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町村兩類自治團體為農村地區的話，戰后日本農村地區均建立了議會并設立了教育委員會等專門機構，并且直接選舉町村長。在人口非常稀少的農村地區，也可以直接以全體居民大會代替議會。除了民主自治選舉這一新的特點，戰后日本農村行政治理方面還有以下一些獨特的地方：

1.經過合并的町村，大致人口規模在8000上下，因此傳統的自然村依然以“大字”、“部落”的形式得以保存，繼續在生活和生產方面發揮了共同體的作用，形成了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雙軌制格局。大致公務政事按行政村組織行事，而像消防、社交、傳統宗教和文化活動則主要以自然村組織。

2.除了行政村組織外，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農協”在農村治理方面也發揮了巨大作用。農協組織根據農協法建立，并達到了100%的農戶加入率。農協以行政村為基本單位，并且實現了縣級聯合會和全國中央會的多層網絡，將全國農民聯合成了一個整體，在代表農民階層爭取政府支持和保護上發揮了巨大的組織優勢。在經濟上，農協通過村級組織擴大了農民的經營規模，并且通過縣級組織壟斷了農村商業市場，農民90%左右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采購是通過縣級經濟聯合會實施的，把農村商業利潤留在了農民手里。農協還通過全國中央組織建立了農協銀行和保險等金融業務，把農村金融行業控制在了農民手中，防止了城市資本的入侵、甚至還可以運用農村的資金剩余攻入城市海外商業和金融產業，為農民謀取更大利益。事實上，目前農協的商業和金融保險業是農協組織的最大利潤來源，也是為農民增加收入的最大渠道。農協由于以行政村為基本單位，同時也深入自然村，形成聯誼組織，因此它的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也彌合了農村行政村和自然村雙軌制的裂縫，起到了配合行政系統團結農民的凝聚作用。因此，日本農村除了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雙軌制外，農協和行政系統又形成了一種相互合作的雙軌制，構成了日本現代農村治理的最大亮點。

3.由于有了農協中央會這樣的農民階層代表組織，日本農民在戰后日本社會的每一大進步出現時，都及時地通過和政府的溝通，享受到了社會向農民返回的紅利。其最顯著的標志就是日本政府和城市同步、及時向農村提供了各種公共服務，在消滅城鄉差別上走在了世界各國的前列。比如，筆者在進行日本農村工業化研究過程中發現，構成日本農民從事非農職業的渠道，有相當部分（約三分之一）屬于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農村公共服務職位，比如農村的教師、警察、消防員、農機員、社會保障機構人員、農協干部等等，這些都是通過國家財政雇傭的人員，和城市體系是一樣的，基本都由農民自己出任。

進入21世紀，日本農村行政治理改革進入了第三階段。

21世紀伊始，日本農村又進入了第三輪行政單位大合并——平成大合并。1999年時共有3232個市町村自治體，到2006年時只剩下了1820個，減少了約三分之一。至2013年，進一步減少到了1719個 。

這次大合并的目的，一是壯大地方自治體的規模，節約行政費用，提升實力，以利于地方分權，實現和中央的對等平權關系。二是適應城市化的發展，確立適度規模的城鄉結合、功能完備的居民生活圈。在合并以后的1719個自治體中，行政市為789個，行政町為746個，行政村只剩下了184個。如果以町村為農村行政，那么城市和農村行政單位已基本相當，如果以市町為城市行政，以村為農村行政，那么農村只有城市的八、九分之一了。

上述數字反映出日本農村治理的最大問題，在于農村人口的急劇減少和人口老齡化。尤其是以村為行政單位的自治體，人口老齡化率明顯要高于市町行政區域。再過10年，也許以村為行政單位的農村區域將難以為繼了。這是一個擺在日本面前的巨大難題。

以上從幾個主要方面對現代日本農村的改革歷程進行了大致的回顧。我們既看到了日本社會迅速發展的一面，也留意到了日本農村治理問題的一面。我們相信，當我們思考中國農村今后的改革時，這些正反經驗教訓無疑會幫助我們選擇正確的方面，避免重大失誤，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這些總結只是一家之言，還需要學術圈的共同討論。

（作者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