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在提出憲法修改草案和國民投票兩個程序中受制于變換不定的國內政治條件，所以安倍政府修改憲法第九條能否成功殊難預料。而改變憲法解釋的方式既無法律障礙又不受民意直接干預，因此成為安倍政府的首選。即便如此，來自政府內部的反對和民心向背仍是安倍政府在試圖改變憲法解釋時不得不考慮的重要政治因素。

【關鍵詞】安倍政府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    集體自衛權

【中圖分類號】D73                       【文獻標識碼】A

所謂集體自衛權，一般是指：在與本國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使用武力進行干預和阻止的權利。近年來，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已經成為日本國內政治生活中一個備受關注的政治議題。自從執掌自民黨大權以來，安倍通過一系列類似的言行向外界傳達了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那就是，在其執政下的日本將繼續不遺余力地推動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政治和法律進程。

然而，對于安倍政府而言，行使集體自衛權政策目標的實現與否根本上取決于其能否成功突破現行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所設置的法律障礙。實際上，安倍反復強調改變有關集體自衛權憲法解釋的政治意圖即在于突破這一障礙。一方面，因為現行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被此前的歷屆政府解釋為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所以，對于安倍政府而言，只有通過修改憲法第九條或者改變政府憲法解釋的方式，才能使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于法有據；而另一方面，相對于改變憲法解釋而言，修改憲法第九條所需的復雜的政治和法律程序決定了其耗時更長且伴隨更大的政治風險。

因此，為使行使集體自衛權合法化，改變憲法解釋無疑是安倍權衡利弊之后的最佳選擇。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安倍政府在推行改變憲法解釋的政策時毫無顧忌，因為來自政府內部以及國民的反對都是其不得不考慮的政治因素。

日本政府對憲法第九條的解釋

日本國內所有關于集體自衛權的法律和政治爭論皆源于現行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根據該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并為實現這一目的而“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對于憲法第九條與行使自衛權的關系問題，吉田茂首相于1946年6月26日在當時的帝國議會眾議院答辯中作出的解釋是：雖然該條第一款有關放棄戰爭的規定并沒有直接否定國家行使自衛權，但是第二款中不承認一切軍備和交戰權的規定所產生的結果是，即便是以行使自衛權為目的而發動的戰爭以及以實施自衛為目的的交戰權也已經被放棄。①在吉田看來，在憲法第九條第二款“不承認一切軍備和交戰權”的規定之下，日本是不能行使自衛權的。

雖然從表面上看，吉田解釋并沒有直接涉及集體自衛權的問題，但是，因為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已將國家自衛權的含義解釋為包括單獨自衛權和集體自衛權，所以，“日本放棄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吉田解釋應被理解為一種“全面的放棄”，亦即日本根據憲法第九條所放棄的不僅僅是單獨自衛權，而且還包括集體自衛權。

吉田首相“全面放棄行使自衛權”的憲法第九條解釋在1950年代日本國內圍繞自衛隊的合憲性問題而展開的討論中被加以修改。根據吉田“全面放棄自衛權”的解釋，既然日本已經放棄了自衛權，那么不僅作為行使自衛權之手段的自衛隊的建立缺少憲法依據，甚至連其建立本身也已經變得毫無必要。但是，對于日本而言，迫于美國的壓力，自衛隊的建立又不得不為之。為此，如何解決自衛隊建立的合憲性問題便不可回避。對此，日本政府采用的方法是將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由“全面放棄行使自衛權”變更為“部分放棄行使自衛權”，即轉而將第九條解釋為：允許日本在為防衛本國之目的的最小限度范圍內行使自衛權。基于這種解釋，作為行使這種權利之手段的自衛隊的建立也就理所當然地獲得了其合法性。

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在對憲法第九條由“全面放棄行使自衛權”到“部分放棄行使自衛權”進行解釋變更的同時，還通過在國會的多次政府答辯，更加直接地明確了該條規定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關系，即：憲法第九條所允許行使的自衛權應當限定在為防衛本國之目的的最小限度范圍內，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被認為超出了這一最小限度范圍，因此是不被允許的。這一關于憲法第九條與行使集體自衛權之間關系的解釋被此后的歷屆日本政府所沿襲，即便在六十余年后的今日依然如此。

通過修改憲法行使集體自衛權

既然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是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根源所在，那么，對于極力推動行使集體自衛權合法化的安倍來說，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無疑便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實際上，戰后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一直以來都將修改憲法作為其長期追求的綱領性目標，而自民黨內的一些保守政治家更是將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第九條作為持續批判的對象。②可以說，修改憲法是戰后日本憲政史上一個不衰的話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致使日本政治生活中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思潮由最初的暗流涌動變得日益顯在化。特別是近年來，執政的自民黨內有關修憲的言論盛行，為修憲營造社會輿論、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的動作頻仍且步伐加快。安倍執政之后，更是高舉憲法修改的大旗，將修改憲法作為其執政的優先課題之一。

在修改憲法方面，可以說安倍的前任為其留下了較為豐富的政治遺產。2000年，執政自民黨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設立了憲法調查會，負責調查研究包括憲法修改在內的相關問題。2005年，兩院的憲法調查會相繼公布了各自的調查報告。總的來說，兩份報告均對修改憲法持肯定態度，這樣就結束了長期以來國會圍繞是否修憲進行爭論的歷史，使得修憲進程由爭論是否修憲的第一回合進入如何修改階段。這一成果使得安倍得以脫身于是否修憲的糾纏，轉而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解決如何修憲的具體問題中。也正是這一有利條件，促使安倍在其第一次執政后于2007年推動通過了為修改憲法設定國民投票程序的《國民投票法》，從而向正式修改憲法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安倍政權為推動修憲進程所做的種種努力使其背后所隱藏的試圖為行使集體自衛權松綁的政治意圖昭然若揭。但從當前日本的政治現實來看，安倍上述政治意圖能否實現，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兩點。

首先，雖然日本國會已經明確了對憲法進行修改的大方向，但是，就是否應將現行憲法修改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國會內部仍存在較大分歧。而在憲法修改程序中，這一分歧必將影響到憲法修改草案的提出。日本國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該憲法的修訂，必須經各議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但是，考慮到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關于如何修改憲法第九條與自民黨尚存在分歧，加之日本共產黨和社民黨一貫堅決反對修改憲法，因此，可以說，日本國會能否就修改憲法第九條向國民提出用以投票的憲法修正草案存在疑問。而如果國會無法提出憲法修改草案，那么后續的修憲程序便自然無法推進，因此，安倍通過修憲為行使集體自衛權松綁的政治意圖也就難免觸礁擱淺的命運。

其次，根據《國民投票法》，國會提出的憲法修改草案只有獲得國民有效投票總數中過半數的贊成票才能通過，因此可以說，國民的支持乃是安倍成功修憲必須跨越的最后一道門檻。然而，就目前情況來看，安倍試圖通過修憲為行使集體自衛權松綁的政策很難獲得多數國民的支持。這一結論有以下幾個事實作為支撐。第一，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樣，因為“修憲討論并非依據憲法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是出自當局的政治需要”，特別是“修改第九條的論調實際上并非民間的要求，而是以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為中心，由日本統治階層的政治性圖謀引發的”，③這就使得修憲的提議從一開始便與民意嚴重脫節。第二，在2007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雖以“修改憲法”為選舉旗號，結果卻遭遇慘敗，直接導致安倍于當年8月辭去首相之職。可見，日本國民以手中的選票表明了其對缺乏國民充分討論的修憲活動的消極立場。第三，日本共同社于2013年8月26日公布的一份輿論調查顯示，在所有受訪者中，對通過修改憲法第九條行使集體自衛權持支持立場的僅占24.1%。這一定程度上說明，盡管安倍政府不遺余力地為修改憲法第九條造勢，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日本國民對此并不買賬。

綜上所述，雖然修改憲法第九條可為合法行使集體自衛權“永除后患”，但由于國內政治現狀以及民眾支持的持續低迷，修憲最終能否成功殊難預料。也許正因為如此，安倍才在不斷摸索和挫折之后改變思路，轉而尋求更加具有可控性、可預見性且政治風險更小的策略，那就是改變政府對憲法第九條的一貫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