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批復了“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的總體方案；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從國內外發展大勢出發，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具有重要意義”。自此，以上海自貿區為抓手的新一輪“以開放促改革”的序幕已經拉開。

此輪改革貫徹著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機理，既有著對中國未來發展各方面情勢和期待的認識，又有著以實踐為基點的考量，是自1979年后35年來再次釋放改革紅利的重大舉措。它不僅直接關系著上海的國際貨運物流業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步伐，也不僅直接關系著全國經濟和金融的未來發展態勢，而且關系著全球經濟的未來發展格局，至關重要。

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指出：“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要切實建設好、管理好，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如何鏈接上海自貿區在制度和體制機制方面由開放促改革所引致的各種效應，是一個剛剛破題、有待實踐探索且極為復雜的論題。

　上海自貿區體制機制改革的新定位

對中國來說，以開放促改革已有30多年歷史。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批準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經濟特區，就已邁開以開放促改革的步伐。在30多年間，全國各地先后設立了眾多享受某些優惠政策的各種各樣的試驗區，其中包括保稅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綜合改革試驗區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等。如果說，上海自貿區的改革開放依然重復這些試驗區走過的路徑，那么，它至多只是使中國在各種試驗區的基礎上又多增了一個試驗區，由此，設立與不設立這個自貿區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大致上可以說“無關大局”。要使得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和日后運作能夠成為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就必須在體制機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創新，由此，明確定位就成為萬事之先的論題。

“以開放促改革”的一個主要含義是，運用開放所帶來的國際要求推進國內的體制機制調整，使其更加適合市場經濟的規則。始于1978年末的中國體制機制改革，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與體制機制直接相關的制度改革。這一改革的直接表現方式是，一系列受到計劃經濟制約(或影響)的具體制度(包括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等)，按照市場規則的要求進行重新調整。這一調整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即凡是可由市場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政府部門的職能在于依法行政、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好市場失靈和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第二層面是與資源配置相關的改革。第三層面是與突破某個特定政策限制相關的改革。

與體制機制直接相關的制度創新(即前述第一層面)應是上海自貿區的基本定位。內在機理是，體制機制改革的過程就是解放生產力、重新進行資源配置的過程。改革紅利將在這個過程中釋放和創造。對建立上海自貿區而言，要發揮“推進改革和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試驗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發揮示范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促進各地區共同發展”的功能，也只能首選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建設的重心。毋庸贅述，對上海自貿區而言，首要問題不是爭取多少政策上的優惠，而應是全力展開制度創新。

由于上海自貿區以4個保稅區為基礎建立，保稅區制度屬于現存狀態，同時，上海自貿區不可能完全實行類似于中國香港、新加坡等的自由港制度，所以，從與體制機制直接相關的制度改革看，可選擇的范圍只能在以保稅區為下限、以自由港為上限的制度區間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