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環境教育對其生態文明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已成為制約和諧發展的瓶頸,借鑒日本成功經驗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是不錯的選擇。文章在分析日本環境教育發展歷程及成就的基礎上,從環境教育、環境政策、環境技術和環境立法四個方面分析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日本環境教育 生態文明建設 借鑒意義
【中圖分類號】X-4 【文獻標識碼】A
所謂生態文明,是指人們在改造和利用客觀世界時,遵守客觀規律,依靠有序的生態運行機制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注意保護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和有序發展的良性狀態,是一種人類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利用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的文明形態,被稱為繼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后的“第四大文明”①。生態文明建設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標,但限于經濟基礎和思想認識及政治體制等原因,各國發展程度參差有別,其中日本環境教育比較成功,對其生態文明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而我國生態文明發展則相對滯后。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
由于經濟基礎薄弱,一直以來,我國高度重視經濟建設,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這種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的政策,忽視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違背了生態發展的客觀規律,盡管GDP數字提高了,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短期效應也非常明顯,但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是令人觸目驚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主要表現在:第一,對資源的過度開采。我國人口眾多,資源需求量大,但我國資源呈現出“一多三少”的特點,即絕對數量多、人均占有量少、高質量耕地少、可開發后備資源少。這就使我國在資源的供求上發出危險的信號。據統計,我國現有的主要礦產資源數達45種之多,但至2010年能夠保證自給的只剩24種,估計到2020年,能自給的不會超過6種。第二,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土地沙漠化是指原本屬于半濕潤或者干旱半干旱地區,由于人為過度利用土地,破壞生態平衡,導致該地區土地出現沙化現象的土地退化過程。土地沙漠化是生態失衡的重要表現,由于人類對土地的過度耕種或者放牧,破壞了植被對地表的保護和植被本身的再生能力,土壤沙化面積不斷擴大。據統計,我國沙化面積達300萬平方千米,每年因土地沙漠化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40億元之多②。第三,水資源日趨匱乏。我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的國家,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2200立方米,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國水資源利用率低,循環利用技術落后,且僅有的水資源也污染嚴重。據統計,我國現有的河流中被污染的已達到河流總長的42.7%,還有75%的湖泊,33.3%的水庫,36.2%的地下水③。這些數字告訴我們,解決水資源污染問題迫在眉睫。第四,空氣污染嚴重。越來越多的霧霾天氣明確顯示著我國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而這些污染主要來自人為因素,包括工廠的廢氣排放,汽車尾氣等,尤其是大力發展經濟的今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發展迅速,這是造成空氣污染的重要原因。據統計分析,目前我國主要城市空氣質量達到一級標準的已不足4.3%④,這與國際標準相差甚遠,且每年新增的工廠和汽車數量急劇上漲,空氣污染狀況十分令人擔憂。第五,固體廢料處理乏策。固體廢料指那些來自工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固體廢棄物,常見的有尾礦、工業廢渣;生活中的塑料袋即著名的“白色垃圾”。由于工業的快速發展和城市人口的極速膨脹,這些固體廢料的數量越來越多,僅工業廢料每年就達12億噸。白色垃圾更是危害巨大,且分布最廣。目前,我國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還存在重視不夠、投入不足、效果不佳的尷尬局面。
日本環境教育的發展歷程及成就
日本在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成效卓著,在經濟上,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成為全世界公認的經濟強國;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日本通過環境立法和政府重視,為后來開展全面而系統的環境教育打開了局面。日本通過持續、務實、有效的環境教育,傳播了生態文明理念,培養了人們保護環境的習慣。特別是通過環境教育,使各行各業的人們掌握了保護生態的科學知識和責任意識,因此,研究日本環境教育的發展對建設我國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戰后,日本利用短短二十年時間快速從戰爭的廢墟中壯大起來,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得益于日本的工業發展,特別是化學工業的發展。但這也造成了日本嚴重的污染,出現了許多公害問題。特別是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水俁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米糠油事件”四大公害事件為標志,意味著日本公害教育時期的到來。在這一時期,日本在中小學開展以公害教育為主的環境教育,其教學目的在“注重培養學生對于身邊環境的主動關系意識,加深學生對環境的理解,提高學生參與環境活動的積極性,使他們通過親身的體驗能夠感受和理解人類活動和環境的關系。”⑤。首次在教科書中使用“公害”一詞,拉開了日本環境教育的序幕。公害事件也促成了日本一系列環境法律的出臺和政府機構的設置,如迫于公害事件的壓力,日本國會第一時間頒布了公害對策基本法,緊接著通產省設置了公害科,厚生省設置了公害部,顯示了日本政府應對公害事件的決心。特別是1970年,日本國會重新修訂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加大了對環境保護的力度,這一年被稱為“公害年”。這些法律的頒布和政府機構的設置,為環境教育的有效、持續開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駕護航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對環境保護的認識逐步加深,環境理念也從最初被動的公害教育轉變為主動的環境教育。歸其原因,一是四大公害產生的惡劣影響逐漸消除,公害問題淡化。二是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出現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別是家庭汽車的尾氣排放也逐漸成為影響環境的主要因素,人們從環境污染的受害者變為環境污染的施于者,反對公害的戧伐之聲變為注重環保的內心自省。各級各類學校開展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環境教育,特別是開始在大學開設環境教育的綜合性課程,培養了大量的具有環境保護技術的專門人才,這就使日本環境教育從中小學對環境的認識教育階段上升到高校對環境技術研究層面,為日本今后的環保技術應用到實踐提供了技術基礎和人才儲備。這一時期,日本政府成立了環境廳,極大提高了環境部門的行政級別,為今后環境工作的展開提供了有力的行政力量。其中,政府和民間組織的大量環保行動,也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和帶動效果。如環境廳舉辦的全國環境周活動,在這一周人們自覺參加植樹、上街撿垃圾等環保活動,非營利機構日本環境協會編寫各種環境教育資料等,都為日本的環境教育敲了邊鼓、營造了氣氛。
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的環境教育理念基本確立并逐步推廣。城市、家庭型污染已成為影響環境的主要因素,地球規模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國際機構的重視。1980年在東京召開的世界環境教育會議,極大促進了日本國民對環境教育的關注度。日本就勢提出“善待環境”、“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的生活方式”等環境教育口號⑥,加大對學校、企業和社會各類組織的宣傳教育,掀起了環境教育的熱潮。文部省還嘗試開展了學校、家庭、地區一體化環境教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保持這股環境教育的良好勢頭,日本環境廳專門設置了“環境教育懇談會”,并發表了《環境教育懇談會報告》。各級地方政府和自治體也據此報告制定了適合本地區環境教育發展的可行性政策,特別是加強對企業的環境教育,使其在發展時注意避免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既保護了環境,又節省了治理環境的資金,有力地促進了本地區環境教育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日本國會于1993年頒布了《環境基本法》,從此,日本的環境教育從法律上真正取得了自己應有地位。隨后日本政府發布的《環境基本計劃》將環境教育正式融入社會長期發展計劃當中,使其在整個社會發展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日本環境教育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以環境教育普及傳播生態文明理念。學校環境教育是日本環境教育的核心。日本政府重視在中小學開展公害教育,將環境教育內容滲透到各學科的教學當中。中學教育要求學生理解自然界諸多事物的因果關系和客觀規律,并具備一定的環境調查能力和環境檢測技術,學生需深入周邊環境調查環境保護情況和檢測周邊的水質污染和空氣質量。大學環境教育則更重視專業性和實用性,側重為社會培養專門的環境保護人才,如北海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生院下設專業為:地圈環境科學、生態環境科學、物質環境科學、大氣海洋圈環境科學,專業劃分非常明確。我國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也要高度重視環境教育的作用,在中小學、大學、大中專院校及各類民辦學校,大力滲透環保意識的教育和推廣。尤其要打破我國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的魔咒,提高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將環境教育課堂設在戶外的實際環境當中,利用實際的調查結果和檢測報告來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和決心。另外,日本的社會環境教育開展的也比較成功。通過政府、民間團體等組織的各種環境教育活動,宣傳環境保護理念,引導人們參與。如開展環境保護周活動,社區的環保示范餐廳等都起到了很好的環境教育作用。我國可以從社會環境教育入手,開展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社會環境教育,逐步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的完善的環境教育體系,使環保意識遍布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真正實現環境教育一體化。
以環境政策制定引導生態文明建設。及時、科學環境政策的制定和環保機構的設立是日本環境教育的有力支持,更是環保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因素。如通產省的公害科,厚生省的公害部,直至環境部的成立,環境保護機構地位越來越高,力度越來越大;另外,從政策上看,從公害部公布的公害白皮書到環境廳頒布的《環境保護懇談報告》,再到日本政府公布《環境基本計劃》,都充分體現了日本政府對環境工作的重視。我國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也要加大環保機構的地位和職能,及時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保護政策,以合理、科學的政策引導企業、家庭、個人的環保意識和環保責任。在宏觀上,要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離不開生態文明。”⑦制定出各類企業的污染高壓線,并堅決落實,保證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的和諧發展。在微觀上,要制定出各類企業的排放指數和污染物處理標準,并對其實行量化管理。從政策上防止企業一味地追求企業效益而不顧及對環境的破壞,引導企業在追求效益的同時,注重提高生產技術科技含量,減少排放,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加大對污染治理配套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實現企業生產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特別是對于資源型企業,還要以政策引導其有計劃地開采,杜絕過度開采,將企業的發展潛力定位在產品的深加工上,定位在資源的循環利用及利用率上。對于人們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方面,也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引導人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如少用或者不用塑料袋,生活垃圾堅持分類處理;少開私家車,多坐公共交通等。
以環境技術培養保證生態經濟騰飛。科學的環境技術是取得優異環保成績的法寶。日本的環境教育不僅普及面廣,更重視實用技術,從分析日本教育歷程得知,從高中開始,學生就要到校外實地調查和檢測環境的污染情況,這對學生實際動手能力的鍛煉是非常有效的,大學環境教育專業性更強,更重視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與之相比,我國的教育還有較大的距離。所以,我國要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首先得注重對青少年環境技術的培養,重視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培養真正能適應各種實際工作環境的環境保護人才。這就需要我國的教育體制、學校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與生態文明建設實際相適應。只有培養具有真正實踐技術的環保人才,才能將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推向快車道。
以環境立法頒布保護生態文明成果。日本環境教育的順利開展和環保工作的有力進行,離不開環境立法的有力保障。從1967年國會通過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到1970年對其進行的修訂和通過的14個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一直到1995年國會制定的《環境基本法》,日本環境教育最終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障。一路走來,日本針對環境保護的立法從兩個角度持續發展,一是涉及的方面越來越全面,如果說1967年頒布的公害對策基本法是當時應對四大公害的單方面的倉促之作,那么后來對其的修訂和頒布的14個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則是立足日本現實和環境保護的現實上的全面而主動追求,這體現了日本環境保護的決心和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發展生態文明的勇氣⑧。二是頒布的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位階越來越高。1995年頒布的《環境基本法》是一部根本法,具有較高的法律地位。這充分體現了環境保護在日本政府心中的地位之高,已基本等同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涉及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同樣需要法律的保駕護航,我國正處于快速發展經濟的階段,僅靠環境教育顯然不能遏制一些不良企業以犧牲環境而追求短期效益的惡劣行為。只有借鑒日本的環境立法經驗,制定并頒布全面而深入的法律法規,提高這些法律法規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性,使其成為遏制不法企業惡意追求企業利益的殺手锏,從根本上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打造一個優良的發展環境。
綜上可知,日本環境教育給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我國要立足實際,有選擇地學習和借鑒日本成功經驗,使其成為我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推動力。但解決環境問題,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和付出,特別是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仍然是當前黨和政府的頭等大事,因此,必須慎重處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值得慶賀的是,經過黨和政府的長期努力,我國的環保問題已取得明顯的成績,我們堅信,只要所有人都參與進來,齊心協力,埋頭苦干,必將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走出一條健康的、快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道路。
(作者單位: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本文系河南省二〇一四年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日本垃圾分類及環境教育對中原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42400410936)
【注釋】
①余謀昌:“生態文明是人類的第四文明”,《綠葉》,2006年第11期。
②王東:“淺談土地荒漠化的成因及治理”,《內蒙古草業》,2010年第2期。
③江曙光:“中國水污染現狀及防治對策”,《水產科技情報》,2010年第4期。
④程淵:“中國大氣污染及生物治理措施探討”,《林業資源管理》,2009年第3期。
⑤歐陽蔚怡:“日本小學的環境教育”,《中小學管理》,2003年第9期。
⑥劉繼和:“二戰后日本的環境教育”,《比較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⑦沈寶祥:“把‘生態文明’引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決策》,2007年第9期。
⑧牛玲娟:“日本環境教育解析”,《中國環境干部管理學院》,2002年第3期。
責編 /張曉