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在沖突解決方面提出過“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概念。在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實踐中，預防性外交的實質就是沖突的預防，即在潛在沖突即將爆發前，有關當事方通過斡旋、調停、調解等外交手段提前介入，努力把沖突消弭于萌芽狀態。預防性外交已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并被廣泛運用到外交實踐中去。有很多這方面或成功或失敗的案例。

那么，什么是預防性公共外交呢？如同預防性外交，“預防性公共外交”是指在公共外交領域下先手棋，在事件、事情還沒有完全發生或爆發之前，預先跟蹤研判形勢發展出現的苗頭性和傾向性現象，提前參與和介入，通過軟實力手段，鋪墊輿論和民意基礎，以達到影響或改變事件進程、為官方外交和政府后續決策行動贏得時間、爭取空間，掌控話語權。當然，在事件或沖突爆發之后，公共外交仍有發揮作用的地方，而且一般公共外交活動往往都是“事后諸葛亮”。從廣義上講，后者可被稱作公共關系的損害控制。

實現途徑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防性公共外交顯然是一個系統工程。

首先是關系到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對形勢發展進程的洞察和預判。如我對與某國關系現狀的綜合評估，梳理出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看從公共外交角度能做些什么，可以達到什么樣的效果。簡而言之，就是為什么。這為預防性公共外交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其次是人脈的廣泛建立和資源的占有，即做什么。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目標對象不同，但本質上都針對人，實際上是做人的工作。所以，針對目標國家和地區要及早系統地建立和完善人脈庫，實行分類管理，隨時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就顯得十分重要。形勢看清楚了，問題出現了，事件發生了，能迅速找到合適管用的人和渠道，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這是預防性公共外交的要義所在。

再次是資源的整合和運用，換言之，怎么做。公共外交是力量的軟性運用，其前提是必須掌握一定的資源。這種資源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科技的、體育的、藝術的，甚至可以是基于地域、血脈、宗親、種族和宗教等因素形成的自然聯系。擁有上述資源，再輔之以必要的專業素質、人力物資和公關策略，就可以搞公共外交了。這是預防性公共外交的實現途徑，也是能否做好的重中之重。

最后是對公共外交項目實施過程的跟蹤、手段修復和效果評估。預防性公共外交，需要在開展前審時度勢，更需要在執行過程中不間斷地予以追蹤，進行必要的校正，階段性結束后及時評估效果，看是不是發揮了應有作用，是不是達到了預期目的，是不是還需要補充資源、增加些手段的投入。這是檢驗預防性公共外交成效的依據和標準。

主要特點

和公共外交一樣，預防性公共外交并不針對政府或官方，其工作對象涵蓋目標國的媒體輿論、精英團體、專業人士和民眾。因此，對事件轉寰和形勢發展而言，預防性公共外交不是直接的，而是發揮著間接的作用。如果說“廣泛性、互動性、漸進性和間接性”是公共外交的四大特性，那么預防性公共外交除了包含上述內容外，還應具備可預見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和可評估性等要素。

可預見性是預防性公共外交區別于其他類型公共外交最顯著的特征。也就是說，開展預防性公共外交活動，首先要求所針對的形勢或事件必須是能預見和可以預見的，否則就談不上預防，也就無法開展預防性公共外交了。比如，一國涉華輿論動向，其基調是否客觀或積極，在一個時期里通過及時追蹤調查，作定量和定性分析，再和前一個時期的報道評論相對比，是可以得出結論的。再比如，圍繞兩國關系中某一特定領域和事件出現的一些言論或舉措上的動向，也是有據可查、有跡可循的。在此基礎上，對輿論走向和事件發展進程進行邏輯上的研判，作出一定的預測，并采取相應的公共外交行動，從而最大程度實現影響輿論和事件進程的預設目標，這就是預防性公共外交。

可操作性是預防性公共外交的第二個特點。多數目標國的輿論動向以及某個或某些涉華事件進程，是可以通過公共外交的手段和操作技巧加以影響的。但也有一些媒體、機構和事件本身就是先驗性的（transcendental），其存在、產生和出現有復雜因素，甚至根深蒂固。比如西方輿論對中國固有的偏見，及在當事國與我國發生具體外交爭執時一邊倒地“批評”我們等，牽扯一方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價值判斷。就此完全放棄做工作顯然是不可取的，但開展預防性公共外交難度很大，操作性不強。預防性公共外交還是要把更多精力和資源放到可操作、能預見成效的領域中去，以求得實效。實際上，這里有取舍和確保重點的問題。

預防性公共外交是系統性工程。因為它的對象指向目標國官方之外的所有社會層面，使命和任務界定清晰，涵蓋范圍很廣，所需知識和專業技巧甚多，非一領域一批人或一個專才所能負責貫徹執行，也不以一時一事論英雄，因此必須切實統籌協調組織所有可加利用的各種資源，系統設計，系統規劃，系統推進，爭取獲得系統性效應。

可評估性是預防性公共外交的內在要求。如前所述，預防性公共外交是系統性的，可預見，可操作，因此自然要求在項目執行過程中隨時進行內部評估。項目執行階段性完成后，必然要對所使用的手段、技巧、耗費的資源、執行過程及項目效果進行檢討，以審視預防性公共外交是否執行得當、進展順利，是否需要補充資源、校準聚焦，讓目標更明確，實現途徑更便捷。預防性公共外交只有在評估過程中才能得到不斷修正和提升。

從周邊做起

中國是世界上周邊環境最復雜的大國，周邊是我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周邊一直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首要。2012年以來，我國周邊陸上和海域，特別是東向和東南方向，相繼出現了一些錯綜復雜的外交事態，影響我國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影響國與國關系的持續穩定發展。可以預見，我國在今后的周邊外交工作中將進一步加大公共外交力度，而預防性公共外交是其中很重要的環節。

首先，要圍繞“親、誠、惠、容”四字方針做好文章，以緩和、改善、提升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的關系。“親誠惠容”是對多年來中國周邊外交實踐的精辟概括，反映了新一屆領導集體外交理念的創新發展，同時也是周邊公共外交包括預防性公共外交的指導思想。要加強與周邊國家的人文交流，多走動，多來往，多溝通，把握民意脈動，感知主流聲音。要講情重義，誠信待人，出現分歧時平等協商，堅持原則中妥善處理，追求軟著陸。要拓展務實合作，深化利益融合，多予少取，惠及周邊，實現互利共贏，推動建設利益共同體。要開放包容、求同存異，堅持平等相待，培育大國心態情懷。

周邊預防性公共外交有重點也有難點。當前，東亞的日本和東南亞的菲律賓是難點，越南和印度可以說是重點。在開展對日預防性公共外交時，要正視日本近年來社會整體日益右傾保守的現實，結合日本是傳統報業大國且中日文化相近等特點，不斷加強對日傳播力建設和文化影響。做菲律賓的預防性公共外交，則要認清菲深受天主教和西方長期殖民的雙重影響、公民社會相對發達且華人華僑眾多的特征，把教會、智庫、公民社會組織和僑社納入公共外交的對象中來。對越南和印度開展預防性公共外交，要著力從儒家思想及佛教文化的共同寶貴遺產分別入手，鞏固地緣相近、人緣相親的傳統情誼。如此，可助力官方外交有效開展。

其次，要努力推進“五通”特別是“民心相通”工程。習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薩克斯坦發表政策演講，表示地區國家要攜手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提出“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重大戰略理念。2013年10月訪問東南亞他又提出構建“海上絲綢之路”主張。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其目的都是為了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由于地緣天然相近，再加上中國的塊頭、體量和綜合實力就擺在那兒，周邊國家對中國普遍有一種“敬畏之心”。這可以理解。我們所要做的，預防性公共外交希望實現的最大目標就是，讓周邊國家的社會和人民對中國“去畏存敬”。在“五通”工程中，“民心相通”和公共外交關系最為密切，而人脈建設又是公共外交的關鍵內容。因此，預防性公共外交要積極拓展人脈，廣泛爭取民心，推進民心工程。

再次，要持續提升中國文化對周邊的輻射力。軍事和政治力量會對它國產生強大威懾作用，但真正贏得人心的還是經濟和文化魅力。一國文化有流行文化（大眾或商業文化，美食、電影電視節目、體育、功夫）和高雅文化（科學、藝術、芭蕾、音樂、繪畫，博物館、歌劇團、交響樂團、樂隊、書法、文字）之分，不同層級的文化影響不同的受眾圈。周邊國家絕大多數不同程度地受儒家文化和中華文化的影響，有的還很深厚久遠。我們現在周邊不少國家搞的孔子學院、文化中心以及年度定期舉辦的“海外歡樂春節行”“四海同春”等節目，都屬于文化范疇，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還存在著流行文化稍顯低端、高雅文化推廣不足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整合手段、協調資源，打組合拳，統籌推出精品，并持之以恒，假以時日。如此，周邊文化外交，可逐漸向集聚親和的目標靠攏，進而實現預防性公共外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