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實用主義的矛盾思維。“利益至上”是講究實用主義的美國決策精英所信奉的圭臬，并始終以此為主要依據來處理外交事務。中美兩國能在上世紀70年代因為共同的安全威脅而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走在一起，便是一個絕佳的例證。與此同時，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以杰斐遜、杰克遜和威爾遜的外交思想和實踐為代表的對價值觀的追求則作為“一支看不見的手”，對“利益至上”原則予以了某種形式的制衡，從而以“交響樂”的形式影響著美國外交決策。這其中既有實用主義的功利，又有意識形態的堅持，正是這兩種思想決定了美國外交思維的兩面性。具體而言，在安全領域，既要通過防范中國來保持亞太地區均勢，又希望中國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在經濟領域，既不斷地在匯率、貿易等問題上敲打中國，又希望借力中國維系自己的繁榮；在政治領域，既否定和質疑中國的發展模式，又希望中國成為自己全方位的“利益攸關方”。

中國的“心結”

與美國的思維和行為相對應，中國方面同樣存在著以下幾種不利于中美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心結”。

源于民族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思維。如今中美兩國關系的重要性早已具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意涵，在包括氣候變化、防擴散等廣泛范圍內加強合作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相反，否認全球化，只關注自身問題不僅與時代相悖，也與自身發展邏輯相悖。這種國家中心主義思維突出地表現為“自掃門前雪”的孤立心態，例如國內仍然有部分民眾基于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理由，對參與國際合作和承擔國際義務持消極甚至反對態度。這種心態不僅與我國世界大國的地位不相符，也不利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須知，任何實力都不會自然地轉變為權力，只有通過切實履行與之對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才能真正鞏固和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

源于歷史經驗的悲情思維。自1840年以來，中國遭受了太多屈辱與磨難，而且每每在獲得重大發展機遇時遭遇外來勢力的破壞。如清朝末年的變革因甲午戰爭而遭受重創，民國期間經濟的蒸蒸日上受阻于日本的侵華。如此的歷史經驗使得部分國人具有一種受害者的悲情意識，往往因在歷史問題上的耿耿于懷而使得國際關系發展止步不前；或是在國際問題上對他國行為反應過度，如一談到中美關系就動輒以“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心理看待美國的一舉一動。

源于自信心上升的冒進思維。經過30余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與往日不可同日而語，于是“韜光養晦”在部分國人眼中已不再是一個必須遵守的信條，而成為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這種思維集中表現為盲目沖動的愛國情緒。在面對國家利益受到侵害時，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和義務為了國家利益而奔走，但在現有國際格局下，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和周旋是一門藝術，盲目的愛國行動往往使國家外交空間壓縮、甚至授人以柄，導致事與愿違。

如何放下“包袱”打開“心結”

解鈴還須系鈴人，思維層面的阻礙因素只有通過思維層面的調整才能加以克服。通過主動調適彼此的認知，調整各自的宣傳方式，拓展合作領域和交流機制等措施，將有助于建構一種推動兩國關系向前發展的健康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