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鞅以法治國思想的精華是2300多年傳統中國以法治國思想的最高成就。商鞅以法治國中的法治是治理國家的最好方法，其法治思想體現了強國利民因循的原則；同時，商鞅提出并踐行了法治是人人平等、法治高于權治、法治就是治官、法治就是利民愛民、法治就是法官獨立、法治就是普法等思想。商鞅的法治思想對于當前中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現實借鑒意義。當代中國的法治應汲取商鞅法治思想的精華，創造法治建設的新版本。

【關鍵詞】商鞅  現代國家  治理體系  依法治國

【中圖分類號】K825.19             【文獻標識碼】A

如果說法律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標準的話，那么法治就是現代治理的第一個標志。中國有5000多年的悠久歷史，以成文的法律來治理國家也有2500多年的歷史，然而其中的4800多年都處在人治、或人治大于法治的歷史時期。自秦始皇后期到漢唐宋、乃至明清所實行的法，雖然有秦律的影子，卻無商鞅以法治國的核心和精華。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中，盛行賢人政治崇拜、明君崇拜、人治崇拜、人治迷信，卻少有法治崇拜、法治信仰。商鞅在秦國以法治國的實踐，為中國此后的大一統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礎。在今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社會、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的偉大實踐中，讓商鞅的以法治國思想再次閃耀出時代的光芒。拭去歷史的塵埃，剔除商鞅思想中的糟粕和局限，從商鞅的以法治國思想中，發掘出依法治國的現代元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法治取代人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現代治理的第一個目標，就是使國家治理從人治走向比較徹底的法治，或者從吏治為主轉變為法治為主。法治是現代治理的第一個標志。

以法治國不是商鞅的發明和創造。商鞅之前的華夏歷史中有許多以法治國的元素。夏朝已經產生了《禹刑》，商、周兩朝也分別有《湯刑》和《九刑》等法律。管子是法家的第一位先驅者，記載他言行的《管子》一書首次使用了“以法治國”的提法。春秋時晉文公采用狐偃的建議，實行“信賞必罰”、“法行所愛”（《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春秋末期鄭國第一次公布了中國的成文法——子產的《鑄刑書》（公元前536年）；公元前513年由晉國第二次頒布了成文法《鑄刑鼎》；魏國的李悝在魏文侯時著《法經》。

但只有在商鞅治理秦國時，以法治國的思想才得到系統的論述，才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全面和徹底的實踐。商鞅之法有刑法，但絕不僅僅是或者主要不是刑法之法，他的法是變法之法、政法之法、法律之法、權力利益之法、農戰之法、軍功之法，更根本的是，這個以法治國之法，是愛民利民之法，是強國之法。法治與人治相對。商鞅并不否定德治、人治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時代必須有不同的治理之法，法治必然取代人治。在古代，“民樸以厚，故先德而防”，但是，“今之民巧以偽，治于今者”，只能“前刑而法”（《開塞》），法治取代人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畫策》）。

治國最好的辦法就是行法治。“法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定分》），“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開塞》），對老百姓最有利的法理方法，就是通過立君行法來治理國家。“法者，國之權衡也”（《修權》），法是國家衡量是非的標準。法治的基本表現就是國家按法律處理一切事務，有了嚴格的以法治理的規則，就從人治變為法治，也就是“治不聽君，民不從官”（《說民》），官吏依法辦事，不必聽命于君主，老百姓遵法辦事，不必聽從官吏意志。“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錯法》）。推行法治，民眾就沒有犯罪的邪惡行為；發動戰爭，就會造就干練的人才；實行賞罰，軍隊就會強大。這三個方面是君主治理國家的根本。“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君臣》），明主“不可以須臾忘于法”，“法任而國治矣”（《慎法》）。明君如能以法治國，必將“天下大治”（《定分》），否則，就是“國失法則危”（《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