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養老金制度，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在信息時代，“盡管科技進步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到更高層次，但缺乏保障和收入分配不均在當今世界普遍存在”，“新的風險管理理念可以幫助我們管理很多風險”（［美］羅伯特•希勒：《金融新秩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頁）。為應對經濟波動和金融風險乃至社會風險，居民和家庭不僅需要擁有貨幣和儲蓄，更需要擁有財產性收入和社會保障權益收入，將辛勤工作40年的財富按照三分法進行安排，即1／3當期支出，1／3老年支出，1／3保值財產以應對通貨膨脹等風險。這樣，既可保障當期生活需求和老年生活需要，還可擁有保值財產以抵御通貨膨脹和社會風險。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有70多個國家調整了養老金制度結構，即社會統籌（公共品）和個人賬戶（準公共品）相結合。一方面強化了國民基本養老金制度，政府確保養老金支付，該項支付約為個人退休前收入的20%～40%，克服老年貧困；另一方面，強化了個人賬戶養老金制度，鼓勵和支持雇主為其職工儲蓄養老金，個人和家庭儲蓄養老金，以改善老年生活；兩個賬戶加總的養老金替代率達到60%～80%。

中國養老金結構并非“公共品保基本”和“準公共品搞改善”的結構，而是按照身份和部門形成公共部門退休金、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政府補貼加個人儲蓄三類不同的制度安排。公共部門和企業職工養老金差異很大，被稱為“職工養老金雙軌制”，引發了一定的不滿。

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費率高、待遇低，導致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遇到阻力。主要原因有：（1）計劃內贍養負擔很重，我國退休年齡較早（50～60歲），提前退休情況普遍（平均退休年齡低于55歲，1998年國營企業減員后提前退休人員的平均年齡僅為47歲）；（2）退休人員壽命延長；（3）企業由于各種原因逃費的情況較多，養老保險計劃的實際征繳率約為20%（費率28%）；（4）企業繳費不足以支付養老金，政府不得不以個人賬戶資金替代養老金制度變革中的財政責任，陷入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混賬管理的局面，且擠占了養老金市場，計入財政專戶的個人養老儲蓄享有的記賬利息僅為銀行一年儲蓄利率，因低于通貨膨脹率和工資增長率而貶值，造成“養老金縮水”。目前，中國企業年金約3000億元，社會保障儲備基金約9000億元（假設全部用于未來養老金支付），部分省份委托投資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資金約3000億元，養老基金加總額為1.5萬億元人民幣（2362.2萬美元），是美國養老基金的1.27%。

改善收入分配政策，改變“未富先老”局面。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三大財富來源地，家庭財富總值達16.5萬億美元，（黃丹蕾：《中國成全球第三大財富來源地》，《中華工商時報》，2010年10月11日，第3版）富人財富增長速度很快，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成長不足。中國政府在2011年11月29日宣布，上調國家扶貧標準線，從2010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全國貧困人口數量和覆蓋面由2010年的2688萬人擴大至1.28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3.4％，約占全國總人口（港澳臺地區除外）的1／10。目前，未富先老主要指人口老齡化和貨幣收入的矛盾。改變未富先老局面，既要改善貨幣分配政策，更要改善資源配置和股權分配的公平化和法制化問題。例如，很多歐洲國家將居民建設住宅用地作為社會資產分為三類，即“政府擁有的廉租房用地”、“工薪層擁有的限價房用地”以及“投資用房的市場用地”，堅持“限制廉租房、保護限價房、指導投資房”的原則，規劃住宅用地，禁止少數人利用住宅用地投機。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比西方國家做得更好。

提高人口質量，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人口質量是一個國家全球競爭力的核心部分，包括受教育程度、就業率、人均收入、健康狀況、老年贍養比等。為了衡量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這一指標。人類發展指數由三個指標構成：預期壽命（從出生預測的壽命）、教育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國民收入（GNI）的對數，這三個指標分別反映了人的長壽水平、知識水平和生活水平。國家人口管理部門應當建立人口質量監測指標，與相關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項目結合起來制定發展規劃。

第一，從出生人口做起。應當強化婚檢和孕檢工作，自從中國取消婚檢制度以來，問題兒童出生率約為3%，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失誤。第二，加大人力資本投入。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后，人力資本即成為企業和國家競爭的核心資本，其作用大于物質資本，對人力的投資不再僅體現為消費意義，更加具有增值意義。針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人力資本投入不僅在于提高教育預算的比重（達到4%），更應當包含兩方面的戰略考量：一是向勞動人口投資，提高他們撫育子女和贍養老人的能力；二是向老年人口投資，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勞動能力、消費能力、納稅能力和投資能力，由老年人口作出經濟貢獻即“老齡人口紅利”。第三，實行積極就業政策，降低實際失業率。目前，我國的失業率統計并不包括大學生待業、農民失業和事業單位失業等，這種統計方式一方面掩蓋了低收入人群擴大、對控制物價的敏感度等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易導致決策層就事論事地談就業問題，忽略影響積極就業政策的諸多重要因素。

實行彈性退休政策，提高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人的價值生命周期分三個階段，即20年被撫養期、40年工作期、20年養老期。相應地，個人理財規劃應當將40年工作創造的收入和社會貢獻的40%用于養育孩子，30%用于自己生活和發展，30%用于養老（儲蓄養老金、參加醫療保險和護理保險、購買住房）。國家社會保障計劃、商業保險和銀行等金融服務機構的發展戰略乃至用人單位的成本分析，
均應當服務于居民的個人理財規劃。因此，退休年齡應當是一個變量，伴隨人的預期壽命的變化進行調整，以保持人的價值周期的和諧。工作起點晚的人，應當首先推遲退休年齡；工作起點早的人，可以在工作40年時退休，但領取國家基礎養老金的年齡要服從法律規定。

中國約在2013年開始出現勞動人口下降趨勢，雖然就業壓力仍然很大，但勞動人口下降幅度與老年人口上升幅度相當，每年約減少700萬勞動人口和增加700萬老年人口。中國退休制度具有年輕化和剛性化的特征，2013年是中國退休制度進入彈性化和逐漸提高的變革起點，根據人口結構的變化規律解決問題應當進入倒計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