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歷經磨礪，多年生聚，一路向好。但一些矛盾和問題也在滋生，正凝結成阻礙發展的困局。

一些人，尤其一些領導干部長期在一個誤區里打轉，認為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而農業是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適應的落后文明形態。由此導致一些地方一些人談農色變，得出離農越遠，離現代化就越近的結論。這是一種廣泛流行的認識誤區。

人類文明有三大基本載體，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社會分工專業化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作為最早發育起來的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榮。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相比，農業文明提供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存方式，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文明。農業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該拋棄的文明，它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關系。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舒爾茨就曾質疑劉易斯的工業化發展思想，反對以輕視和犧牲農業來發展經濟的做法，強調通過人力資本的累積和生產要素的再配置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改造。

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繼起性。后一層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層次文明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農業文明為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美國就是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然后實現工業現代化、城市現代化。基于人類文明繼起性的特點，文明的發展不可倒序。我們今天走的是劉易斯所說的外延式擴張，即先把工業、城市做起來，然后反哺農業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顯，即僅靠政策輸血解決三農問題。農業必須同時走舒爾茨所說的內涵改造的路子，像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一樣，把諸多現代元素注入農業，培育農村內生性的物質基礎，增強自身造血功能，讓農業農村農民同時實現現代化。

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有六個類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龍頭企業、小農戶。不論哪種類型，都離不開家庭經營這個核心要素。家庭既是基本經營單元，也是主體。但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強力推進土地集中連片，千方百計扶持所謂的龍頭企業，搞大規模經營，認為政府和企業才是農業經營的未來主體，這是十分荒謬的。

農產品生產相對于工業產品生產有六大特點：不可間斷、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活的生命體、遵循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兩個規律、結果只能最終一次性顯現。這六大特點決定了農業必須以家庭經營為單位，這是古今中外農業發展的基本經驗。小崗村的大包干取得成功的關鍵就是恢復了農業的家庭經營功能。農產品生產無法并列交叉作業，生產的繼起性、周期性、季節性、地域性比較強，栽種、管理、收割等各階段的勞動強度不同，要求勞動者有非常好的執行和協作精神；自然因素、外界環境等影響較大，同一地塊的農產品生長都有差別，要求團隊內勞動者之間能夠進行有效的信息溝通。這些都要求整個勞動團隊的每個勞動者都要盡心盡力，這樣的勞動團隊只有以家庭為單位才能做到。同時，農產品生產很少有中間產品，而且產品個體具有獨特性。對具體勞動者在某一單獨時期、某一批次產品的勞動質量、效率和重要性，很難具體衡量，而衡量不準就不能做到準確激勵。如果進行全過程監督考核，其成本也高到無法承受，因此，農業必須由一個最佳利益共同體經營。在各種社會組織中，只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分配中執行力最強、勞動最盡責、監督成本最低，也只有家庭能夠做到在勞動成果和利潤分配過程中矛盾最小、離心力最小。家庭是無與倫比的最佳利益共同體，只有家庭才能實現農業效益的最大化。

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不是同一個概念，兩者最根本的區別是追求的目標不同，現代農業追求的目標單一，就是經濟；農業現代化追求的目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體現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

人類農業發展已經歷了三種形態，即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原始農業就是刀耕火種的農業；傳統農業就是在一個封閉的內循環狀態下向前滾動發展的農業；現代農業就是打破了封閉的內循環格局，注入外力，拉長產業鏈的農業，就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和提升。現代農業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現代時期有兩個主要標志，即注入了兩個外力，一是化肥、農藥的使用，二是用機械代替了人力畜力；后現代時期的主要特征，是拉長了產業鏈條，建立了農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服務業的一、二、三產聯通，以及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這個產業體系就是我國現階段農業現代化需要建設的產業體系。

農業現代化，農業是本體，農民是主體，農村是載體。現代農業只要求實現“本體”的現代化，這是不完整的現代化，“主體”和“載體”如果不能同時實現現代化，“本體”農業就無法實現現代化。只追求單一的經濟目標，不追求五位一體的綜合目標不是農業現代化。因此，必須重構農業現代化體系，重啟農業現代化議程，做到“三體共化、十農并進”。三體共化，即作為本體的農業，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載體的農村要共同實現現代化。十農并進，就是要從農村人才、農民組織、農民工、農村道路、農田水利、農村土地、農產品與農資價格、農村金融、家庭農場、農村環境等方面共同建設同時推進。

總之，從理論層面上看，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建設應著力于“五個創新”：一是內涵創新，構建一、二、三產融合，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產業體系；二是外延創新，實現“三體共化、十農并進”；三是目標創新，邏輯目標是土地產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國的勞動力產出最大化。綜合目標是“五位一體”，不同于現代農業的單一目標；四是路徑創新，外延擴張帶動與內涵改造提升并重，劉易斯模式與舒爾茨模式并重；五是結構創新，重構農業生態系統。

“貨幣戰爭”的硝煙已經在世界彌漫，唯有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還處在金融盲區。農村金融是農村生產生活的血脈，但從1997年開始，原來在農村設有網點的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了降低成本，紛紛將分支機構撤離農村，對農村實行只存不貸，從農村“抽血”，輸向城市、輸向工業的一邊倒方針。中國20多年以來農貸在全部貸款總額中的占比僅5%左右，而印度約在20%左右，高的年份達到25%，有關資料顯示，印度農戶貸款率為97.1%。印度進行過三次農業革命，過去吃不飽飯，現在成了農產品出口大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金融比較適合農業發展的需要。在印度，每3-5個村開辦一個政策性銀行，為方便貸款，力求給每家都開設帳戶。剛組建不久的新一屆政府又在猛推“大眾金融計劃”，即廣泛開展為社會成員開戶的活動，以此激發社會活力，創造創業環境。這值得我國借鑒。

目前全國小額貸款公司發展較快，全國8000多家都沒有“身份證”，對其監管上也存在許多漏洞。因此，要解決農村“錢途”問題，政策性銀行必須“伸腿下鄉”，農村本土金融必須快速成長。1999年1月，國家一紙命令將4.5萬家鄉村兩級合作基金組織全部砍掉，今天看來這是過于草率之舉。如若當時進行規范整頓、扶持成長，中國今天的農村經濟社會將很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

在市場化、全球化成為不可阻擋潮流的今天，培育農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讓農民在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會“游擊戰”，迫在眉睫。首先應大力發展各類農民互助金融組織，這是解決2億多小農戶資金奇缺最有效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應鼓勵發展，放手發展，幫助發展，扶持發展。其次，從實踐看，安徽農信社改為農村商業銀行的做法值得推廣，全省83家法人機構中，全部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省社也在積極推進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統存款余額由2004年的712億元猛增到5583億元，增長了近7.9倍，貸款余額由513億元增加到3713億元，增長了7.2倍，不良貸款由39.3%下降到2.99%，歷年虧損掛賬得到全部消化，存、貸款占全省銀行的市場份額也分別達到18.26%和17.26%，服務三農能力大大增強，累計無償代發三農補貼4億筆。金農卡、社保卡和ATM機市場份額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發展中要保障為三農服務的職能須有一定的政策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