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腐敗現象居高不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特權現象再度出現，貧富階層出現固化現象，社會流動機會減少，各類治理主體都出現了行政化現象，這些都說明國家管理者向國家所有者即人民負責任的民主責任體制的明顯缺失。國家管理者受人民的委托擔負著公共管理的重任，他們有權汲取社會資源、進行經濟社會行為監管、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如果國家治理結構中缺少民主責任制的制度安排或相關的制度徒具形式處于虛置狀態，國家管理者群體就會“近水樓臺先得月”成為一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權階層，其中有的成員不滿足于已有的特權而公權私用，通過腐敗犯罪發財致富，有錢人則會通過官商勾結的非法途徑獲取不義之財而暴富，收入分配差距由此拉大，地位待遇向官員看齊的行政化沖動會向全社會彌散開來，貧富分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就會走向固化，社會流動機會日益減少。這種官本主義體制所映襯的是民主責任制的國家治理結構的缺失。腐敗、特權、貧富分化和官本主義的盛行，強化了民眾的仇官、仇富心理，削弱了黨和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代表形象的公信力，危及黨和政府執政的正當性。

最后，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導致人的現代化，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社會群體推動著國家治理制度的現代化。專家學者、媒體記者、律師、工程技術人員、辦公室職員等中產階層是現代化的產兒和載體，他們率先具有現代公民意識，強烈要求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并成為活躍的意見領袖或社會政治活動家。農民工已經不同于傳統的農民，這部分農民的工人化、市民化的生產生活方式使他們接受了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而具有了強烈的現代意識。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互聯網的普及以及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青年人群比起中年人和老年人在政治參與愿望和能力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社會現代化的深入推進導致現代化人群的“政治參與浪潮”和“期望值的革命”。現有的國家治理體制在接納政治參與方面的制度容量和滿足人們對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共服務的期望的能力方面都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和政府主導的現代化模式使得黨和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處于關鍵位置，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沒有國家治理的轉型和現代化，經濟社會等方面現代化就難以進一步深入推進； 不推進國家治理改革，市場化改革也難以走向深入。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對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浪潮沖擊的一種積極的和主動的回應。若無這種積極和主動的回應，則可能出現全面的、系統的國家治理危機甚至導致國家治理失敗，現代化進程將因此而中斷。

三、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個制度體系，包括了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政黨治理等多個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乃至區域與全球治理中的國家參與等多個層次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國家治理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于各領域改革發揮著統領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是對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國家治理制度的全面改革、系統改革和綜合性改革，其目的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而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提高國家治理水平。

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已經就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出了總體部署，提出了路線圖和時間表。這里我想就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點任務談談自己的觀點。

( 一) 進一步放權和分權，讓各類治理主體在國家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民生與民權的改善和可持續穩定等三大國家治理目標，僅靠各級黨委和政府是不夠的。因為他們所掌握的資源、信息和知識都是有限的，理性和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全能全控型的國家治理模式需要轉向一核多元良性互動合作管理的國家治理模式。為此需要向市場和企業放權，向社會組織放權，向基層自治組織和地方政府放權，同時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司法機關之間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相互分離和制約，倡行社會參與和監督，做強做大各類治理主體，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使得11 根制度支柱均衡發展，共同支撐國家治理大廈，合力實現國家治理目標。

( 二) 以民主責任制建設為方向完善國家治理結構

現代國家是一個由民眾授權向民眾負責且民眾可問責的國家。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需要以民主責任制為方向優化國家治理結構。人大代表向選民負責、黨代會代表向黨員負責、人大常委會和黨委會向人大和黨代會負責、行政首長和黨委書記分別向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和黨委會負責的責任鏈條應當完整，薄弱環節應當加強。選舉改革應當加強選舉的自由選擇性和競爭性。兩次選舉之間，人大常委會和黨委會作為民意代表機關和黨內代表機關其決策權能和監督權能需要進一步加強，同時應保證書記和行政首長執行權的集中和完整。逐步探索黨委委員進入人大常委會任職并實現專職化( 常委和書記除外) ，并不再兼任黨內和政府內其他職務，同時強化其對政府組成人員提名審查、行政監察和財務審計、預算審議、編制和薪酬審查、行政首長彈劾等職權。條件許可時推進書記經過依法民主選舉擔任行政首長，黨委常委經過政治任命擔任相關政府部門首長，并保證行政首長對政府組成人員的提名權，強化政府的行政執行權能。

( 三) 健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負反饋調節機制，實現可持續的穩定

負反饋調節機制利用系統中信息溝通的多通道和衡平糾偏機制使輸出起到與輸入相反的作用，消除系統輸出與系統目標的誤差和偏差，使系統在動態調整中實現長期穩定。政治溝通中如果只有上下級黨政機關之間單一的信息溝通渠道，就會出現下級對政策執行效果“報喜不報憂”的正反饋，從而使錯誤的政策得不到及時的糾正并最終導致系統的崩潰。在公共權力侵犯私權利的場合中，如果缺少獨立于行政權的獨立公正的第三方仲裁機構發揮衡平糾偏作用，官民沖突將會愈演愈烈。保證專家學者和媒體記者的言論自由，發揮好民間專業民意調查機構的作用，有利于獲得政策執行效果客觀真實的評價信息，從而發現問題及時糾偏。保證法官和律師在司法裁決中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有利于發揮法律的衡平糾偏作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執政黨和政府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將會促進各類治理主體共同遵守憲法和法律，實現規則和程序之治。

( 四) 發展決策咨詢系統健全協商民主，提高公共政策決策質量

謀斷分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現代公共決策體制發展的一個新趨勢，與此相適應，決策咨詢作為一種新興的“智力服務業”得以發展起來。協商民主作為對代議制民主的一種補充這些年來也得到廣泛的應用。他們對于提高公共政策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提高立法和公共政策決策質量，提高國家治理水平，可考慮發展相對獨立的決策咨詢系統，將決策咨詢列為各級人大立法和各級黨政決策的必經程序以培育決策咨詢市場。同時可考慮設立各級黨委決策咨詢委員會，并鼓勵受聘的決策咨詢委員進入政協常委會任職，先咨詢后決策形成法定程序。同時可以將比較成熟的協商民主技術如協商性民意調查等廣泛地應用于各個層級和領域公共政策的決策前咨詢環節，使政策更好地反映民意。

( 五) 培養職業政治家、職業文官和法官、職業律師，推進國家治理的專業化和職業化

政治與行政、政治與法律的分離和分工，是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政治、行政、法律從業者開始分化為職業政治家、職業文官、職業法官、職業檢察官和職業律師，他們有著各自不同的專業倫理和專業能力要求。職業政治家的任務在于集中民意提出政策愿景，控制官僚機構使之服務于民眾，統籌協調整合資源，把握機會實現政策目標。職業文官的責任在于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專業性公共管理知識和技能，忠實高效地完成職業政治家所提出的政策任務。職業受保障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則就法律的適用發揮各自的專長和作用。中國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同樣需要培養自己的職業政治家、職業文官、職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依法建立各自的專業分工和職業保障制度，提高國家治理的專業化水平。

( 六) 推動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化和普及化，夯實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

以現代善治基本價值( 透明、參與、法治、回應、責任、公正、包容、效益、廉潔、和諧等) 為主要內容的核心價值體系只有內化于各類治理主體并體現在形塑這些治理主體的規則和程序設計之中，國家治理制度體系才能按照善治的要求有效運轉，一個良好的、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真正建立，國家治理的三大目標才有望實現。為此需要各類治理主體特別是黨和政府自覺地擔當起政治社會化和政治教育的職責，推動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化和普及化，促使國民和官員普遍認同和自覺踐行核心價值體系，從而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