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服GDP崇拜是一場以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改革。人們對新事物的懷疑以及對新舊更替所產生的后果的擔憂，構成了推動改革的觀念性障礙。克服 GDP崇拜的關鍵是以更全面、綜合、科學的指標體系來度量社會發展。文章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并深入分析和揭示其錯誤本質，以期為克服GDP崇拜掃清一些觀念上的障礙。

【關鍵詞】GDP崇拜　觀念性障礙　社會發展度量體系　幸福指數

克服GDP崇拜是我國必須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了以GDP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戰略。由于國情和體制的特殊性，這種發展思路在現實中演化為嚴重的GDP崇拜。自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思想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及一些地方政府圍繞克服GDP崇拜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國家“十一五”規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進行了明顯調整，在環境資源領域增加了多個約束性目標，體現了黨中央和國務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盲目追求GDP的決心。國家統計局于2006年9月正式表示將著手研究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以及社會和諧指數等新的統計內容①。中共中央辦公廳也于2009年10月印發了《關于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在考核官員政績時應“加重民意分，降低GDP 比重”的要求等。

上述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各級政府的GDP崇拜行為，然而其作用并不明顯。這可以由兩個事實來說明。一是地方政府夸大GDP行為愈演愈烈。我國自2003年開始出現地方GDP總和超出全國GDP的現象之后，這個差距規模不僅沒有遞減，反而逐年擴大，從2003年的0.34萬億元增至2010年的3. 2 萬億元，并且在同一時期還出現了全國絕大多數省份GDP增長率超出全國增長率的不合理現象。這些情況表明在過去的十年間，地方政府追求GDP、夸大GDP、彰顯政績的行為依然沒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二是各省“十二五”規劃仍普遍追求高增長。截至2012年7月，在已經公布的23個省（市區）黨委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只有3個省（市區）弱化經濟增長指標；有10個省（市區）仍將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長；還有10個省（市區）將追求12%以上的增長率，其中有7個省（市區）甚至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標（即增長率要達到14%）。

構建新的社會發展度量體系是克服GDP崇拜的關鍵

20世紀50年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確立使人均GDP（1994年以前為GNP）逐漸成為評判一國社會發展水平的國際通用標準。受此影響，不少國家都出現了片面追求GDP擴張而忽略社會發展的其他方面的現象。在對片面擴張GDP發展模式的全球性反思中各國學者發現：以GDP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傳統是夸大GDP重要性這種政策傾向出現的主要根源。社會怎么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怎么度量發展。當人們在技術層面上把人均GDP作為社會發展的衡量標準時，政府就傾向于夸大GDP的重要性，片面追求GDP擴張的行為就容易出現。這個發現意味著克服GDP崇拜的關鍵是進行統計技術革命，構建新一代社會發展度量體系。2004年以來，聯合國統計司、經合組織（OECD）、20國集團等國際組織圍繞創新社會發展度量方法的議題召開了多次會議。2008年，Stigliz，Sen，Arrow，Kahneman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聯合全球數十位頂級科學家共同組建了一個研究委員會，明確提出了變革社會發展度量方法的主張和建議。構建新一代社會發展度量體系已經成為公共管理領域一個重要的全球共識。

我國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對創新社會發展度量方法提出了建議。例如，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科院院士程國棟提交了《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建議逐漸取消以GDP為核心的現有國家核算體系，而構建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構成要素組成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2011年，中國統計學會發表了《綜合發展指數研究》報告，提出了綜合評估社會發展的構想。然而，這些建議和主張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政策實踐，克服GDP崇拜的政策措施主要還是以“把GDP指標從績效考核中移除”為著眼點。由于這些措施并沒有從技術層面上觸動GDP崇拜產生的根基，因而很難實現徹底根除GDP崇拜的目的。其結果是，不少地方政府雖然在表面上喊出了“不盲目追求GDP增長”的口號，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卻依然把GDP增長看作是最核心的目標，依然以攀比GDP指標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