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8日，陳云批評了計劃經濟的弊端。他認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部分，一為計劃經濟部分，二為市場調節部分；而且，在今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部分不是此漲彼消的關系，而是都要相應地增加。27后來他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輔”。

同年11月26日，鄧小平劃時代地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鄧小平認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可以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28鄧小平的提法與1958年毛澤東的提法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又比毛澤東前進了一步，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認為社會主義并不排斥市場經濟，而且可以搞市場經濟，其目的是利用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

1981年11月至1982年1月，陳云先后多次談“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29   1981年6月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起草過程中，也表達了陳云的意見：“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同時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30這是陳云的先見之明和政治智慧。的確，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作為總體設計者之一的陳云是非常務實的，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一套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很大的彈性和適應性，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創新具體的體制形式。

1982年1月25日，陳云約國家計委負責人座談加強計劃經濟問題。31陳云說，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后，仍然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國家搞計劃要有重有輕，有先有后。第一要吃飯，而且要吃飽，不能吃得太差，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設。一個國家吃光用光，那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只有吃飽后，國家還有余力來建設，這才有希望。32后來陳云還把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系比為籠子與鳥的關系。33

同年9月，黨的十二大將陳云提出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主張寫入大會報告，被確定為指導經濟建設的重要原則和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34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深入，務實主義的領導人并沒有停留在黨的十二大方針上。1984年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聽取了多方面意見后，以信函方式向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議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概括為：第一，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第二，個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第三，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在當前和今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們的方針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是用經濟手段來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并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35這表明，當時黨內最高層的政治共識仍然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但是他們在力圖尋找第三條道路，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成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形式。隨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將上述觀點寫入其中，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創意地實行了“雙軌制”的做法。一是實行計劃雙軌制，大幅度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增加指導性計劃指標；二是實行價格雙軌制，大幅度減少計劃價格范圍，增加指導價格，逐步放開市場價格；三是實行所有制“雙軌制”，一方面給全民所有制企業放權讓利，另一方面允許發展基于市場機制的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和個體工商戶。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肯定了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使城鄉市場經濟空前活躍。

第三個階段是1992年以后。這一時期主要是在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不斷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時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6這個思想成為黨的十四大報告的主調。報告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37

根據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1993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在確立了體制創新目標之后的“建立新體制”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在原有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的改革、修補和完善。這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設計和藍圖。這個決定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打破了姓“社”還是姓“資”的迷霧，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共存，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建立，也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創造力。

那么，如何處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的關系呢？這在當時經濟過熱、通貨膨脹日趨嚴重的情況下，不僅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還是一個具體的實踐問題。對此，江澤民同志提出，每個時期工作的重點可以有所不同，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有的時候強調市場作用多一些，有的時候強調國家宏觀調控多一些，但切不可在強調一個方面的時候，忽視以致放松另外一個方面。38客觀地講，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我國的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體系還不完善，市場競爭還不公平和透明，這就需要在微觀經濟放開激活的同時適當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先是首次實現了宏觀調控的軟著陸，后是有效地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