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使中國的公共行政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也讓傳統的行政面臨多重壓力和挑戰。

首先，公民對行政知情和參與的權利意識凸顯，對于行政機構和行政工作者公正、關懷、善治與精細化服務的訴求和期待不斷上升，而行政領域的信息透明度仍然不高，許多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發展與福祉的問題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解決。公眾美好的愿望和心理期待與現實中的失望與不滿形成了反差，導致負面情緒聚集擴散。這些問題亟待疏導解決。

其次，當代行政的系統性與交互性不斷增強，而現實中“自上而下”的單向式行政模式難以滿足新形勢與復雜環境下社會治理科學性與精細化的需要。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結構簡單，行政管理的內容、職能和任務相對有限。而當今時代是一個高度開放、廣泛聯系、相互交叉的社會，可以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行政的系統性和交互性不斷增強。要做好當今的公共行政，就必須要克服傳統行政中觀念保守、信息封閉、職能單一、界限森嚴、單線操作、單向運行、缺乏系統與合作的弊端，學會在全面了解社會問題和公眾訴求的前提下“跳出廬山看廬山”，高度重視和加強當今行政的系統性與交互性問題的研究。在消除部門壁壘的同時對那些跨地區、跨領域、跨部門、跨行政邊界的系統性與交互性問題進行綜合梳理和制度性治理，實現公共行政與社會管理的創新。

第三，公民對行政決策的質量要求不斷上升，而現實中的一些行政決策水平不高，行政績效不夠理想。隨著行政領域交互性與復雜性的增強，一個行政決策往往要涉及多個部門、行業和領域，其關聯性影響不斷凸顯。在此背景下，做出科學合理又經得起實踐檢驗的行政決策的難度在不斷增加。近年來，我國的一些公共政策，例如最新交通法規對于闖黃燈處罰規定出臺一周后的妥協修改；對于節假日取消道路收費后果考慮不周，致使無數車輛擁擠阻塞交通；第二套購房征收20%稅收的規定出臺后忽視了不同的情況，未能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出實施細則，諸如此類都是行政決策質量有待改進和提高的例證。

第四，新興領域不斷涌現使現有的行政監管盲區擴大，而目前的行政資源、技術手段和制度保障嚴重不足，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現在對新興領域、新興行業和新出現問題的戰略規劃和制度應變能力不足，容易形成行政監管的盲區，引發新的行政管理問題。例如，互聯網及新媒體的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產品質量監管、安全生產管理、醫療衛生監管、環境污染防控、流動人口管理、學校安全、社會心理問題防治以及預防和打擊恐怖主義等都屬于新興領域。這些新問題涉及眾多的社會領域和行政部門，屬于職能交叉和跨區域的復合性問題，任何一個單一的行政部門或機構都無法獨自面對或解決。這些真空地帶與監管盲區恰好就是引起群眾不滿、引發社會矛盾與沖突的敏感地帶。

最后，科學的行政體制機制尚未健全，行政轉型的壓力和挑戰不斷增大。現實中不斷涌現的眾多公共問題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突出，亟待更優的行政領導、行政管理和行政決策來解決和完善。但傳統行政思維和觀念的阻力影響很大，在更為科學、合理、系統與精細化的行政體制機制建立與完善之前，我國行政轉型的壓力與挑戰還將不斷加劇，亟待通過系統的改革創新加以改變。

面對我國公共行政領域的嚴峻形勢、復雜矛盾和諸多的問題與挑戰，在廣大公民要求政務公開、評議參與行政決策、期望提高行政質量和水平的大趨勢面前，除了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立新時代的行政文化，完善行政管理制度，提高行政質量和績效之外，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

綜上所述，隨著行政環境的日趨復雜，中國公共行政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與矛盾日益呈現交互性與結構性的特征。這些問題已經無法用過去那種傳統、局部和粗放的治理模式來解決，必須要建立跨部門、跨領域、跨區域的系統性行政制度，通過改革創新加以改變。不僅要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還要用新的文化與制度加以完善和替代。要實現創新的目標不僅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情況，更要具備足夠的膽識、勇氣和智慧。

（作者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