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學的“民主化”走向與哲學的自我啟蒙

人的心靈的“自然趨向”并不等于它就是合理的，正如康德通過“理性批判”，揭露理性的“自然趨向”的佞妄一樣，洞察并揭示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和“貴族心態”背后所蘊含的“野蠻”本質，自覺并反省哲學這種“高貴的野蠻”與現實的人的存在相敵對的本性，并在此過程中，推動哲學走向“民主化”，深化哲學的自我啟蒙，這是現當代哲學值得關注的重大趨勢之一。

具體而言，現當代哲學反省“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并推動哲學走向“民主化”的趨勢，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哲學與現實生活關系的顛倒，這標志著哲學放棄了對現實生活的宰制欲望，自覺承認自己只不過是豐富多元的生活樣式、生存經驗、文化形態等組成的現實生活世界中的普通一員。其次是哲學與“他者”關系的顛倒，這標志著哲學放棄了以自身原則作為絕對標準來規范與此原則異質的存在的總體性、排他性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并以捍衛、守護“他者”和異質性存在作為哲學的重要任務和使命。最后是哲學與批判關系的顛倒，這標志著哲學放棄了免于批判和質疑的話權霸權，而把接受質疑和批判視為哲學在當代獲得合法性的重要條件，把能否自覺地為對自我的質疑和批判留出空間，視為“現代哲學”區別于“傳統哲學”的重要分界線。

推動哲學放棄“特權主義欲求”和“貴族心態”的第一個強有力的理由就是當代哲學所獲得的這一洞識：在“哲學”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比哲學更為基礎、更為廣闊和開放的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對于這一無限豐富多樣、不斷生成和創生的世界，哲學所能采取的合理立場和態度就是，承認生活世界相對于哲學所具有的優先性，并且把自身置于這一世界中，尋求恰切的自我定位。這里包括兩層基本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哲學地位的位移”，即哲學從凌駕于現實生活世界之上的王者和霸主位置下降到現實生活中，哲學的“王位”被廢黜而成為現實生活中與其他意識形式、存在形態、生活經驗等“平起平坐”的存在，哲學的“特權地位”與“貴族身份”由此被徹底褫奪而下降為“平民”。這一變化可稱為哲學的“世俗化”。第二層含義是“哲學功能的位移”，即哲學從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審判者”的角色，轉變為現實生活的“理解者”和“推動者”。

在現當代哲學史上，馬克思是實現哲學的地位和功能這種位移的重要人物之一。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傳統的闡釋經常僅從馬克思批判舊哲學在“世界本原”問題上的虛妄立場的視角入手。事實上，馬克思的這種批判在更深的層面上指向了傳統哲學企圖從抽象觀念和原則出發，強制性地要求和規范現實生活的獨斷主義和教條主義思維方式與理論原則，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黑格爾派“認為宗教、概念、普遍的東西統治著現存世界”的觀點，指出他們“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11]，所針對的正是這種以觀念來強制現實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原則。與之不同，馬克思的哲學“不是從觀念出發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解釋觀念的形成”，其“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要求從其“現實生活過程”出發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依此思路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他們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他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12]。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帶有決定性意義的顛倒，哲學曾經享有的特權地位被“粗糙的”物質生活所取代，后者構成了前者的深層根據和基礎。哈貝馬斯在《后形而上學思想》中指出，現當代哲學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就是把馬克思的上述思路推向一個更徹底的方向，無論是實用主義思潮還是舍勒的知識社會學，抑或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分析，都“證明了我們的認識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學的實踐以及我們與人和物的交往中”[13]，哲學的地位和功能由此實現了徹底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