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的核心問題，應該是樹立什么樣的歷史觀，才能贏得廣大黨員與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必須尊重歷史，以近現代史為“平臺”，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必須抓住并圍繞歷史主線來分析問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以人民群眾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來看問題。從政治意義上說，群眾觀決定著黨的歷史觀。因此，要尊重歷史，以歷史為發展主線、人民群眾價值標準為維度建立黨的歷史觀的基本坐標，彰顯其政治品質，確立其理論品格。
【關鍵詞】唯物史觀 政治使命 現代化建設 群眾觀點
【中圖分類號】D252 【文獻標識碼】A
引言：歷史觀的價值性與正確性
何謂歷史觀？一般而言，是指人們對歷史及其發展的根本看法，是人的世界觀、價值觀的組成部分。對政黨而言，歷史觀是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何謂歷史？對此，不同人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視角下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有的人認為“歷史就是歷史知識”，有的人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還有的人認為“一切歷史都不是歷史”，甚至有人認為“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為什么對同一個“歷史”，不同人卻有不同的看法？這主要是因為，不同人的立場、喜好與視角不同，對同一事物的觀感也有所不同。在社會多樣化、政治多樣化、利益多樣化、思想多樣化的今天，試圖讓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的人持有同樣的歷史觀，這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歷史就是歷史，再怎么“打扮”、再怎么理解，也難以改變其本性。歷史不能重來，更不能胡來。
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應該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從政黨學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歷史觀的核心問題，應該是樹立什么樣的歷史觀，才能贏得廣大黨員與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必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必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①因此，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必須尊重歷史，以歷史為“平臺”，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必須抓住并圍繞歷史主線來分析問題，而非抓住枝節、一葉障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以人民群眾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來看問題。從政治意義上說，群眾觀決定著黨的歷史觀。總之，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待黨的歷史，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應對意識形態領域挑戰，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必然要求，是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舞臺、歷史使命與歷史必然
馬克思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歷史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后果為基礎的。”②研究與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也需如此，必須以歷史為依據、從現實出發、以社會發展趨勢為引導，秉持強烈的現實感與問題意識；必須在特定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下，審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與歷史使命，深刻回答“中國從何處來、現處何地、將欲何往”“中國共產黨從何處來、現在何處、將欲何往”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重大問題。
面對1840年以來的近現代中國史，面對無數相互沖突的事實、浩瀚的史料、復雜的歷史問題，如何審視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與歷史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使命與歷史發展？我們贊同去繁就簡、去偽存真、把握概貌、抓住主題、不拘小節，既不拘泥于個別歷史事件與歷史表象，更不去玩弄個別歷史故事，而是通過把握最簡單、最基本、最明確、中外熟知的重大歷史事件，來把握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主線，進而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使命與歷史發展，在此基礎上，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
從近代中國看，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標志著近代中國史的開端。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放口岸、割地（割讓香港給英國）賠款、喪失主權，近代中國從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來經過一系列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如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世人有目共睹。與此同時，清政府腐敗無能、與帝國主義列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1858年《天津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1901年《辛丑條約》等，這也是有目共睹。一系列侵華戰爭與不平等條約的簽署，使得近代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王朝與中國封建帝國面臨崩解，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
因此，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主權統一與民族復興，是近代中國的三大歷史使命，有識之士、愛國人士乃至所有中華同胞為之進行了不懈的奮斗。其中，既有清末內部官僚發起的“洋務運動”，希圖“師夷長技以自強”；也有康有為等發動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希圖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改革政治、發展農工商等；還有義和團運動，試圖“扶清滅洋”，等等。從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再到學習西方制度，這些試圖挽救民族危機、實現民族振興的努力最后都以失敗告終。歷史證明，在世界大勢面前，封建帝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封建體制下的各種改革與改良，都無法挽救其政治危機、擺脫民族危機、實現民族復興。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政黨開始出現。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開啟了中國政黨政治先河。在近現代社會，“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③“一個沒有政黨組織的政權，既缺乏推動社會變遷和吸收變遷產生沖擊的制度方法，其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能力也相當有限。”④隨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帝制；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但是，1915年12月，袁世凱恢復君主制，建立洪憲帝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完成民族獨立、主權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這一歷史使命必然落在了后來者身上。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秉承近代中國歷史使命，1922年，黨的二大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不辱使命，凝心聚力、不斷壯大，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與發展，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民族獨立、主權統一兩大愿望基本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與世界地位不斷提升，時至今日，可謂實現了國富，但民強仍任重道遠。因此，黨的十八大強調，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總之，從近代中國發展歷程看，人民在歷史的“試錯法”中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封建改良、資產階級革命等均告破產的背后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從時代大背景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發展，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同20世紀風起云涌的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是與20世紀各國反殖民統治、尋求民族解放的大勢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究其根本原因，則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立黨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是一個得民心、順民意、不辱使命的偉大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言：“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⑤
民族復興之路、現代化建設與唯物史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主權統一，這為民族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那么，我國民族復興之路是什么？發展主線是什么？答案無疑是發展生產力，進行現代化建設。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實際上也是在探索一條“救亡圖存”的現代化道路。
從經濟實力看，進行現代化建設，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大力發展GDP。從歷史上看，在農業文明時期，中國的GDP是領先于世界的，中國封建王朝曾經是強大的。西方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認為：中國GDP在公元元年西漢末年占世界GDP總量的26.2％，公元1000年北宋早期占22.7％，1500年明朝中期占25%，1600年明朝末年占29.2%。在清朝，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所占比例也從22.3％增長到32.9％；即使在1840年，中國的GDP仍居世界前列，占全球經濟總量的大約1／5。⑥因此麥迪森認為：中國在近2000年的時間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正是在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1895年，中國GDP被美國超過，此后一路下滑，1949年中國GDP僅占全球總量的5％左右。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總量迅速增加，2009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0%。另外，麥迪森描繪了1820年至1998年中美日三國GDP與人均GDP變化，⑦通過近200年三國GDP的發展變化，比較直觀地反映出中國國際地位特別是經濟地位的發展變化。通過研究，麥迪森為世人勾勒了一幅圖景：中國經濟的真正衰退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在后來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在世界GDP中的份額從1／3降到了1／20，實際人均收入從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原來的1／4。這種似乎不可逆轉的衰退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被終止，在最近的30年里，中國經濟又呈現出高速增長的勢頭，預計2015年中國又將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因此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一個崛起，而是一個復興”。盡管麥迪森的估算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整體上可勾勒出近現代中國GDP的變化趨勢。從這個角度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發展GDP、做大GDP。
然而，在人們津津樂道GDP時，也有人質疑：近代中國GDP第一，為何總是挨打？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GDP遠高于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為什么日本敢侵略中國？這說明，GDP大國不等于世界強國，現代化不等于“唯GDP”，做大GDP不完全等于民族復興。這其中的道理，簡單的數字與GDP本身無法說清，歷史虛無主義、唯心主義無法說清，只能用唯物史觀才能合理解釋。因為唯心史觀等強調，“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并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⑧這決定了它有兩大致命缺點：一是重思想觀念而忽視其背后的根源，二是忽視群眾的活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有著根本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⑨概括來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承認歷史的客觀性，并將這種客觀性置于歷史研究的首要位置，認為人類社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規律，現實的人是歷史的出發點，人類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服務或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等等。
從唯物史觀角度解釋“近代中國GDP第一，為何總是挨打”的問題，答案是：一方面，人類社會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工業文明是比農業文明高級的社會形態，必將代替農業文明。正如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比較而言，中國封建王朝周而復始，農業社會的GDP總量與人均GDP基本無大的變化。19世紀以來，面對世界工業文明的發展，中國農業文明明顯落后了，落后就會挨打。另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明朝末年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清朝末年雖然有洋務運動，但封閉落后的封建制嚴重障礙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不改變落后的上層建筑，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此外，先進的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比簡單的GDP更重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要重視GDP增量，更要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
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唯物史觀是其哲學基礎。正是以唯物史觀作指導，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就確立了正確的民族復興之路與現代化建設目標，把“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中國共產黨矢志不移的歷史使命與奮斗目標。對此，毛澤東1945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⑩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毛澤東強調，我們的總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由此明確了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繼往開來，堅持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并不斷豐富發展，如黨的十二大把“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黨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五大強調，到21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十七大強調，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八大結合信息化時代發展要求，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總之，盡管不同時期的語言表述有所不同，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建設主題與主線是一脈相承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此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同時，歷史告訴我們：現代革命需要現代政黨來領導，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政黨來領導；領導國家與社會現代化建設的政黨，必須是一個現代化的強有力的執政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