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型醫療保障體系由“需方”“供方”“保方”和“管方”四要素構成。醫療保障體系信任體現的是公眾對醫療保障體系中供方、保方和管方等三方的信任程度。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公眾對醫療保障體系總體信任水平中等偏高。其中，對供方信任水平最低，對管方信任水平中等偏高，對保方信任水平最高。調查還發現，公眾對非政府主導的醫保行為的信任水平偏低。醫療保障信任水平受到城鄉地域和工作類型的影響。供方市場化、管方間接化、保方多元化，厘清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盤活醫療資源、實現多層次的醫療保障覆蓋，是提高公眾醫療保障體系信任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醫療保障  信任  醫患關系 政府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識碼】A

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這里是最溫暖的地方，也是最冷漠的地方

這里是寄托希望的地方，也是陷入絕望的地方

這里充滿著慈愛、悲憫、敬畏，這里遍布著傲慢、冷漠、貪婪

這里是最光明的地方，也是最黑暗的地方

這里通往天堂，這里連接地獄

——［英］狄更斯《雙城記·題記》

生、老、病、死，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宿命。古人將人的一生用這四個字概括，其中任何一個階段都離不開的，就是醫院和醫生。然而當前，醫院已經成為醫患間誤會、摩擦與沖突的傷心之地。近年，我國由醫患糾紛引起的惡性傷醫事件呈頻發態勢，僅2013年10月就連續發生“溫嶺傷醫”事件等4起惡性傷醫事件。現階段，醫患關系惡化正是我國醫療保障體系問題的集中體現。

在醫療保障體系中，政府作為醫療保障法規的制定者，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對公民解決醫療費用問題予以幫助，從而使其享有基本醫療保障。任何一種醫療保障模式都是由“需方”“供方”“保方”和“管方”這四要素構成。①需方，即醫療服務的需求方；供方，即為需求方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既包括政府舉辦的公立醫療機構，也包括私人舉辦的私立醫療機構；保方，即醫療保障的社會保險體系，保方所需資金可以由政府通過稅費征收籌集或預算直接安排，也可以由承辦醫療保障的法定機構或商業保險機構籌集；管方，在社會型醫療保障體系中，政府作為管方，置于需、供、保三方之上，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等途徑，有效行使管理、調控需方、供方和保方三方的責任。

我們這次對中國公眾醫療保障體系信任進行調查并開展相關研究，是為了了解我國民眾是否相信醫療保障體系能夠保障其利益，能否積極地看待醫療保障中的不完善狀況，并為進一步的醫療改革提供建議和參考。調查問卷圍繞公眾對醫療保障體系中“供方”“保方”和“管方”三個方面的信任設計，調查時間為2013年10月28日～2013年11月8日，共收回有效調查問卷1407份。調查問卷包括醫療保障體系信任問卷和人口統計學變量兩個部分。

醫療保障信任問卷的編制

我們擬定了醫療保障體系信任問卷的初始題庫，用來測量中國公眾對于我國醫療保障的信任程度。選項為李克特5點量表，要求被試評價題目所描述的醫療保障信任的程度（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樣本被隨機分為兩組，分別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300份）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200份）。在進行EFA前首先進行了項目分析。將量表的總分按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項目按27%分位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以考察題目的區分度。有3個題目沒有通過0.05顯著水平，予以刪除。刪除后，問卷的KMO值為0.871，Bartlett球形檢驗的顯著性小于0.001，說明適合進行因子分析。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剩下的題目進行EFA。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和正交旋轉法抽取因素。刪除因子載荷不足0.40以及跨載荷超過0.40的項目。經過多次EFA，刪除7個項目后，得到收斂效度與區分效度良好的因素結構，因素命名及變異解釋程度如表1所示。接著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醫療保障“供方”信任維度的信度為0.83；“管方”信任維度的信度為0.81；“保方”信任維度的信度為0.80；問卷的總體信度為0.87，問卷的信度都達到了0.80以上，表明包含15個項目的醫療保障體系信任問卷信度良好。

利用結構方程對CFA組進行分析。設定三個備擇模型：（1）一階單因素模型，假定15個項目擁有共同潛變量——醫療保障信任；（2）一階三因素模型，根據EFA結果，將醫療保障系統的供方信任維度、管方信任維度和保方信任維度作為一階的三個因素；（3）二階單因素模型，在一階三因素模型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二階因素——醫療保障信任。

利用Amos17.0軟件驗證模型，結果見表2。可見，二階單因素模型的大部分指標好于一階三因素模型，說明醫療保障信任可以解釋所有三個一階因素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