。1948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鎖定了歐洲的后續采購方向。馬歇爾計劃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美國的經驗值得借鑒。如果中國對外援助是信貸方式，應設立“定向采購”綁定方案，即規定信貸援助的60%用于制造業的投資，而這些商品來源必須向中國采購。這種項目的實施可以帶動勞動力及多種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的出口，解決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這種援助計劃是國家信用為主與市場機制協調的行為，需要動用國家的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諸方面資源投入來減少受援國不還債或無力還債的風險、獲取中國的國家利益。
通過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基礎設施援建”債券，將國內過剩產能轉化為國家債權。非洲擁有豐富資源，有望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但缺乏連接沿海及內陸地區的公路網等基礎設施，這成為吸引投資和經濟發展的障礙。2013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對非洲10國實施基礎設施援建計劃，肯尼亞和莫桑比克等國為設想中的開發對象國。中國也可以嘗試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工業振興”債券、“共享發展計劃”債券、“基礎設施援建”債券等，支持制造業企業在非洲、拉美或中東等地從事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對方可以以人民幣或者中國所需要的資源勘采權益等方式來償還。這不但會對中國制造業全球布局有所促進，也可以間接推動人民幣跨境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③
通過對外承包工程消化過剩產能。目前，發展中國家普遍希望發展基礎設施、農業和基礎制造業等對本國經濟發展具有“造血”功能的領域。對外承包工程可帶動國內相關企業境外設廠，既實現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紡織、建材等國內過剩產能轉移，又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產業升級提供了基礎。同時，通過對交通、電力等特定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強化自身在東道國的影響，可以形成與發展中國家在緊缺物資和戰略性資源開發方面的“一攬子”合作。據統計，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每增加1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可增加4.92美元。事實上，中國制造業通過對外承包工程，取得了明顯的產能輸出效果。根據美國《工程新聞紀錄》（ENR）2011年度國際承包商和全球承包商前225強排行榜，我國進入國際承包商225強的企業共51家。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額從1980年的1.85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37.9%。另據商務部統計，2013年1～8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為764.2億美元，同比增長11.6%；新簽合同額為1054億美元，同比增長25.7%。
以“債權變股權”方式走進發達國家實體經濟，實現主權財富保值增值。截至2013年3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44萬億美元，其中1.26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債。隨著美元不斷貶值，中國國家財富也在不斷縮水。我們有必要創新和調整中國對歐美投資債券的思路。近年來，各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都處在動態變化中，但其變化趨勢是逐步從傳統的政府債券投資到兼做股票投資。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從成立之初的3.54億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億新加坡元，公司凈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資產組合為金融類股權，成長為全球金融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管理風格日趨主動活躍，其資產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債券類工具，而是著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風險性資產在內的全球性多元化資產組合。我們可借鑒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的經驗，通過把債權轉換為股權，實現對歐美金融投資向對實體經濟投資的轉換，這既能解決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和保值增值問題，又能回避主權財富基金直接投資的敏感。目前，美國正致力于發展新能源、綠色環保、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為了實現“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美國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電網等基礎設施。中國可以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國國債和金融債作抵押，以抵押貸款參股等多種方式投資于美國的新興產業和高速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這種方式，還可以把中國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高速鐵路技術、裝備、勞務輸出到歐美發達國家。這樣，不僅可以實現資本輸出帶動和擴大國內各種設備、技術、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創造出口需求，緩解中國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產能過剩壓力，還可以藉此擴大勞務輸出，促進中國的國內就業。
注釋
Raymond Vem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66.
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關于化解產能過剩的講話”，2013年9月22日。
張茉楠：“實施‘中國式馬歇爾計劃’化解產能過剩”，《中國產經新聞報》，2009年7月20日。
Selecting the Path for China's Next Phas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Japanese and US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Production Capacity
Dong Xiaojun
Abstract: Transferring domestic production capacity overseas in an orderly manner through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points the way for China's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means that in order to carry out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nowadays,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general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world economic t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wo theories of transfer of global production capacity have been created: the American "advantageou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Japanese "marginal industry transfer". Based on them, China can transfer its low-end "marginal industry"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fer its high-e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to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o as to transfer th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excess capacity, production capacity transfer, the Marshall Plan
【作者簡介】
董小君，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國家金融戰略與國家金融安全、低碳經濟。主要著作：《財富的邏輯》、《金融的力量》、《中國潛在的金融風險研究》、《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研究》、《投資銀行與企業并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