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就觸及到了治理技術的根本屬性問題。與會者普遍認為，治理技術并非是統治術的別稱；作為現代治理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行動方案的統稱，治理技術有著特定的價值關懷；優良的治理首先就意味著有利于普通民眾改善自身生活處境。以協商民主為例，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的案例已經充分證明，民主協商技術要充分發揮其積極效用，往往需要在兩個維度上有所作為：一方面，協商技術要落實到政策層面，能夠幫助政府官員優化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協商民主也必然要滿足民眾的需要，為民眾提供發表言論的機會，使之能夠通過這一機會參與公共決策。在這個過程中，協商民主技術能夠促進公民與政府官員之間的良性互動；在制度化的良性互動的基礎上，政府的公共政策得到優化、公共政策質量得到提升，公眾在積極參與公共決策的進程中不僅會增加其對特定公共政策的認可程度，而且會培育更高的理性思維和判斷能力。

為何需要治理技術和治理技術研究？

關于治理技術的學理研究問題，與會者普遍認為，治理技術既是一個可以同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并立的學術范疇，但更是一個有著特定偏好和側重的研究領域；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治理技術研究將特別關注于那些聯結政府與社會、官員與公眾的技術和方法，那些能夠完善和健全國家治理體系的路徑和計劃，那些可以改善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的實務知識和行動方案，那些適用于中國場景和國情的社會治理手段和優秀經驗。

在目前的治理研究中，決策者的實踐與知識界的研究呈現出嚴重脫節的狀態；空泛的概念與理論層出不窮，卻在解釋與應對現實難題上乏善可陳；田野調查式的案例研究不可謂不多，但對于提供普遍性的政策解決方案而言卻裨益不大；反過來，在治理技術層面已經形成的研究成果卻又鮮少應用于相關的政府實踐。因此，與會者又強調，在關注宏觀的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的同時，知識界必須積極參與全面深化改革的豐富實踐，必須考慮如何在最基本的操作層面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持。與會者還談到，在目前的政府治理實踐過程中，很多改革舉措與公共政策的出臺，在立意良善的前提下，往往會在技術層面上犯下了相當低級的錯誤，最終導致政府公信力的損害；而還有一些優秀的治理創新成果，未能得到足夠的模式概括和技術總結，未能形成更大的模仿效果和典范影響。治理技術的研究應當致力于改變這種狀況

治理技術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治理技術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具體內容。例如，“協商技術”中的“協商式民意調查”就是一種操作簡便而又非常科學的技術，已經在世界上近20個國家得到了應用。其中的關鍵程序是：通過隨機抽樣選出代表、通過代表們的協商懇談以及最后的共識性決定，可以使特定的政府公共決策在多方案的選擇過程中實現有效且理性的民眾參與，民眾的偏好和政府的考量以及約束性條件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現和檢討。最后，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可以得到最大共識集聚的結果。這一技術的最大特點在于，它可以使民眾進入到協商程序之中，能夠由此獲得充分的相關政策信息，進而對事件進行理性而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乃至爭論，繼而通過二次調查以發現凝聚共識的一致決定。

有學者介紹說，在浙江溫嶺澤國鎮，當地官員與居民之間以及不同群體的民眾之間，在特定年度的公共預算開支項目上存在著明顯的利益分歧和認知差異，但是通過應用“協商式民意調查方法”，官民之間的分歧得到彌合，官員與民眾形成共同的判斷，最后的預算方案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現實的案例往往會表現出極端不同的情形。浙江溫嶺近些年的協商民主實踐越來越完善，制度化趨勢也很明顯，而且表現出一種良性聯動機制，從最初的學校設點和道路修整，從最簡單的垃圾筒設放到相對復雜的公墓設址問題，再到整體性的預算方案和預算協商，溫嶺的協商技術日益成熟，而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則在協商中得到自我教育，并且形成良性互動。也有學者提出，溫嶺的成功經驗在向外推廣的過程中似乎并不成功。但大多數學者認為，一是中國改革一向源自于問題的“倒逼”，出自于地方創新的“倒逼”和世界潮流的“倒逼”。同樣的困境實際上使各個地方的政府趨于采用類似的辦法。二是在目前條件下，許多地方所進行的自主探索與創新實踐，雖然名稱各異，但如果切近觀察卻可發現，各個地方都正在應用協商懇談的技術以應對治理挑戰，但領導者卻會為了凸顯自己的政績而有意否認仿效的對象。更有學者指出，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全國大約舉辦了兩萬多個具有協商懇談性質的會議。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值得肯定的進步現象。

治理技術研討會在預定的時程內宣告結束。但可以肯定的是，與會者對于治理和治理技術問題的思考和研究不會止歇。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在次日公布三中全會公報之后，這些與會者對于治理和治理技術的思考和研究獲得了新的驅動，因而可以得到更豐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