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鄉收入不平等與城鄉消費不平等的演變

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之間的差距或不平等不僅表現為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還表現為城鄉居民消費的差距。一種衡量城鄉消費不平等的指數，是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占該地區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重與地區城鎮人口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重之間的比例。如果這個比例等于1，說明城市消費的比重與城市人口的比重恰好相等，意味著城鄉之間居民消費是完全相等的。如果這個指標大于1，說明城鄉消費是不平等的。

根據我們的省級數據，1978年，全國城鄉消費不平等指數的均值為2.15，到2012年，這個指數的均值降到1.41，下降了34%。1978年，這個指數的最大值為3.19，2012年最大值為1.81，下降了43%。1978～2012年，全國城鄉消費不平等指數的均值為1.57，最大值為3.22。顯然，與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同，城鄉消費的不平等趨向于縮小。

為了考察導致城鄉消費不平等縮小的原因，我們基于1978～2008年包含566個觀察值的非平衡面板數據，建立了一個回歸模型。被解釋變量是城鄉消費不平等指數。由于收入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鄉消費不平等一定會產生影響，因此，城鄉收入比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此外，從城鄉消費不平等的指數構造中可以看出，人口城鄉分布對這個指數的大小有顯著影響，因此，我們將城市化作為另一個解釋變量。最后，控制變量包括各地區初始的城鄉消費不平等水平、財政農業支出比重和金融機構農業貸款比重。所有變量均取對數。

在截面固定效應的最小二乘法估計下，調整后的R平方為0.74。具體的回歸分析結果是，首先，初始年份的城鄉消費不平等與后來的消費不平等呈負相關，系數值為-0.05，但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地區城鄉消費不平等的演變與其初始的狀況關系不大，不存在一個共同的有條件的收斂特征。其次，城鄉消費不平等與城鄉收入比呈正向關系，估計系數值為0.48，t統計為13.84，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必然會造成城鄉消費不平等指數的上升。但由于系數值小于1，也說明城鄉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變化，不會完全對城鄉消費不平等造成沖擊，根據估計的系數值，如果城鄉收入差距擴大1倍，只有不到一半的影響會傳遞到城鄉消費不平等上來。再次，城鄉消費不平等與城市化呈反向關系，估計系數值為-0.59，t統計為-24.24，在1%水平上統計顯著，說明城市化是影響城鄉消費不平等演變的重要因素，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鄉之間消費的不平等逐漸縮小。最后，反映政策作用的兩個變量——財政的農業支出和農業信貸，前者雖然系數為負，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后者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金融機構農業貸款比重的上升擴大了城鄉消費的不平等。

需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是，如果初始的城鄉消費不平等對此后該指數的變化有影響，我們就可以不太嚴格地說，城鄉消費不平等存在收斂特征，即給定系數值，初始不平等程度越高，后來的不平等程度縮小的幅度越大。我們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模型設置的變量不變，在一個普通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計下，調整后的R平方是0.50，初始城鄉消費不平等的系數是-0.06，t統計是-1.55，在5%水平上不顯著，說明地區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收斂趨勢。但是，每個地區內部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收斂特征，我們的研究證實了這一猜想。將每個地區的虛擬變量分別與初始的城鄉消費不平等指數相乘，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剔除常數項，其他情況不變，再次估計的結果，調整的R平方值為0.51，每個地區初始城鄉消費不平等變量的估計系數都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并且皆為負數，但系數值不同，東部地區為-0.11，中部地區為-0.12，西部地區為-0.05。這意味著，雖然地區之間的城鄉消費不平等沒有一個共同的收斂特征，但粗略地說，每個地區內部存在共同的收斂特征，也可以說是存在著“俱樂部收斂”。東部和中部地區的收斂特征相似，收斂速度快于西部地區。

城市化、財政支出政策與城鄉公共服務差距

除了收入、消費的差距外，城鄉之間在基本公共服務包括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我們收集的數據涵蓋了城鄉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可以在總體上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的事實。

在醫療衛生方面，1991～2012年間，全國農村與城市新生嬰兒死亡率之比的均值為2.44，最高值達到3.03；農村與城市嬰兒死亡率之比的均值是2.76，最高值達到3.35；5歲以下農村與城市兒童死亡率之比的均值為2.86，最高值達到3.40；農村與城市孕產婦死亡率之比的均值為2.00，最高值3.04。總體上看，各項反映醫療衛生服務指標的均值都在兩倍以上，最高值都在三倍以上，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效果遠低于城市。不僅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效果低于城市，而且醫療衛生的物資條件也不如城市。2008～2012年間，城市與農村相比，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的均值為2.32，最高值達到4.32。城鄉差距明顯。但從動態的角度看，20年來，這些差距趨向于縮小。以1991年與2012年進行比較，農村與城市新生嬰兒死亡率之比由3.03降到2.08，嬰兒死亡率之比由3.35降到2.38，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之比由3.40降到2.75，孕產婦死亡率之比由2.16降到1.15。

在教育方面，至少從政府財政支出角度看，城鄉差距得到了明顯改善。我們構造了一個比率，或者稱作教育支出公平指數：分子是農村普通中學（小學）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普通中學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總額的比例，分母是農村普通中學在校人數占普通中學在校總人數的比例，二者之比就是衡量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對農村來說是否公平的指數。如果這個指數等于1，意味著占在校學生例如40%比例的農村中學生得到了相應的財政教育支出比例的40%，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絕對公平的。如果這個指數小于1，對農村就是不公平的。在我們的數據中，1996～2012年，農村普通中學教育公平指數的均值為1.27，最高值為2.49。這表明財政性教育支出對于農村來說不僅沒有出現不公平，而且由于這個指數大于1，顯示出財政性教育支出向農村傾斜的事實。從動態角度看，這個指數的均值也由1996年的0.86，上升到2011年的2.49。與衡量農村普通中學財政性支出不平等指標相似，同樣方法衡量的農村普通小學財政性支出不平等的指數，從1996年到2012年，其均值是1.03，最高值是1.58。這個結果表明，在農村小學方面的教育支出基本上是完全平等的。從動態角度看，它也同樣經歷了由不平等到平等的過程。數據顯示，這個指數由1996年的0.87上升到2011年的1.58。

在社會保障方面，衡量不平等的指標是城鄉基本養老保險人均基金支出比例。這個比例越高，對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越不公平。數據顯示出，2010至2011年間，從均值看，城市是農村的28倍，最高值達到73倍。除了養老基金指標外，還有代表社會服務的城鄉民政部門人均醫療救助支出之比指標，從數據看，2010～2012年，其均值在1.75倍，最高值達到4.3倍，城鄉差距也是存在的。此外，城鄉公共服務不平等在地區之間也存在差別。就城鄉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的比例來說，東部地區的均值（2.18）小于中部地區（2.38），而中部地區又小于西部地區（2.42）。就城鄉基本養老保險人均基金支出比例來說，東部地區的均值（24.19）小于中部地區（32.18），但中部地區大于西部地區（29.34）。

我們深入分析的重點是城市化和財政支出政策對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存在怎樣的影響。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由于衡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的指標不同，城市化和財政政策的影響也不同。例如，當被解釋變量是城鄉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數時，在截面固定效應的最小二乘估計下，城市化的影響系數為-2.52，t統計為-2.66，而財政醫療衛生支出比例這個變量的估計系數也是負的，但在統計上不顯著，這個結果意味著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助于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在這方面的差距，但財政政策沒有什么影響。再如，當被解釋變量是城鄉基本養老保險人均支出比例時，在截面固定效應的最小二乘估計下，城市化的估計系數為2.87，t統計為2.01，而財政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比例這個變量的估計系數為3.69，t統計為3.53，這個結果意味著城市化和財政支出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擴大城鄉社保福利差異的效應，財政支出的城市偏向特征確實存在。最后，如果被解釋變量是農村普通中學相對于在校人數衡量的財政支出比重，在普通最小二乘估計下，城市化的系數為-0.56，t統計為-2.85，城市化的平方項估計系數為0.01，t統計為3.14，而財政性教育支出變量系數的估計值為-2.60，t統計為-3.02，教育支出平方項系數的估計值為0.10，t統計為3.15，這些變量在統計上都具有顯著性。這個結果表明，城市化和教育支出的財政政策二者對農村教育支出不平等的影響都是非線性的，呈現U型曲線關系。

結論與政策建議

城市化進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城市化路徑又可分為集中型和分散型。政府政策更偏愛以發展小城鎮為主的分散型路徑，而市場選擇更青睞人口和資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路徑。我們以城市人口密度表示集中型道路，以城市數量表示分散型道路，經驗研究結果表明，集中型路徑與城市化呈現非線性的U型關系，而分散型道路對城市化水平的影響在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鄉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已成為事實。由于城市勞動力市場存在所有制分割，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非國有部門，接受低于國有部門水平的平均工資。國有部門工資相對非國有部門工資的比例在改革開放后逐漸上升，近些年更加顯示出制度性因素對工資水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農民工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活動，但城鄉收入不平等的狀況沒有改變，甚至會隨著工資差異的擴大而加劇城鄉收入差距。我們的研究結果初步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與城鄉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的事實相反，城鄉消費的不平等程度卻在逐漸縮小。我們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縮小城鄉消費差距，政府擴大農業財政支出對城鄉消費差距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影響，而金融機構增加農業貸款有助于縮小城鄉消費不平等。我們沒有發現地區之間城鄉消費不平等具有共同收斂速度的證據，但是，我們證實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區內部存在共同的收斂特征。

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影響因素的計量分析表明，城市化和相應的財政政策，都是影響城鄉公共服務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方面，這兩個變量分別獨立地發揮不同作用，例如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助于縮小城鄉每千人口醫療機構床位

服務的差距，但財政醫療衛生支出比例的擴大對此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影響。在某些方面，它們會共同發揮作用，例如，城市化與財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對于縮小農村普通中學和普通小學教育資源不平等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們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的財政政策具有偏向城市的傾向。

因此，我們的研究結果至少在三個方面具有明顯的政策意義：第一，城市化政策要尊重人的市場選擇，大中城市和中小城鎮都需要向流動人口開放，小城鎮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第二，調整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固然重要，但是，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妨礙了流動人口在城市獲得平等的工資。因此，政府應當在城市化過程中，將一部分工作重點放到建立城市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上，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第三，政府需要調整財政政策偏向城市的傾向，公共財政支出的重點應放在保證城鄉具有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同時，清除阻礙城市化的障礙，通過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使更多的人分享城市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從而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目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新型城鄉形態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0BJY036）

參考文獻

劉鶴，2009，《世界市場和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均衡》，《比較》輯刊，第45卷。

王小魯，2010，《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第10期。

Lewis, W.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22, pp.139-191.

Lipton, M., 1984, "Urban Bias Revisi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20, pp.139-166.

英文摘要

How to Rectify City Inclination in the Policy on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alysis based on the 1978-2012 Provincial Panel Data

Chen Ping   Li Ping

Abstract: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ath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gap in income, consumption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using 1978-2012 provincial panel data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irstly,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ized and dispersed urbanization paths 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the centralized path characterized by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s more helpful to improve urbanization level; secondly, at the given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segmented ownership in the city labor market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expansion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rdly, although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may widen in the future,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between them continues to narrow with the rise of urbanization level, despite that the narrowing speed may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reas; finally, in terms of how urbanization and fiscal policy influence the urban-rural gap in basic public services, both of them can produce the effect of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gap in per capita social insurance and welfare expenditure.

Keywords: urbanization path, fiscal policy, urban-rural income gap, urban-rur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作者簡介】

陳萍，遼寧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著作有《制度變革、結構調整與區域經濟發展》等。李平，遼寧大學比較經濟體制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微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企業創新：困境與出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