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級市為分析單位測量宗族發育程度的合理性在于，這種測量方法因為將空間的分析范圍擴大了，因而可以對應著更為久遠的宗族發育時間，比如說，在一個縣域的范圍之內，姓氏相同而始遷祖不同的兩個同姓群體，如果擴大時間尺度，比如說500年前極有可能是同一個祖先的后代，因為宗族的裂變而形式的兩個不同的宗族。（3）由于不同地級市總人口存在差異，絕對數量完全不同的姓氏，可能有同樣的相對比例（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而這二者的發育時間完全不同。為克服這個問題我們同時從特定姓氏的絕對數量和在總人口中所占的相對比例進行統計。研究結果見圖10和圖11。下面我們結合姓氏分布的絕對量和相對量，對中國農村姓氏集中程度的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

表10和表11顯示：姓氏分布的集中度十分有趣，與生育轉變模式、漢語方言的分布具有相似性。具體而言南方方言區的特點很明顯，無論是姓氏集中程度，還是姓氏的絕對數量都是最高的。江西、廣東、福建、廣西等地一般是宋朝以前的移民所形成，而且一般是大家族、貴族的整體移民，遷入的時間比較早，戰亂比較少，這十分有利于同姓群體的發展壯大，因而在地級市的宏觀層面就表現為，不但姓氏的相對集中程度高，而且姓氏的絕對數量大。這表明，華南現有人口格局的繁衍起點在全國幾乎是最早、歷史最長的。

東北和華北的都是官話區，從姓氏分布的相對數來看，華北與東北都是多姓雜居，但是從絕對數來看，華北的姓氏集中程度則明顯高于東北，這說明，華北現有人口繁衍的時間起點要明顯早于東北。皖南的姓氏分布很有趣。從姓氏分布的相對量來看，姓氏集中程度很高，但是從姓氏的絕對量來看，姓氏的規模又不是很大。這個特點主要與太平天國戰亂所引起的該地區的人口大規模減少以及戰爭之后的移民有關。長江流域在中國的歷史上，是開發比較晚，同時一直是戰爭比較多的區域，一直是宗族文化比較薄弱的地帶。我們從最大姓氏占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見圖12），進一步證明了長江流域的姓氏集中度偏低的特點。綜上：宋朝以后移民所形成的區域主要是官話區，其歷史比較短，包括東北官話、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區，華北主要是明初“洪武大移民”時來自山西珙桐的移民，四川形成于清前期，東北形成于晚晴以后，而且宋以后的移民一般不再是如南方那樣的整族遷移，而是個體性極強的移民，總之，與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僅現有人口“始遷祖”遷入時間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遷移時，遷出地本身就不具備聚族而居的習俗，遷入方式以小家庭和個體為主，從而從人口遷入之始，就很少形成宗族聚居的格局，宗族文化明顯弱于南方。宗族傳統薄弱，使得這些地區的宗族勢力、傳宗接代等觀念薄弱，東北平原、成都平原、江漢平原基本上都是這樣。

這樣，我們結合語言與移民史的已有研究，解釋了宏觀面上各區域的宗族發育時間的差異，進而形成宗族文化的差異，并假定宗族文化的差異可能會帶來生育轉變模式的差異：即制度化的宗族傳統及其價值規范取向的多子多福、男孩偏好的地區差異可能是導致生育轉變模式地區差異的原因。

四、宗族文化的區域差異對生育轉變的影響

在中國生育轉變過程中，宗族文化與生育現象密切相關。宗族文化是一種以父系為主軸的文化，強調傳宗接代與子嗣繼承、男孩偏好。不過正如下文分析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不同區域農村的宗族發展在傳統時代的形態差異極大。正因為存在文化模式上的這種差異，在80年代以來啟動計劃生育政策以后，不同區域農民在生育上的反應完全不同，因而出現不同類型的生育轉變類型。

（一）解釋的理論框架。前面的分析已證明：中國生育轉變存在比較明顯的區域差異。生育轉變的區域類型，這是一個區域層面的宏觀人口學現象。而宗族文化的區域差異則是一個宏觀層面的社會、文化現象。中國宗族文化的核心規范是傳宗接代、延續血脈，這是一套繁衍后代的生育規范。我們可以籠統地講，宗族文化的地區差異可能會帶來生育轉變模式的區域差異。這是在兩個宏觀的變量之間建立關聯。不過在兩個宏觀的現象之間直接建立關聯可能面臨驚險的一躍，正如科爾曼所指出的那樣，這正是整體主義方法論所存在的問題，即忽視了社會系統的層次，特別是忽視了個人的層次，因而他主張用社會系統的不同組成部分（如個人、群體、組織、制度）的行為來解釋社會系統的行為。任何以個人行動為基礎，闡釋系統行動的理論都由三部分構成：

圖13 宗族文化與男孩偏好的相關機制

（1）說明從宏觀到微觀的轉變。這類命題由表達社會特征的自變量和表達個人特征的因變量組成；（2）說明微觀層面的個人行動和人際互動，這類命題由表達個人特征的自變量和因變量組成；（3）說明由微觀到宏觀的轉變，這類命題由表達個人特征的自變量和表達社會特征的因變量組成。這樣，理論的起點和終點都是在宏觀水平，而推理過程中卻降低到了個人水平。受科爾曼的這一分析范式的啟發，本文試圖將宗族文化對生育轉變的影響進行操作化，建立一個宗族文化影響生育轉變的分析框架。這以分析圖示如下：

從上圖中，明顯可以看出，在微觀層面建立關聯機制時，我們引入了村莊社會結構這樣一個分析性概念，把村莊社會結構操作化為結構性因素（社會網絡）和規范性因素（多子多福、傳宗接代）兩個層面，宗族發育程度不同，結構性因素和規范性因素差異明顯。在分析前我們先梳理一下社會學對社會結構的研究。

從學術傳統的角度來看，社會結構歷來存在兩種認知。一是強調其關系性的一面，這在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迪爾凱姆對集體關系等的表述、齊美爾關于社會是如何可能的論述、滕尼斯關于社會與社區的分割以及人類學領域拉德克利夫，布朗關于親屬制度的研究等方面均體現出這一點（洛佩茲、斯科特）；二是強調其制度性或規則性的一面，從迪爾凱姆關于集體表征的論述、帕森斯及其后繼者如默頓、巴伯、戴維斯、列維在結構功能主義的表述中對文化、制度等的強調，亞歷山大、盧曼等新功能主義者對制度結構的重要性重新進行理論化等努力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一淸晰的脈絡（洛佩茲、斯科特）。而試圖對結構與行動進行重新綜合再建的吉登斯，他在討論結構二重性時，將結構與規則兩個維度聯系起來（吉登斯），而這兩者亦有關系與制度或規則自身的影子。而在最近幾十年影響極大的社會資本理論中，社會結構的這兩個層面被操作化為社會網絡和非正式規范，有意思的是，Coleman（1990）、Nee & Ingram(2000)、Putnam(2000)等人的社會資本理論還論述了二者之間的關系，他們均強調社會關系網絡的密度和群體凝聚力有助于維系非正式規范對行動的約束力；蔡曉莉則有效地證明了“社會網絡的密度越高、凝聚力越強”，越有助于非正式規范的維系并發揮作用。

秉承社會結構研究的這些理論傳統，我們從宗族文化的區域差異解釋生育轉變的區域差異時，引入了社會結構理論，將宗族文化操作化為宗族結構性力量與規范性力量，二者同時對農民生育行為產生影響。具體而言，宗族文化這個變量通過下面兩層機制影響農民生育行為，進而使得生育轉變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性別結構上存在轉變速率與路徑的區域差異。

一方面，中國不同區域宗族發育程度和宗族文化存在差異，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傳統宗族的結構性力量（社區內部宗族關系網絡的凝聚力、社會網絡的密度）與規范性力量（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變遷速率不同，有宗族社會網絡支撐的區域，在國家計劃生育意識形態以及市場化等現代性因素的沖擊下，傳統的家族規范性力量更容易頑強堅持[17]；反之，家族規范性力量則容易弱化。宗族規范（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重男輕女）是驅動農民生育的內在動力，當宗族規范性力量弱化的速度存在差異時，它對農民生育行為的約束程度就不同，使得中國范圍內的生育數量偏好與男孩偏好并不是一個常量，而是存在極為顯著的區域差異；不同區域由于生育數量偏好與男孩偏好不同，在接應國家生育政策時，生育行為選擇與出生性別比的失衡程度就完全不同：一些區域在生育政策的作用下生育率快速下降同時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在另外一些區域，在生育控制政策的高壓下，不但生育數量下降緩慢，而且成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重災區。

另一方面，不同的宗族文化及其社會結構，使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面臨的村莊微觀社會結構不同，進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踐形態及其績效存在顯著區域差異。國家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是直接與農戶打交道，而是要通過鄉村治理的路徑進入農村，鄉村治理與社群結構有關，不同區域村莊社會結構不同，鄉村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與村委會、村干部與村民、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不同，計劃生育執行的難度與績效就不同，這構成中國生育轉變的治理基礎。在具有高密度和凝聚力的宗族社會網絡的區域，農民通過宗族關系網絡對抗國家的正式制度（計劃生育政策），達到軟化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剛性；而在沒有宗族網絡支持的區域，農民則只能屈從于政策的權威，生育行為更多地是由計劃生育政策所主導，生育數量下降迅速。

在現實生活中，上述兩層機制并不是單獨發揮作用，而是同時交織在一起。在宗族文化很強的區域，宗族規范性力量對生育行為的約束力較強，農民更傾向于追求多子多福和傳宗接代等價值訴求，進而傾向于更多地生育和多生男孩；同時農民也能更容易借助宗族社會網絡，在面臨計劃生育政策壓力下，追求理想子女性別結構，因而，在這樣的地區，不但生育數量下降緩慢，而且出生性別比容易偏高。反之，在宗族文化較弱的地區，傳統的宗族規范性因素容易在現代性因素的沖擊下淡化，數量偏好和性別偏好變遷較快，同時因為缺乏宗族這樣的“堡壘”，政策因素對農民的生育行為具有主導作用，因而是另一番生育轉變的圖景。

彭玉生曾經專門論證過宗族網絡對生育率的影響，結論是，宗族網絡越強，村莊的生育率越高（Peng Yusheng,2009)，根植于宗族網絡的規范約束力，能夠軟化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剛性，宗族網絡密集的村莊能夠更有效地對抗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因而比沒有宗族網絡的村莊，其生育率要高得多。

接著彭玉生的這樣一思路，本研究進一步論證：宗族文化的區域差異，帶來微觀村莊社會關系網絡和宗族規范的差異，我們重點分析宗族的社會網絡和規范性因素對生育數量偏好與男孩偏好的影響，社會網絡在農民對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進而更有利于其達到理想的子女結構和子女數量的維度則不是分析重點。

宗族結構性力量和規范性力量既可能對生育數量直接產生影響（因為多子多福原本就是宗族規范），也可以通過生育性別（男孩偏好）間接對生育數量產生影響。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論證宗族社會網絡和規范對男孩偏好的影響，在此基礎上，論證不同的男孩偏好下面的生育數量的差異，進而間接論證宗族社會結構對生育數量的影響。

下面主要歸納宗族規范性因素及其對男孩偏好的影響。根據筆者以及所在單位在農村長達10年的觀察，我們認為宗族規范對男孩偏好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生育規范（表現為多子多福、傳宗接代）、婚姻規范（外嫁婚姻）、養老規范（養兒防老）、繼承規范（父系繼承）等幾個方面，宗族結構性力量（社會網絡）和規范性力量不一樣，這些規范對行為的約束就不同，見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